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家人身份混迹俗世，小說“好寫美人，飄渺無方”，“遊離于清末民初的衆聲喧嘩之外”，男情女愛的在他的小說中曲盡回腸蕩氣、深情綿邈之致，若將曼殊的生活與創作相結合，你或許更深入地了解曼殊的小說。曼殊的志向其實並不在于外界的定位，而在于個我心靈自由的尋求。正如他講述的愛情，在世俗力量的重重壓力之下，無法獲得現實的合理性、可行性，只是尋求情感的真實性。如果他的小說都以“大團圓”結尾，曼殊就失去了他一直執著守護著的自我：在這樣一個紛亂汙濁(這是曼殊多次對當時現實的定義)的世界，真正的愛情只能如此以悲劇告終；也只配讓人放浪形骸的活著。 曼殊小說通過講述悲劇故事，表現了一種主體性的覺醒，在救世與救心之間，選擇了後者。他不僅僅是講故事，更重要的是表達一種對人生的體驗，“莫名之惑”，與改良派以小說作爲參與社會政治的工具相比，具有了更多的現代性；在譴責小說甚至囂塵的時期，對自身進行深入的思考。

　　曼殊破壞不了世界，只有來破壞自己了。曼殊雖然出入于歌宴酒肆，但他“獨恬事外”，這在他的小說中也可以看出來，小說中的愛情從來不涉及肉欲，說這是出家人的宗教式的愛情觀也好，“以情求道”的言情也罷，個中透露的是一個赤子之心的曼殊。

　　曼殊小說是“一個在東西文化、俗聖生活的矛盾中苦苦掙紮的心靈的自白。”曼殊小說的影響我不再多費筆墨，我試著借別人之口權代我之聲：陳平原在《論蘇曼殊、許地山小說的宗教色彩》以及《死也愛也，孰爲究竟——〈绛紗記〉》，集中探討了曼殊小說的佛教色彩，認爲蘇曼殊“以情絕情，在愛中涅槃”，表達一種“人間不能有愛，也不能沒有愛”的“宗教式”的愛情觀。金勇之《情與佛：走不出的生存困境——蘇曼殊小說新論》，也探討了佛與情之間的沖突。鄧子美在《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中更是提出蘇曼殊開創了“佛教小說”一派，與譴責小說、俠義小說、鴛鴦蝴蝶派小說並列的觀點，但“佛教小說”是否成立，似有待進一步商榷。陳平原又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肯定了曼殊代表作《斷鴻零雁記》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轉變中的成就，但是認爲曼殊的轉變仍不徹底，仍是以一個故事爲框架，而不是以人物的思緒爲框架，仍屬于繼承《離騷》傳統的“新小說家”。張如法之《處于中西文化夾流中的蘇曼殊的小說》集中探討了蘇曼殊的小說，包括譯述小說《慘世界》，認爲曼殊表現的是徘徊于新舊文化之間的流浪者。林崗之在《彷徨于兩個世界之間——蘇曼殊小說淺評》中認爲，曼殊的創作與人生都彷徨于古典和現代兩個世界之間。郭延禮在其《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叁卷中也指出蘇曼殊“在借鑒西洋小說的藝術手法和促進中國小說的近代化方面有貢獻。”楊義之《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一章“從清末民初小說發展看“五四”小說革命的必然和必要”，認爲曼殊小說將個人情感悲哀上升爲國家之憂，落筆別有詩人風致，“明潔隽逸，”在淒婉哀切之處透露出一種青春氣息，迥異于林纾的“沈沈暮氣”和鴛鴦蝴蝶派的“馥馥脂粉氣”，具有反對封建禮教、唯美主義、理想主義之色彩。最後將蘇曼殊定位爲“舊民主主義時期別具一格的“詩僧”，也是預示浪漫抒情小說在“五四”時期獲得長足發展的一個先驅。”李歐梵在其《現代性的追求》中，將蘇曼殊與林纾、郁達夫等代表中國現代作家中情感一派的代表來比較，分析他們書寫情感的不同方式。指出林纾與蘇確立了建立于情感基礎之上的個性方式。認爲蘇曼殊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與西方的結合，跳出了林纾的“儒生”模式，而又不同于其後的郁達夫的以性爲基礎的情感模式。郁達夫(在他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蘇曼殊的情感的影子)曾批評曼殊小說“不太自然，不太寫實，太過做作”。 以一個現代小說家的眼光而言，曼殊的小說確實不合格，實際上，曼殊的小說只是他情感的一種流露，正如他的爲人一樣，若以常人的眼光，便“不太自然，不太寫實，太過做作”了。他原想在創作中安身立命，終于有一天，他發現這是不可能的，“此道不足以安身立命！”羅建業說他“潔其志而穢其迹，清其志而穢其文，”可謂理解曼殊之語。這裏，並不想一味拔高他的小說的地位，曼殊只是開啓了一種探索、一種可能，但這些，就已經足夠了。

　　由于曼殊大師身世坎坷、淒慘，從小就體弱多病，長大後志向又多遭挫折，生活不定，漂泊爲生，加上有病不治，自我作殘，致使1918年5月2日(叁月二十二日)下午4時，因胃病嚴重，醫治無效，圓寂于上海廣慈醫院，享年只有叁十五歲。蘇曼殊是被公認的天才人物，像他這樣高資質的人，如果能生活在一個比較合理的家庭環境裏，他自己又善自珍視，起居飲食有規律從而得以延壽的話，那麼，憑著他的天才和智慧，他的成熟，一定可以和僧肇、玄奘大師齊名，對祖國的文化事業應該會有更大的貢獻。然而大師沒有這樣，遺憾的是他來到這個世界仿佛只是一名匆匆過客，活了叁十五歲便撒手而去，實在爲他的天才和智慧而感到唯有說不完的惋惜。誠然，曼殊大師的身世之迷、淒慘，童年又是那樣的遭遇是不幸的，他所處的時代是黑暗的，在人生的旅途上他是悲哀的，這當然是一般世俗之人之所見。

　　收拾禅心侍鏡臺

　　總結在前的評述，蘇曼殊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浪漫詩僧，而他在現代中國文壇的貢獻，在于他是一位有革命情緒的愛國主義者，以愛情爲主題、塑造了特殊女性的小說家，禀賦靈性，多情善感的詩人，他也是一位中西文化交流、翻譯界的先知先覺。他生長在中國曆史上最黑暗的時代，因此養成了他在後期中那種厭世的態度，放蕩的行爲，戕害自身的嗜好；這些他生活中的汙點，終于戕害了他的身體健康，使他英年早逝。他的不幸遭遇，亦可視爲對于這個黑暗時代的一種消極的抗議。在這方面，我國文學史上不乏前例，從莊子、阮籍、到李贽、龔自珍等人，形成了與正統相反的一條線索，他們我行我素，遺世獨立，莊子的遊世精神，阮籍的佯狂矯世，龔自珍的叛逆覺醒；又如屈原的厭世自殺，李白的整日狂飲，關漢卿的涉足花叢，與曹雪芹的鍾情裙衩。倘若我們無視他們的曆史背景與個人遭遇，僅以主觀的批評，斤斤诟病他們的那些時代的弱點，我們將抹煞這些偉大作家在詩、戲劇、小說方面的光輝的成就。

　　解讀蘇曼殊，絕不是一件輕松的事，任何一種看似合理的解釋均或多或少透露著一種牽強。在緩緩滑過腦際難以計數的詞彙中，我努力說服著自己，極勉強地選擇了“形爲心役”、“以情求道”一詞來爲蘇曼殊叁十五年的坎坷人生來作出終結性的評語。

《解讀曼殊五部曲》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