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成，帕竹貴族贈送土地、農奴等作爲基礎寺産，以後不斷有新的布施。黃教禁止娶妻生子，嚴格區分僧俗界限，所以寺廟經濟也要自身直接經營，改變了以前諸教派在經濟上同世俗領主緊密結合的狀況，取得了寺院經濟的完全獨立。此外，黃教還有一個特點，它不單純地歸屬于某一個地方勢力，而是爲各個地方勢力敞開大門，任何封建主均可做它的施主，這就使它可能免于地方政治變化引起的動蕩，使它的獨立經濟得到相對穩定的發展。這樣，黃教寺院很快遍布藏區，並形成母子聯寺製。
以甘丹、哲蚌、色拉、紮什倫布四大寺爲主寺，散布在全藏的其它大小黃教寺廟爲屬寺，建立起層層的隸屬關系像母子一樣，聯結成一個比較嚴密的整體。母子寺經濟上各有自己的寺屬農奴、莊園，之間雖有一定的聯系，但又相對獨立；在行政上，子寺的堪布等要職，均需由母寺派出的僧官擔任，或由母寺派出常駐代表掌權，組成了一個集中統一的、全藏性的教團體系。寺廟內部有嚴密的組織製度和寺廟法規，使其統一集中的團體體系得以維系和發展。
寺廟法規中最重要的一項是采取活佛轉世製度。它開始于宗喀巴的弟子根敦嘉措(1475—1542)，目的是爲了同噶瑪噶舉派和仁蚌巴、藏巴汗等政敵作鬥爭，保持自身的鞏固和穩定，解決宗教法統和寺産的繼承問題。結果是鞏固和發展了寺廟的政治與經濟實力，同時形成了以活佛爲核心的、享有至高無上特權的僧侶貴族集團。
黃教的急劇膨脹，和其它教派及地方勢力的矛盾日益尖銳，從15世紀末到17世紀中葉，以噶瑪噶舉派、仁蚌巴、藏巴汗和漠北蒙古卻圖汗爲一方，格魯派、帕竹巴、青海蒙古土默特部和碩特部爲一方，展開了長達一個半世紀的鬥爭。教爭與政爭交織在一起，形成了僧侶貴族同世俗貴族、蒙古貴族與西藏貴族間，有聯合、有鬥爭，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面。
早在根敦嘉措時候，格魯派就向拉薩四周及康、青、阿裏等地擴展，遭到噶瑪噶舉派的強烈反對。1481年，噶瑪噶舉派在仁蚌巴家族的支持下，在拉薩附近修
建兩座寺院，以遏製哲蚌和色拉兩寺的勢力。繼之，仁蚌巴武力占領拉薩，規定黃教僧人路遇噶瑪噶舉派僧人，必須讓路致敬；禁止黃教僧人參加每年的大祈願法會；止貢噶舉還用武力強迫若幹黃教屬寺改宗。但這並沒有製止黃教在其它地區的急速發展。到素南嘉措活佛時，除繼續依靠帕竹政權的支持外，于1578年5月間，與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在青海湖東的仰華寺會晤，雙方律立了政治上的聯盟。同年，雙方互贈尊號，俺答汗贈給索南嘉措“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索南嘉措贈俺答汗“咱克喇瓦爾第徹辰汗”。索南嘉措曾向土默特部宣講黃教教義，爲它以後在蒙古民族中的廣泛傳播奠定了基礎。萬曆八年(1580)，索南嘉措得到西康土司的資助，在康區建造了理塘寺(春科寺)，納西族土司則贈他《甘珠爾》和《丹珠爾》。
萬曆十一年(1583)，俺答汗死，索南嘉措應邀參加葬禮，萬曆十二年，再次到達土默特。一路上講經傳教，許多蒙族皈依黃教。他在途經甘州時，曾給宰相張居正寫信，表示效忠明王朝，爲皇帝念平安經，同時說明他勸說俺答汗率部返回土默特的情況，請求明廷准許他定期朝貢等。這些活動爲後來黃教求助蒙古統治者武力統治全藏作了准備。萬曆十四年(1586)在俺答汗葬禮舉行時，中央政權遣使封素南嘉措爲“朵兒只唱”(執金剛)，並邀他進京。次年，在赴京途中病殁于卡歐吐密。
索南嘉措死後一年，俺答汗之孫，蘇密爾的兒子出生，被認定爲索南嘉措的轉世“靈童”，是爲四世達賴雲丹嘉措(1589—1616)。萬曆叁十年雲丹嘉措在土默特部蒙古軍隊護送下，進藏學經和坐床，翌年到達拉薩。蒙古族統治集團同黃教的關系日益緊密起來。
從索南嘉措離藏到回世達賴來藏後的數十年中，噶瑪噶舉及其支持者藏巴汗，同黃教及其支持者帕竹政權，各自引進蒙古勢力，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早在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仁蚌巴阿旺兒紮的家臣辛廈巴才旦多吉，聯合後藏的一些封建主，推翻了仁蚌迅的統治，自稱藏堆傑波(後藏上部之王)，漢文史料稱爲藏巴汗。後經叁代征戰，控製了衛藏大部。萬曆四十六年(1618)，藏巴汗噶瑪丹瓊旺波推翻了帕竹政權，建立第悉藏巴政權(噶瑪王朝)。與此相應，崇敬噶瑪派的藏巴汗，多方壓製黃教，“幾欲根本滅除”。黃教面臨失去帕竹支持的嚴重危機。四世達賴死後，藏巴汗“疑達賴詛咒，致感多病”，于是下令不准達賴繼續轉世，目的在于製造黃教集團分裂，切斷黃教與蒙古勢力的聯系。萬曆四十五年(1617)和天啓元年(1621)，蒙古軍隊兩次進藏，與第悉藏巴交戰，紮什倫布寺主羅桑卻吉堅贊(後追認爲四世班禅)出面調解，藏巴汗不得不收回成命。另由羅桑卻吉堅贊主持，與哲蚌寺上層喇嘛及蒙古土默特“拉尊”(對出身王族僧人的稱謂)共同協商，確定山南窮結巴家族中的阿旺羅桑嘉措爲五世達賴的轉世“靈童”，天啓叁年(1623)被迎入哲蚌寺坐床。
時五世達賴尚爲幼童，黃教寺廟集團的實際領導人是羅桑卻吉堅贊。他引進青海、蒙古土默特部擊敗藏巴汗，收回了被兼並的黃教寺廟、土地、莊園等，黃教勢力有所恢複。不久，漠北蒙古喀爾喀部卻圖汗占領青海，征服了土默特部。支持藏巴汗和噶瑪噶舉。崇祯八年(1635)，卻圖汗派其子阿爾斯蘭率兵入藏，冀圖消滅黃教，並說服察哈爾部的林丹汗由 支持黃教而改宗噶瑪噶舉派。但結果，阿爾斯蘭受到賄賂，轉而支持黃教，把噶瑪噶舉紅帽系六世殺死在當雄，次年，卻圖汗將阿爾斯蘭處死。1637年，由新疆進入青海的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消滅了卻圖汗。這樣，青海地區就成了固始汗的勢力範圍，支持黃教發展。
固始汗本名圖魯拜琥(1582—1654)，以英勇善戰著稱于蒙古諸部，曾被黃教的東科爾寺(在青海惶源縣)和喀爾喀汗尊稱爲大國師，固始汗就是國師汗的轉音。他在消滅卻圖汗之前，曾到拉薩與黃教領袖密謀消滅政敵的辦法，決定共同派代表赴盛京(沈陽)，和尚未進關的清政權取得聯系，8年後(1639)，清廷派人去見第悉藏巴和“掌佛法大喇嘛”，邀請西藏高僧前去傳教。崇祯十二年(1639)，固始汗出兵康區，消滅了信奉苯教、反對黃教的白利土司頓目多吉，十四年率軍入藏，十五年(1642)攻陷日喀則，殺死第悉藏巴·丹瓊旺布，結束了噶瑪噶舉控製的地方政權對衛藏地區24年的統治，黃教在西藏的優勢地位從此得以確立。同年，四世班禅、五世達賴、固始汗以及西藏各派勢力派人赴盛京，分別爭取清廷支持。清太宗皇太極給予極高的禮遇，並給這些教派領袖一一回信。
固始汗的軍事政權，統治著青、康和整個藏區。他讓他的十個兒子率部駐牧青海，在當雄駐紮八個旗的蒙古軍隊，自己坐鎮拉薩。將莊園和農奴分封給有功的蒙藏貴族，同時任命爲各級行政官員，五世達賴的第巴索南群培被任命爲地方政權的第巴。把衛藏地區的賦稅作爲對黃教的供養贈給達賴喇嘛。此外，在前藏和德格地區分別建成13座黃教寺廟，扶植黃教的擴展。
清順治二年(1645)，固始汗贈四世班禅羅桑卻吉堅贊以 “班禅博克多”尊號，並將日喀則周圍的土地撥歸他管轄。四世班禅在當時複雜、危機的局勢中，爲拯救黃教並使之最終強大起來，起了巨大作用。“班禅”原是後藏用以簡稱學識淵博的高僧，“博克多”是蒙族對智勇雙全英雄的尊稱。班禅活佛的轉世體系，也就從羅桑卻吉堅贊開始。
順治九年(1652)，清帝邀請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進京，禮遇異常殊厚，更特爲他興建黃寺，作爲在京住所。翌年，順治冊封五世達賴爲“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並賜金冊、金印。同時遣使進藏封固始汗爲“遵行文義敏慧顧實汗”，指示他“作朕屏輔，輯乃封圻”，要他給皇帝保衛邊疆，把封給他的地區治理得平安和睦。這表明，清朝中央正式肯定了固始汗爲領有西藏封地、掌握地方政權的王，承認達賴喇嘛爲西藏的佛教領袖。
順治十一年(1654)，固始汗病殁于拉薩，五世達賴的號召力逐步增大，黃教與和碩特蒙古的聯盟日漸瓦解。五世達賴爲黃教在政治上取得獨占地位，和鞏固封建農奴製度，他清查寺廟，規定僧人數額，確立寺院組織製度和經濟製度，清查寺院屬民，讓寺屬莊園向黃教寺廟集團交納一定數量的實物地租；他還幾次巡遊各地，委任宗本，製定法規和服飾等級，以削弱蒙古汗王的勢力。康熙十八年(1679)，五世達賴任命桑結嘉措(1653—1705)爲第巴，並安排了自己的權力繼承人，1682年去世。但桑結嘉措密不發喪，利用五世達賴名義繼續掌握教權，同時請求清廷封他爲王，以取得與和碩特蒙古汗王分庭抗禮的地位。此外，他還加強了與新疆蒙古准噶爾部噶爾丹的聯系，以牽製和碩特蒙古的力量。這樣，黃教和代表世俗政權的拉藏汗(固始汗的第叁代)間的矛盾愈演愈烈，直至兵戈相見。
康熙叁十六年(1697)，清朝中央發覺了五世達賴去世被隱瞞一事，桑結嘉措受到嚴詞責問，只得呈報事實真相，禀明轉世“靈童”早已選定，並按宗教規程進行“供養”。是年十月，15歲的“靈童”在布達拉官正式坐床，這就是六世達賴倉央嘉措(1683—1705)。
康熙四十二年(1703)，在拉薩正月大祈願法會上，桑結嘉措和拉藏汗雙方部衆發生沖突，拉藏汗被迫退出拉薩，組織兵力反擊，于是戰爭爆發。中經休戰，四十四年戰事又起，桑結嘉措兵敗被殺。拉藏汗把事情原委奏報清廷，康熙下令廢黜倉央嘉措，解送京都，途中死于青海湖畔。此時拉藏汗扶植意希嘉措爲六世達賴喇嘛，受到藏族內部及和碩特部汗王的反對。康熙了解此情況，于1713年遣使齎金冊金印，封五世班禅羅桑耶歇爲“班禅額爾德尼”。“額爾德尼”是滿文，意爲寶，這是康熙有意再扶植一個黃教領袖。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爾部以武力占領西藏，殺拉藏汗，另立第巴，引起西藏僧俗的強烈不滿，請求清廷中央出兵幹預。
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廷派兵護送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7)入藏，驅逐准噶爾軍隊，平定戰亂，加強對西藏的直接治理。次年，清廷廢除了第巴總管政事的製度，另設四噶倫總理地方行政事務。不久西藏各地貴族之間鬥爭又起，數數發生內哄和叛亂，于是清廷決定強化黃教寺廟集團的作用。雍正年間，先後多次調整達賴與班禅的地位，到乾隆十六年(1751)，正式诏令七世達賴格桑嘉措掌管西藏地方政權。黃教寺廟集團由此開始掌政，噶廈政府歸達賴喇嘛領導。噶廈政府的僧官系統和俗官系統也從這時逐漸發展起來，終于形成了一個在清廷直接管轄下、由僧侶和貴族聯合專政、組織完整嚴密的西藏政教合一體製。它用神權支持政權，政權擴大神權，二者相互爲用，成了製約西藏地方發展的重要因素。
四、黃教教義略介
黃教的基本教義是宗喀巴奠定的。宗喀巴曾以隱語詩的形式宣布自己是阿底峽的繼承者，他的思想體系也確實是對噶當派的發展。因此，當時組織渙散的噶當派寺廟和僧侶，先後改宗黃教，擴大了黃教在民間的影響，故有新噶當派之稱。他從阿底峽的《菩提道燈論》出發，發展爲《菩提道次第廣論》，以此爲中心教法，創顯宗修習次第，立“叁士道”，注重“出離心”、“菩提心”、“空性見”叁要，最後以密宗爲究竟，著《密宗道次第廣論》，使密教修持規範化，在哲學理論上，以後期中觀派爲主，宗奉緣起性空之說，指導顯密兩教的修持，比其它教派的教義更加嚴密系統。
宗喀巴在其《緣起贊》中說，世間一切煩惱皆由無明起，只有懂得“緣起性空”的道理，才能克服“無明”，達到“明”(智慧)，最後超出世間。因此。他將“緣起性空”作爲全部佛教的“心要”。“緣起性空”也就成了黃教的認識論和世界觀。
黃教把“緣起”與“性空”作爲觀察事物的兩個相互依存、互有聯系的範疇。一切事物都是因緣頁起，和合而成，此即謂之“緣生”；“如果不是從緣起而生，任何事物都是無有”，此即謂之性空。“性空”的全稱是“自性空”。“自性”指不依賴任何條件，永恒不變的實體。這樣的實體，內外探求均不可得；實際所有的只是處于各種條件製約下、不斷生滅的現象。因此，任何現實的事物既是“緣起”有，也是“自性”空，“緣起”與“性空”指的是對同一對象應該同時具有的認識。
“緣起性空”的理論爲黃教的宗教出世修習和入世參政提供了根據。“緣起”中最根本的是“業感緣起”，即善有福報，惡有罪報，業力不失，因果輪回。因此，佛教應該是入世的。
拯救衆生于苦海；但“性空”又強調一切都虛而不實，所以又可對社會不負責任，以至不拘俗法，放蕩不羁。
黃教的修持，強調止觀並重。但這與內地天臺宗主張的“止觀並行”在內容上有所不同。他們把瑜伽行派在修定中所要達到的“輕安”狀態作爲最高境界，認爲以修止控製自己的心理活動，達到“心住一境”，即可獲得身的“輕安”；修觀在于“依止”如理思維，最後達到“心”與“理”的合一，可以獲得心的“輕安”。所謂“輕安”，就是心身甯靜安適的自勃感覺，有利于調節沈重煩躁紊亂的心緒。
《格魯派(黃教)的興起和發展》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