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证。如缺乏了这些，一味的讲实证，即使发的菩提心，也会堕入小乘。因此，般若学才重深学(福慧)而不重速证。这，他是最了解的，所以，又自称「无求即时成佛之贪心」(优婆塞戒经讲录)。既不急求佛果，也就不会堕入小乘。那末，他为何要那么提倡实证呢？他的思想是渊源于真常大乘，这是特别重佛与重证的，因此，他也就特别重佛重证。不过，他是深知急求速证的流弊的，所以又说无求即时成佛，这与般若学的意趣是相通的。他的提倡实证，目的是教人不退于大乘，「真参实悟，为入大乘之正轨」(佛法导言)。他最服膺于禅宗的参悟工夫，从修学的最可靠的上面说，由悟而起修，确系最稳当的。这与圣教的初(发心)住的菩萨「悟不由他」，而直趣于大乘是一样的。他的表现，具有禅者的恬静风格，而却无禅者的隐遁性格。这由于他多了一重观念：要善集而广用福慧。中国佛教没有衰微得近于枯萎，多半靠了他的这种功德的滋润与支持。
禅教相融，是大师的本旨。中国的宗门禅，(起初)本是重经的。天台、贤首，也同样重经的，他是从这些入门的，自然也重经了。不过，禅宗的特征——重证，是行重于解的，故仅是以(一分)经为印证而已。大师受禅宗的影响极深，对圣教着重具体的综合与沟通，也并不过细的分析或简择。这自然就倾向于行证了，所以，他对于重行的古德非常赞叹：「道安的重行系永远是中国佛教思想的主动流」(论中国佛教史)。安公确是中国佛教前期中唯一的重行大师。是中国佛教一切典制的创奠者，巩固了整个中国佛教的基础。特重于行的中国佛教，是以行摄解而趣于证的，便是从证验中阐发佛法的真实性的。这与印度后期的「论师出解行者多而证果者少」(律净密禅四行论)的情形是不同的。大师最注重于实证，所以总肯定地说：「此自修证，自觉自度，正是佛法的肝心」(人群政制与佛教僧制)。这种精神近代的中国佛教早已失去了，他尽力的提倡实证，用意即在于唤醒而激起这种精神。这里，他有一个基本观念：度人必须先立稳了自己脚步。自家对佛法有了实证，脚步才立得稳(就广义说，由小乘的五停心到大乘的十信，都可以称为证，与这种起码的证验相应了，在佛法中才勉强着得了脚)。佛教的人生观，同放「烟火」不同，是要生生世世相续而发达下去的，这，除了努力行证，别无他法。
他的行证观：「重渐不重顿」(佛陀学纲)。从大小乘行证的层次上看，渐行渐证才是正常的。「故修大乘法者，……不能苟安图便，妄想从众生界横达佛界」(法性空慧学)。(凡俗)众生与佛的阶位差得太悬绝了，一下子就想从众生界横达佛界，绝对办不到的。因此，他痛斥禅宗「越阶而登」(法相唯识学)；因此，他坚持「故今中国施设之佛教，应为从人至佛之大乘渐教，而切实从人做起」(酬对)。以人身一级一级底向上体践，不求速成，不许迟滞，这才是最可靠的大乘作略。「今末流之弊，亦因混融躐等而致」(日记)。中国佛教在「立地成佛」、「即身成佛」的误解下，许多人不知不觉地由躐等而引起夸狂感，因此而误了自己的不知几多！「印度小乘之弊——急求近功速效，华夏大乘之弊——躐等相尚」(序跋)。中国的民族性好高好简，总是想从简捷中一下子爬到顶，这必然要躐等的。近代中国佛教的空虚、混杂，与此有关。学佛法，绝不能有一毫侥幸心的。有一毫侥幸心存在，总不能如如实实底契见佛法。侥幸心是由于志行的不坚不正、不深不广所引起的。大师为着对治这，于民四之冬，即便确立「……余则志在整兴僧(住持僧)会(正信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行自述)之大愿。他的志行是僧俗兼顾大小并举的，由这一意趣而形成的观念，就特别重视制度了。「故中国人之学佛，不愁其无一二超迈之豪杰，而虑鲜能谨于常制也」(学行)。超迈的豪杰之士，思想与理论可能是一等的，一谈到从常制中贯彻坚卓的志行，就很难做到。他对于这格外担心、挂虑，足见他的志行时时顾到常制。他许多方面都是超迈的，然而，他绝不肯因超迈而忽略了应守的常制。所以，他尽管具有天生的豪杰气质，而却能以贤圣为鉴而羁勒豪杰的不羁之行。宗教性的完整大师，没有一个不以贤圣心行羁勒着豪杰的不羁之行的。宗教价值全藉这样的人物具体呈现出来，大师就是这样的。由于他的重视常制，所以总是大声疾呼「不能更改律仪」(佛乘宗要论)！在他的心目中，律仪(戒)是建僧导俗的唯一依准，绝不能须臾离的。「故欲建立佛教的社会，当依律仪为根据」(佛学讲要)。依着合情合法的律制，事行上的一切才有真实表现，理证的真实乃是依事行的真实而体入的；忽视了事行的真实，绝不能契见理证的真实。大师重视律制的主眼在此。
他很早就献身佛教，经常在事行的应付或发动中，自难彻底免除俗习，幸而他的悟性提醒了他，「渐患身心不入律行，乃掩室普陀，欲勤戒定，痛治骄惰，究律藏以整行事，……其尤得益者在律仪」(律净密禅四行论)。他一感到身心不入律仪，当下即依律论治骄惰，这种不稍因循的精神何等强毅！他个人的真转机、真表现、真影响，固然与他的悟有关，同时更由于他重律所致。他能折节究律，死心践律，由此而养成素朴圣洁的僧格，这才超越了一般的学教者。他那样的重律，乃是想藉律制陶练成真实的僧格，以此具有真实僧格的僧伽作为复兴中国佛教的张本。「戒律是生命线」(新与融贯)。(戒律)「乃佛法住世之命脉」(大乘宗地图释)。把戒律看得这么认真、着紧，这就是他对佛法的一副真实心肠，一种切实体验。事行上的一切秩序、规制，不以戒为范畴、为限制，就等于脱缰之马而无法控制。中国佛教松散得没有一点统摄力、警惧力，问题就在律制没有受到重视，没有发生效力。所以事行上表现不出真实精神、优良风气，相率而流于纵逸、混沌。「教理无论如何高尚，若律仪不备，终难免徒众涣散，世人憎嫌」(讲演)。这是现代中国佛教的写照。大师肯定事行上的真实、清净，惟有着重律仪始能实现，他的一切倾向而侧重于律仪，即说明了他的真实是不离律仪的。从事行的表现上说，除了倡践律仪，又从何处表现真实呢？所以，要了解他的真实，应该从他的重视律制上去了解。「起码要守淫杀盗戒，尤以守淫戒为僧，……」(文丛)。出家牢守着淫戒，清净与真实才能成就，他这样说，乃是他的真切立身处。我们对于他的这番遗教，千千万万要重视，要遵守，中国佛教才能从清净真实中，豁露出新面貌新景象来！
纪念大师，必须对他的新与实相续地体念而仰效，他的悟性与僧格才能一分或多分的从我们的身心上展现出来。否则，光是几篇文字一场聚合，不肯从旧与伪中奋跃出来，这岂但是讽刺大师一人嘛！
(民国五十六年太虚大师上生二十周年纪念文)
《太虚大师的特征——新与实》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