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家人身份混迹俗世，小说“好写美人，飘渺无方”，“游离于清末民初的众声喧哗之外”，男情女爱的在他的小说中曲尽回肠荡气、深情绵邈之致，若将曼殊的生活与创作相结合，你或许更深入地了解曼殊的小说。曼殊的志向其实并不在于外界的定位，而在于个我心灵自由的寻求。正如他讲述的爱情，在世俗力量的重重压力之下，无法获得现实的合理性、可行性，只是寻求情感的真实性。如果他的小说都以“大团圆”结尾，曼殊就失去了他一直执着守护着的自我：在这样一个纷乱污浊(这是曼殊多次对当时现实的定义)的世界，真正的爱情只能如此以悲剧告终；也只配让人放浪形骸的活着。 曼殊小说通过讲述悲剧故事，表现了一种主体性的觉醒，在救世与救心之间，选择了后者。他不仅仅是讲故事，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对人生的体验，“莫名之惑”，与改良派以小说作为参与社会政治的工具相比，具有了更多的现代性；在谴责小说甚至嚣尘的时期，对自身进行深入的思考。
曼殊破坏不了世界，只有来破坏自己了。曼殊虽然出入于歌宴酒肆，但他“独恬事外”，这在他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出来，小说中的爱情从来不涉及肉欲，说这是出家人的宗教式的爱情观也好，“以情求道”的言情也罢，个中透露的是一个赤子之心的曼殊。
曼殊小说是“一个在东西文化、俗圣生活的矛盾中苦苦挣扎的心灵的自白。”曼殊小说的影响我不再多费笔墨，我试着借别人之口权代我之声：陈平原在《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以及《死也爱也，孰为究竟——〈绛纱记〉》，集中探讨了曼殊小说的佛教色彩，认为苏曼殊“以情绝情，在爱中涅槃”，表达一种“人间不能有爱，也不能没有爱”的“宗教式”的爱情观。金勇之《情与佛：走不出的生存困境——苏曼殊小说新论》，也探讨了佛与情之间的冲突。邓子美在《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中更是提出苏曼殊开创了“佛教小说”一派，与谴责小说、侠义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并列的观点，但“佛教小说”是否成立，似有待进一步商榷。陈平原又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肯定了曼殊代表作《断鸿零雁记》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成就，但是认为曼殊的转变仍不彻底，仍是以一个故事为框架，而不是以人物的思绪为框架，仍属于继承《离骚》传统的“新小说家”。张如法之《处于中西文化夹流中的苏曼殊的小说》集中探讨了苏曼殊的小说，包括译述小说《惨世界》，认为曼殊表现的是徘徊于新旧文化之间的流浪者。林岗之在《彷徨于两个世界之间——苏曼殊小说浅评》中认为，曼殊的创作与人生都彷徨于古典和现代两个世界之间。郭延礼在其《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三卷中也指出苏曼殊“在借鉴西洋小说的艺术手法和促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化方面有贡献。”杨义之《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章“从清末民初小说发展看“五四”小说革命的必然和必要”，认为曼殊小说将个人情感悲哀上升为国家之忧，落笔别有诗人风致，“明洁隽逸，”在凄婉哀切之处透露出一种青春气息，迥异于林纾的“沉沉暮气”和鸳鸯蝴蝶派的“馥馥脂粉气”，具有反对封建礼教、唯美主义、理想主义之色彩。最后将苏曼殊定位为“旧民主主义时期别具一格的“诗僧”，也是预示浪漫抒情小说在“五四”时期获得长足发展的一个先驱。”李欧梵在其《现代性的追求》中，将苏曼殊与林纾、郁达夫等代表中国现代作家中情感一派的代表来比较，分析他们书写情感的不同方式。指出林纾与苏确立了建立于情感基础之上的个性方式。认为苏曼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与西方的结合，跳出了林纾的“儒生”模式，而又不同于其后的郁达夫的以性为基础的情感模式。郁达夫(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苏曼殊的情感的影子)曾批评曼殊小说“不太自然，不太写实，太过做作”。 以一个现代小说家的眼光而言，曼殊的小说确实不合格，实际上，曼殊的小说只是他情感的一种流露，正如他的为人一样，若以常人的眼光，便“不太自然，不太写实，太过做作”了。他原想在创作中安身立命，终于有一天，他发现这是不可能的，“此道不足以安身立命！”罗建业说他“洁其志而秽其迹，清其志而秽其文，”可谓理解曼殊之语。这里，并不想一味拔高他的小说的地位，曼殊只是开启了一种探索、一种可能，但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由于曼殊大师身世坎坷、凄惨，从小就体弱多病，长大后志向又多遭挫折，生活不定，漂泊为生，加上有病不治，自我作残，致使1918年5月2日(三月二十二日)下午4时，因胃病严重，医治无效，圆寂于上海广慈医院，享年只有三十五岁。苏曼殊是被公认的天才人物，像他这样高资质的人，如果能生活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家庭环境里，他自己又善自珍视，起居饮食有规律从而得以延寿的话，那么，凭着他的天才和智慧，他的成熟，一定可以和僧肇、玄奘大师齐名，对祖国的文化事业应该会有更大的贡献。然而大师没有这样，遗憾的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仿佛只是一名匆匆过客，活了三十五岁便撒手而去，实在为他的天才和智慧而感到唯有说不完的惋惜。诚然，曼殊大师的身世之迷、凄惨，童年又是那样的遭遇是不幸的，他所处的时代是黑暗的，在人生的旅途上他是悲哀的，这当然是一般世俗之人之所见。
收拾禅心侍镜台
总结在前的评述，苏曼殊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浪漫诗僧，而他在现代中国文坛的贡献，在于他是一位有革命情绪的爱国主义者，以爱情为主题、塑造了特殊女性的小说家，禀赋灵性，多情善感的诗人，他也是一位中西文化交流、翻译界的先知先觉。他生长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因此养成了他在后期中那种厌世的态度，放荡的行为，戕害自身的嗜好；这些他生活中的污点，终于戕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使他英年早逝。他的不幸遭遇，亦可视为对于这个黑暗时代的一种消极的抗议。在这方面，我国文学史上不乏前例，从庄子、阮籍、到李贽、龚自珍等人，形成了与正统相反的一条线索，他们我行我素，遗世独立，庄子的游世精神，阮籍的佯狂矫世，龚自珍的叛逆觉醒；又如屈原的厌世自杀，李白的整日狂饮，关汉卿的涉足花丛，与曹雪芹的钟情裙衩。倘若我们无视他们的历史背景与个人遭遇，仅以主观的批评，斤斤诟病他们的那些时代的弱点，我们将抹煞这些伟大作家在诗、戏剧、小说方面的光辉的成就。
解读苏曼殊，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任何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均或多或少透露着一种牵强。在缓缓滑过脑际难以计数的词汇中，我努力说服着自己，极勉强地选择了“形为心役”、“以情求道”一词来为苏曼殊三十五年的坎坷人生来作出终结性的评语。
《解读曼殊五部曲》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