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該怎麼辦呢？強暴，是最典型的例子，也是最受爭議的議題之一。貞節被奪、未來幸福斷送，社會的讪笑、唾棄與鄙夷，難以抹殺的身心創痛，在在使受害女子對施暴者恨之入骨，轉移成對肚中胎兒的瞋恨，必欲除之而後快。再者，當整個社會看待女性的尊嚴，是建立在她的“清白”之上時，對她受暴行殘害的同情，遠不敵她“不清白”之事實帶來的震撼。這種價值觀、被製約的反應，對女性而言，是非常殘酷的非理性、不公平待遇，也相當地不人道。更且，受害女性、其家人與社會，普遍在此價值觀之製約下，把無辜的胎兒視爲施暴者的延伸，他的生命被貼上“恥辱”的標簽，不應該存在。墮胎，惡緣的輾轉相結，無疑是對受害者再一次的“強暴”！
但是，我們又怎忍讓受害女性一輩子背負著這沈重的痛苦負擔呢？這對她豈不是延續至終身的不公平待遇？難道這樣就符合佛教的“護生”精神？在無法兩全其美之下，我們不妨嘗試其他的折衷辦法，比如胎兒生下後由社福機構收容再交予其他家庭認養，在懷孕期間政府給與完整的福利與照顧，包括母親及其家屬的生活、心理輔導，輔以正確的尊重生命的倫理觀念等。而且，心念無常，當受害者感受到社會的溫情而非鄙夷時，也許她反而更早撫平身心的傷痕；某些堅毅的女性也許更能進一步在佛法緣起智慧的觀照下，放下內心的瞋怨，寬恕對她施暴的暴徒，憫念肚中無辜的胎兒生命，讓自己從惡業惡緣當中超脫出來，乃至契入菩薩的慈悲心行。
另一個可能面臨的兩難情況是，當胎兒生命與母親生命僅能二中選一時，該如何抉擇？這的確沒有兩全其美的答案，任一種選擇都是造成另一方永遠的遺憾。一般而言，多半還是甯可選擇犧牲掉胎兒來保全母親的性命，一則因爲“還可以再生”嘛！再者，未出世的胎兒畢竟與世間結緣未深，不管是情感、人事因緣或是已花費的教育、社會成本，都比不上已存在幾十年的母親，就“機會成本”來看，當然保全母親較具利益、損失較少。這種心情，把胎兒當做“無特征”的“物品”來看待，這一個與下一個沒什麼差別；並且，看似以母親權益爲優先，其實是把母子雙方的生命，放在“成本/利益”的天枰上衡量得失。這種思維模式，似乎顧全母體之權益，其底裏卻隱含著將生命“物化”、“量化”的嫌疑與危機。
就佛法來看，這是二選一的“無可避免之惡”，對于世人選擇墮胎以保全母親，也只能抱持著「哀矜而勿喜”的同情，並提醒世人，莫把“母親生命優先”當作“想當然爾”的倫理判斷，忽略其背後隱藏錯誤的價值觀而未察，並應對于爲了母親而放棄的胎兒生命，懷抱深深的感恩、哀悼與忏悔之意！
五、檢視“生命品質理論”
生命品質論的原則是——“生命的內涵重于生存本身”，有些生命不值得活下來，換句話說，某些生命比另一些生命更值得活下來。例如不明因素或遺傳所造成的畸形兒、某些先天性功能障礙的胎兒，他們即使勉強存活下來，勢必遭受終生的病苦或肢體殘缺，也帶給家人生活、精神與經濟上的負擔，這樣的生命，有何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可言？確實，對于他們所承受的痛苦，我們不能替代，但是，成人又怎能替未出世的胎兒發言呢？畢竟，每個人對痛苦的承受度不同，生命品質的認知標准不一，隨生活的時空與生命的階段、層次而變。即使此時藉墮胎“消滅”了先天殘缺，但人性深固的“趨樂避苦”本能與愛慢煩惱，勢必永無止境地爭競追逐更高的生命品質，容許墮胎的“關卡”必如水就下，人類胎兒將面臨大量被撲滅的浩劫。
當然，也有人會質疑，如果他們知道自己的命運，他們會想要出生嗎？我們又怎能代他們決定？這難道就符合佛法的人道精神？但是，誰知今日醫藥罔效的病症，未來會不會因醫學科技進步，使其生命品質獲得大幅度的提升？墮胎，會不會消減了在這方面努力的企圖呢？沒錯，佛法也說世間是苦，但這是娑婆世間的真實，沒有人例外的“無奈”，死亡並不能規避這個事實。要求現世來世的福樂——生活品質，要靠種下“正因”而來，即布施、持戒、禅定叁福業，靠墮胎或自殺來“趨樂避苦”，不異癡心妄想，徒增殺業的果報。但是，佛法也不是冷酷地無視于其痛苦，畢竟衆生因緣各個不同，對于父母不忍胎兒的生命苦境而選擇墮胎，仍抱持深刻的同情，但距“支持墮胎合法化”是仍有一大段距離的。
而且，許多的肢體殘缺與嚴重疾病，是後天因素所造成，難道他們也沒有生存的價值與生活的權利嗎？如果先天畸形兒沒有生存的空間，那麼後天因素造成的肢體殘障者，也勢必等而視之遭受嚴重的歧視與忽略。如果社會可以給與後天的肢體殘障者平等而良善的生存空間，那麼又何必排除先天的畸形兒呢？可能，“社會成本”是一大考慮因素吧！畢竟，墮胎是太方便、一勞永逸的辦法了。
“財産權大于生命權”的價值觀，把生死與經濟成本放在天枰的兩端，把生命物化、量化，殊不知生命不得存續，生命品質有何意義？而且生命品質不只是肢體健全、物質水准，還包括健全的人格與善良的心靈；也不是僅由各人身心來考量，還含蓋了人我之間，乃至與自然、其他衆生之間；甚至，也不僅只限于今世，還須延伸考量未來的生生世世。因此，就此生的相對意義來說，我們不應只追求器世間(醫學科技、物質生活與山川大地)的品質，還應致力于有情世間的改善，包括人類知情意的提升，與自然、衆生的平等和諧共處。就絕對意義來說，生命品質的意義，是心靈的不斷淨化，逐漸脫落煩惱的系縛，解脫生死的鎖鏈，這是解脫道的生命品質；就菩薩道的境界來說，是“莊嚴國土，成熟有情”，生生世世不舍衆生、救護衆生，經無量劫的修行而圓成佛道。
六、檢視“人種優生論”
支持墮胎合法化者大力鼓吹的另一項“利基”是，墮胎不但可以控製人口成長、維持經濟水准與人口的平衡，而且能夠保證“人種的品質”；透過基因工程和基因療法的臨床技術，未來將可以從技術上要求特定遺傳性狀的受精卵——“積極優生學”，淘汰可能罹患遺傳性、傳染性疾病或有發育畸型之虞的胎兒，避免繁衍具有不良基因的下一代，未來，將是“優良人種”組成的“美麗新世界”。多麼美好的遠景，但是，它真的可以實現嗎？
可以想見的是，爲了這未來的虛幻美夢，在實驗室中平添了多少胎兒與動物的冤魂。而且，我們不能保證，所植入的基因是否會影響其他基因原來的功能，或是使本來不具功能的基因活化，結果産生變異的後代？如果說生殖細胞基因治療是爲了矯正“不正常”的基因，那麼，正常與不正常的分野何在？何謂“理想的人類”？可以基于胎兒未來“可能”發生的疾病，或是不具某些“好的”基因傾向而把他墮掉嗎？這涉及了人種、血統或性別的優劣取舍，加上有權有勢階級較易獲得乃至掌控基因資訊與科技，勢必更加刺激人類之虛榮心與不平等的階級意識，盲目追求沒有止境的“菁英基因”，形成“優勝劣敗”、“物競人擇”的叢林世界。我們無法想像，如果重下的是大量殺生的業因，“如是因，如是果”，又怎能期待未來會是美麗的“人間淨土”呢？
同時，基因決定論——我們的命運掌握在我們的基因中——的論調，過度簡化了生命的複雜性，使人們將關注焦點錯放在找出“錯誤基因”上，而不是放在改善後天環境的努力上。一者，某些疾病之所以發病率激增，正顯示了可能是環境的改變所導致，因此，應該致力于環境生態保護或是從阻斷疾病的傳染途徑下手。再者，基因的良窳不能與人格的健全程度畫上等號，我們可以在重刑監獄中看到許多犯下嚴重惡業的智慧型罪犯，也可以在升鬥小民當中發現人性的光輝，因此我們不能忽略後天的教育，無論是家庭、學校或社會教育，也是形塑個人人格整全相當重要的因素。如果過分誇張了先天的決定因素，而忽略了後天環境的複雜影響，那麼，除了更加深以及合理化社會已有的根深柢固之歧視外，因爲把他們的異常歸咎于無可改變的先天基因，公共政策的著眼點可能是更傾向于如何有效的“隔離”或“消滅”這些異常行爲者，而不是投資相當的經費來研究與改善環境，或是建立完善的教育與社會福利支援體系。
基因決定論高估了人類對命運的掌控性，就佛法的“緣起論”來看，基因只是“滿業”所感得的果報之一，此生的命運除了個人宿業與身心交感所成的一切外，還包括物我、自他之間輾轉相關、互相緣成的“共業”網絡，這絕非個人基因所能預測掌控以期能“趨吉避凶”的。業感緣起，既不是命中注定的宿命論，也不是無因無緣的偶然論，而是：命運是宿作與現作的綜合。雖然宿世的造作能影響到今世的命運，但今生的努力還是會形成相當的影響力。然而，如果以爲人類可以完全主宰命運，而且是藉由控製受精卵的基因來達成，結果是有如宿命論的變型：抹煞現世努力的價值，使人産生坐以待斃的懈怠心態，消解了人生向上向善的意志力。試想，若凡聖差別可經由基因來決定，那麼一切的世出世善法有何存在的必要？人類是知、情、意的複雜綜合體，一切唯是無常、無我的業感緣起，豈能化約地說基因決定一切？
七、結論
墮胎議題內容之複雜性，除了“胎兒何時才算是人”的爭議，還涉及前述種種支持者的倫理判斷立場，本文已就佛法觀點一一解析其謬誤。不僅于此，墮胎更是當今許多社會潮流的關鍵“防線”，諸如情欲解放、代理孕母、活用胎兒組織、複製人等當代倫理議題(參考《“人生佛教”的試煉場》)，若果墮胎合法化，等于法律爲其“背書”，勢必將帶給生命倫理、兩性倫理與醫學倫理等相當強烈的沖擊，吾人不可不慎。
墮胎造成生命價值觀的混淆，對沒有任何發言能力的弱勢——胎兒，輕忽他的生命並無異于已誕生的人，結果可能把胎兒視同于動物，草菅其人命，混淆了醫師救護生命的角色，有違佛法“不…
《從佛教倫理學觀點論--墮胎(傳法、空寂)》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