太虚大师的特征

　　——新与实

　　仁俊

　　 这是海刊第二次出专刊纪念大师，第一次是四十六年，事隔十年，大家更认真底出专刊纪念他，足见他太值得纪念了。近代中国的佛教史，大半通在大师身上，可说有了大师，近代的中国佛教史才有了声色与价值。这样的一位大师，功德与贡献，见地与僧格，是广大与纯洁的，赞仰的人相当多，不用我说。我只想从他的特征——新与实——上发挥。

　　 数十年来的中国佛教界，有一种特殊现象：许多人一谈到大师，总似乎意味着他是「新派」的领导者。新派，在这般人的感觉中，都以为是与旧派对抗或作梗的；想得严重些的，简直认为是否定而革除固有的一切。这样，对大师的误解就很深了。他平生即因此遭受到许多无谓的障碍和困扰。其实，像他那样的涵浑恢廓，根本不曾有过新旧派对立的观念，更不曾想到否定而革除固有的一切，祇是对那些有碍于发展佛教的许多畸形现象，积极地想给以速切的改造而已。他虽然也曾高喊过(三种)革命口号，但那是对教界的沉迷不醒者的一种警钟，一种激力，藉此使其自动振奋，自动革新。当他立志革新中国佛教之前，对自身就曾彻底的革新过几番。本此革新的体验、精神，才将固有的积习沉痼或治或拔，于净落坚贞中领导后进，持续而绍隆了中国佛教的慧命。

　　 他的新，是得力于自心的研究、体悟。他从自心中所体悟得的新，一切契合于佛法本质，而又能善巧地应导一切。他在青年时代——十七岁的时候，对(禅宗)话头即默自参究，寝馈不懈。十九岁于西方寺阅藏时，对心地的调伏、摄敛，更为着力，悟境渐启。「积月余，大般若经垂尽，身心渐渐凝定。……座经数小时，如弹指顷；历好多日，身心犹在轻清安悦中」(自传)。这是禅悟与空明交相映发的一种境界。古代教观并重的大德，大致都有过这番类似的证境。不着此境而藉其作为观慧之资，则能深入而深证佛法。大师出定后，「旋取阅华严经，……所有禅录疑团，一概冰释，心智透脱无滞」(太虚大师年谱)。到此，他已是定慧(不一定是无漏慧)相融了。他的文字，他的知见，他的行径，与往常完全两样了。这就是他「新生」的开始。他的新，是由于悟入自心，是从自心的底层里吸触到诸「佛法分」。学佛法，最根本的是从心底新起，身行与口行的新，都是以心底的新作基础的。心底的新是生命航程中永久的南针，对准着它而航驶，才不会迷失方向。中国近五十年来的佛教，于飘摇险恶中能站住了脚，一面是得力于他的弘扬与呼吁，一面是由于他领导得很正确。他的新是着眼于清净的，他越谈新一切越做得清净。重清净而又不偏于隐遁、寂灭，总是以如炬的目光察警自身，察体众生，察透时代。故能终其身使自己不曾迷失方向，也让许多人从迷失方向中转出来。

　　 佛法的自新纯从自觉中来，从自觉中获得的自新，是净信与正智的合一。佛教是存在于自觉上的，自觉上的自心新得脱体光彻，佛教始能活泼泼灵跃跃地存在。大师是最重自觉的，最重于从自心上力求自新。他认为自心的新，是世出世间一切的新的根本。他所说的自心，即是(一分)大乘经中所说的众生本具的真净心。悟得了此心，才会一新而永新。中国佛教自唐宋以来，真净思想最为盛行，许多大师都是从真净中透悟出来的。他在这样的熏染下，由禅而般若，而华严，而起信，而楞严，而唯识，一一底融贯起来，而结果都是侧向于真净心。他的悟是悟入真净心，他的行是出发于真净心。不与烦恼相应的真净心，一被他把捉到，脚跟就完全着地了。他从灵悟中真切地观察中国二千年来的佛教，许多地方委实太陈旧了，太松脱了！于是乎他总想把佛教改革得更新鲜，更紧凑些。由于他本身的一切非常新鲜而紧凑，所以始终沾不上一点点的陈旧与松脱的习气。在他之前或与他同时高唱改革佛教口号的许多同袍，没有多久，不是软化，就是(与腐旧者)和化，很少挺到底的！唯有他勇往直前地吶喊、呼吁，才多少感动或改变了中国佛教界的观感。他这样的坚持、奋进，全是得力于他的悟境的指点、策勉。对佛法悟得活透了，一定会从方便中施设一切的。「内依佛法，外适时机」(大乘宗地图释)，即是他由方便而施设一切的证明。从佛法的根源——觉性上所体悟得的新，是与尘染绝缘而又能不远离尘染的新，「恰恰红尘漠，恰恰青天湛」(潮音草舍诗存)，乃是这一风格的特征。中国讲真常的大师，特别重视净心的体悟、护持，所以其情操与风德往往是一等的。从真常中体悟过来，最容易引起真常新的意念，这给精神上的鼓励够强大的。真常思想特别受到中国学佛者的好乐，与此有关。虚大师就是从真常净中获得真常新的一个人，从他生前生后所表现所遗留的上面看，显得相当清净，足见他的新是具体而彻底的。

　　 他的悟不只一次，大致的说，是以西方寺的悟境作底子，审谛体照而悟入整个佛法。「从兹(民国三年于普陀闭关时)有一净身果明觉的重心为本，迥不同以前但是空明幻影矣」(自传)。照这样看，他在西方寺所悟入的，仅是从定境相应的「空」、「明」、「乐」中涌发出一种猛利的慧解而已，还不曾悟入真净心；这次才真底悟入了真净心(亦可说是悟入了楞严心境)。他的著述中偶尔自称得佛陀妙觉的心境；或者自己承认有确切之经验，即是约他所悟入的明觉的真心说的。民国五年，他又悟入了唯识义。至此，于「宗」于「教」可说豁然贯通了；感染也更脱落了，所以自称「死于此(民国五)年」。他经过这一番的死，以后的一切才真地活起来。他能(与自家烦恼)拚得死，也能(耐受苦恼而)活得透，这就是新极而健极的伟大本领。「一扇板门蚌开闭，六面玻窗龟藏曳，棺材里歌薤露篇，死时二十有八岁」(昧龛诗录)。他大死的时候记得很清楚，所以，他也活得很明彻。于明彻中表现出的一切，当然是够新的。新得不带一点渲染，没有一点张扬，这才新得本分，新得本色。从这样的新中随机摄引，所开示所启发的，就非常适切而恳到。佛法的兴盛、流通，就是藉这样的新扎下根基的。大师到一处就兴一处，说一句就留一句，一切的一切总使人感到珍贵而新颖。他给中国佛教的一种最大力量：内新鲜而外新颖。从新鲜的意念上所引发出的新颖知见，是既契顺佛法而又能应导时潮。佛法如不能深入而应导时潮，改变时潮，就很难存在与发展了。如要深入而应导或改变时潮，那就得推陈出新而肆应曲当。人类的观感必须经常有新东西、新印象的投射、激发，始能引起他的追求与爱好，佛法要想引起人类的追求与爱好，也惟有以新方法灌输新印象。不过，这样一来，就有人着实感到新得过火，认为要不得的。中国佛教不容易走上新的正确的前途，一半是这样的观念在作祟。一个真正新透了的人，许多的倡议、举止，一开始同情的总不多。这种「孤明先发」的人物，对时势，对理致，总是意料而心度得非常准切，为着应导时势阐扬理致，就所料所度的揭布出大师的新，是从自得中自发的绝对自新。观念上有了这种新作风察照，真新与伪新则辨清楚了。因此，他平生反对伪新而提倡真新。对那些为伪新所迷误的分子，总是正直地给他们指点出进入真新的门路。「佛教中心的新，即是以佛教为中心，而适应现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佛教。……若不能以佛教为中心，但树起契机标帜，而奔趋时代文化潮流或浪漫文艺的新，则他们的新，已失去了佛教中心的思想信仰，而必然的会流到反俗判教中去，这都不是我所提倡的新」(新与融贯)！他的新是佛教本位的，是依佛教为中心而适应一切使一切合于佛教的新。这对那些「时新而不佛教」(太虚宣言)的分子，说得多么苦切！他又说：「中国佛教(华文)本位的新，是以中国二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教为根据，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要上，去吸收采择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以成为复兴中国民族中的中国新佛教。本人所谓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不同一般人倾倒于西化，麻醉于日本，推翻千百年中国佛教的所谓新。亦不同有些人，凭个己研究的一点心得，批评中国从来未有如法如律的佛教，而要据佛法的律制以从新设立的新」(新与融贯)！他始终站在顾护中国佛教的立场上而谈新，始终反对轻视而抹煞中国佛教过去的一切。即此，就知道他所说的新，比一般所说的守旧还要更守旧。不过，他从守旧中却钻出一条新出路来，给中国佛教指出一个新方向，订出一些新方法，教理方面也给重新综合而条理了一下。所以，只要了解他的新是从中国佛教的老根子上发出来的，一切是着眼于中国佛教而广摄其余的，就不会抨击他是狂妄是固陋了。近代中国佛教能露出部份的真面目来，多亏大师自悟自新，力倡力践。重视而追踵大师的新，我们自身和中国佛教才能因新而得救。

　　 大师的新，乃是觅得了一个正确的落脚点，从这个落脚点上稳步前进，一切总显得相当真实。学佛，简括说即是学真实。佛法本质是最真实的。契见佛法即是契见真实。修学的历程中，虽不能立即契见真实，但一切的修学、栽培，无非为着契见真实而作准备。证得实是由于行得实，行得实是由于信、解得实。大师对于净信、胜解、大行是一贯的，可以说有资格讲证了。「故讲学应期于实证，期实证则须学佛之所行」(佛法总学)。他讲学的目标——实证，到达这目标的方法——学佛之所行。佛为圆证法界的「无上师」，是从最真实中而圆证的，所以惟佛堪称大真实者。他想学佛之所行，一定是学佛那样的大真实，以故，实证感极端热奋。他的这种思想，看起来，似乎与般若(学)不相合，因为，以菩萨行为中心的般若学，是重学不重(速)证的。深广而时劫甚长的大乘道，必须修集而充实了无量福慧，始能自自然然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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