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占有森林資源和具有一定商業資本。出租土地、牲畜和租息和經商收入在寺院經濟中占有相當比例。1958年宗教製度民主改革後，寺院的經濟特權被廢止，各寺普遍開展以寺養寺活動，爲寺院增加收入。這裏面包插寺院飼養小量牲畜的收入、外售經文的收入、寺辦商店的收入等。不少覺囊派寺院地處牧區，都有小量牲畜，較大寺院牧畜數量可觀，如賽貢巴寺有牛100余頭。寺院把自己飼養的牲畜讓附近群衆代牧，收取小量的奶子、酥油等，但這主要是解決僧人日常吃奶等部分生活問題，這方面的收入只占總收入的極少部分。由于覺囊派寺院處于川青牧區，氣候寒冷，地域偏僻，交通不便，幾乎沒有旅遊收入，商業、運輸業的規模亦很小。再者，該派傳布區範圍狹窄，自派寺院、僧人數量有限，雖有印經院印刷一定數量的經卷，但主要供給本寺和附近寺院的經院，故亦無大量收入。第二，群衆布施。這方面的收入占總收入的一半以上。覺囊派傳布區和其它藏區一樣，群衆對佛教具有虔誠的信仰，對寺院和僧人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寺院在宗教信仰、道德及文化教育等方面滿足了群衆的需求，而群衆對寺院給予了強有力的經濟支撐，二者相互結合，相互依存，形成相對封閉不斷循環的宗教體系。群衆爲了消除災渦，祈求平安，滿足精神上的需求，寄希望于寺院，樂于把大量的錢財、牲畜等布施給寺院，有的信徒一次竟布施幾千元，甚至上萬元。寺院僧人爲群衆念平安經，超度亡人，爲結婚者念喜慶經，爲病人誦經祛病等，群衆亦付給一定報酬，其中爲亡人誦經所得布施財物的比例最大。一般來說，群衆爲寺院布施財物是自願的，寺院不采取任何強迫手段，但群衆中攀比思想嚴重，在布施方面總是不甘落後，不願表現出寒酸哭窮的姿態。另外，寺院每年通過舉行大型的宗教活動也可以得到一大批布施財物。寺院還常爲祈雨、防雹、防霜、祈求農牧豐收、地方平安等舉辦宗教集會，附近村民一般都積極爲寺院背水、送柴、燒水、做飯等，也自願捐助一些財物，對寺院在經濟上給予直接支持。寺院的布施收入不僅保證了寺院的宗教活動，而且不定期地將多余的布施財物，按等級分發給僧人，以維持僧衆的生活。第叁，僧人家庭供給。初入寺的覺囊派僧人的生活，原則上由其家庭負擔全部生活費用，包括衣食物品，乃至住房的修建等。如果家中無人，則由其親友供給，這對寺院是一種間接的支撐。部分小型寺院，僧人更是常住在家，在經濟上與自己的家庭保持著比與寺院更爲密切的關系。待到學成後，僧人自己一方面在寺院可分配到較多的布施財物，另一方面自己直接可獲得宗教活動收入，這樣不僅能維持自身生活，有時還能資助自己的家庭。
二、經典學習
覺囊派流布地區與其它藏區一樣，群衆中有很深的信仰基礎。“凡家有數子者，僅留一人繼承家業，余多送寺爲僧，或至少一子爲僧，有時獨子亦送寺爲僧。如有一女二子，則留女贅婿承業，而使子爲僧。”除了虔誠的信仰，還因爲喇嘛在社會上地位較高，出家爲僧“可招致本身及家庭福祉”，在舊時可免納糧當差之苦，如家庭經濟不足，可獲得生活上的保障；直至今日，不少人仍視出家當喇嘛爲一種職業，現30多座大小覺囊派寺院，有僧4000余人。據石碩、張建世于1989年9月調查後寫出的《藏傳佛教寺廟與所屬社區關系的個案分析》(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0年第4期)，壤塘縣夏炎村全村現有56戶、219人，其中男性117人，女性102人，該村覺囊派寺院夏炎寺，現有入寺僧人49名(其中尼姑1人)，占全村總人口數的22·4%；全村56戶中，入寺爲僧的家庭30戶，占全村總戶數的53·6%，其中4戶一個家庭中3人爲僧，有11戶一個家庭2人爲僧。入寺僧人在年齡上具有趨小的傾向，49名僧人中，7-20歲的僧人27名，占僧人總數的55%。以上數據基本上能反映整個覺囊派教區的一般情況。
入寺小孩多在六七歲可照應自己生活時，父母即求寺院負責人收錄爲徒，投靠已在寺院的伯、叔、舅、兄等親屬，住在一起，由這些長輩親任師傅收錄爲私淑弟子。無同族長輩、親友者，則由寺院選派喇嘛管教。入寺後，兒童之生活所需，原則上由家中供給，類如送子上學，師傅負責教讀藏文經典，管理飲食起居，乃至品德教育、人品熏陶。先學藏文字母和拼寫規則，打好文字基礎，並學習必要的各種拜佛儀式和做酥油糌粑花供的技術。學習書法時，因覺囊派經文多爲手抄本，故特別重視草書和縮寫字的書寫和辨認。結合學習藏文，開始背誦一些簡短經文，如《觀音六字真言》、《皈依經》、《度母頌》、《忏悔經》、《四曼荼羅供頌辭》、《佛頂大白傘蓋陀羅尼》、《不動佛陀羅尼》等，待有一定基礎，由師傅簡單地講解經意。通過學習《法行論》，了解有關佛經繕寫、供養、施贈、聽聞、受持、披讀、開演、諷誦、思維和修習等方面的基本知識。次誦《勝樂經》、《大日如來經》等，主要念誦密咒，並不深解其義。該派主張以顯密雙運現證菩提，顯爲密之根基，入寺僧人以15歲左右正式進入經院學習，學完經院課程需10至15年，其間可自籌資斧，赴西藏、甘孜等地朝拜宗教聖地或入大寺投師習經，或擇地靜修，約在25至30歲顯宗學業結束後，再入禅院修煉密法。僧人經過2至3年的顯宗學習，並在禅院修六支加行法3年，始稱之爲“紮哇”，學完全部規定的課程，並經過長期修煉，完成圓滿次第，有資格爲他人灌頂者，始稱之爲“喇嘛”，意爲上師，這是很高的榮譽。有喇嘛稱號者，在寺院僧人中只占極小數，故其他民族泛稱藏傳佛教出家人爲“喇嘛”是不准確的。
覺囊派僧人修學的內容古今有較大差異。從總體上看，以往重視印度學者的論述和密典的學習，近代則以自派高僧的各種釋論爲主。從朵麥地區覺囊派教法的開創者仲·噶玉哇·仁欽貝(1350-1435)的學法生涯看，學習的內容上要有7個方面：
1、《時輪經》及其各種釋本，時輪六支加行修法。
2、有關彌勒學說的20部著作：①“慈氏五論”，即相傳彌勒菩薩爲無著所說的《現觀莊嚴論》、《莊嚴經論》、《寶性論》、《本地分》和《辯中邊論》；②無著菩薩的“五部地論”：《本地分》、《攝抉擇分》、《攝事分》、《攝異門分》，總稱《瑜伽師地論》，有唐玄奘漢譯本共100卷；③無著菩薩的《二攝論》，即屬共同乘的《阿毗達磨集論》和不共乘的《攝大乘論》；④世親菩薩的“八品論”，即《叁十頌品》、《二十頌品》、《作業品》、《五蘊品》、《疏理品》等五品論著和《莊嚴經論釋》、《辯中邊論釋》和《因緣經釋》等3種釋論。
3、古印度七位阿羅漢所著的“對法七論”，即迦多衍尼子的《發智論》、世友的《品類論》、天寂的《識身論》、舍利了的《法蘊論》、目犍連的《施設論》、拘瑟恥羅的《集異門論》和滿慈子的《界身論》，此七論爲一切有部的根本論著，以《發智論》爲總身，後六論爲支足。
4、上下對法，即無著的《大乘阿毗達磨集論》和世親的《阿毗達磨俱舍論》。
5、“七部量論”，古印度因明論師法稱闡釋陳那《集量論》的因明七論，即《釋量論》、《定量論》、《理滴論》、《關系論》、《悟他論》和《诤理論》。
6、釋迦牟尼所說《律分別》、《律本事》、《律雜事》和《律上分》等四部根本律典及其有關疏釋本。
7、金剛曼、閻摩敵等各種本尊瑜伽密修方法。
後來覺囊派僧人十分重視自派高僧文集的學習，最主要的著述全集有《笃布巴全集》、《多羅那他全集》、《曼木達哇·圖登格勒嘉措全集》和《阿旺措尼嘉措全集》。阿壩賽貢巴寺還學習讓古格西羅桑卻珠的文集，讓古格西求學于哲蚌寺，其著作全集更具有明顯的格魯派特色。覺囊派極重師承關系，學習這些全集，必先拜依上師，由上師先爲弟子作成熟身心之灌頂，誦讀經文一遍，講清師承，扼要講解文句及解脫訣竅等，謂之賜給“勒合朗”，總爲誦讀文集的權力。然後學僧自學通讀，領會文意，不時向上師請教釋難，同時經常聽來寺高僧的專題講座，以加深理解。學習過程中還十分重視實踐，學修結合，知行統一，如學完某一本尊修法，必擇地靜修證悟，從而取得較好的學習效果。笃布巴等覺囊派四位高僧的全集，現壤塘藏哇寺印經院均有手寫體印本。
《笃布巴全集》共7部74種3289頁(藏文長條木刻本，每頁兩面，實爲6578面，以下同)，其中第一部245頁爲笃布巴傳記；第二、叁、四部共13種1594頁，總屬于中觀他空見、般若學方面的內容，主要有《山法了義海論》和《般若經》的各種釋本；第五、六、七部共61種1450頁，主要是各種修行及灌頂的秘訣、方法、儀軌和祈願文等。
《多羅那他全集》有各種版本，其中北京民族文化宮藏本共16函234種7012頁，
曼木達哇·圖登格勒嘉措(1844-1904)，簡稱曼木達哇或格勒嘉措，是覺囊派近代的著名學者。他是壤塘縣尕多鄉曼木達村人，爲壤塘藏哇寺金剛上師阿旺群帕(1808-1877)之侄，父名紮拉傑合洛，母名吉果瑪，弟妹5人，排行第一，二弟加傑達瓦紮巴出家爲僧，幼弟才叁木在家。圖登格勒嘉措自小聰明過人，並受叔父指點，學習藏文、曆算及一般經文，18歲時去德格，求學于甲賽秀、佐欽、八邦等寺，師事阿貢、佐欽寺巴珠活佛、八邦寺工珠活佛等，學習顯宗五論以及《入行論》、菩提道次第、那若六法等。21歲返回故鄉，入壤塘藏哇寺，以金剛上師藏哇比丘阿旺群佩嘉措(1788-1865)爲根本上師，修學覺囊派多種密法。不久，阿旺群佩嘉措圓寂，由阿旺群帕繼任金剛上師，圖登格勒措爲其助手，並師事10余年，系統學習了覺囊派有關時輪金剛、勝樂五神、密集金剛、大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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