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樹菩薩對于根本說一切有部所采取的大政方針，曆史上的禅門，一再提倡“十地頓超無難事”及“毗盧頂上行”，呵責十地，甚至呵責等覺、妙覺菩薩，而直接與釋迦牟尼佛同籌，這就是其中的原因。
菩提道次第中，靜慮無色及九次第定等教授，是道次第中至爲核心的內容，其中，昏沈與掉舉成爲重要的修行難題。禅門采取了決然不同的處理手段：不研究而直接摸索。假如昏沈掉舉不能有效對治，二十年、叁十年的禅修工夫是難以爲續的，禅宗多用大死大活“逼拶”的硬辦法，昏沈再重能昏到哪裏去？掉舉再重也天天還是在修。事實上，無論多好的修行方便，在沒有轉換爲自己的閱曆和經驗之前，也都只是難以確定其價值的知識而已。而如果在“逼拶”過程中已經具備對治沈掉的閱曆和經驗，即便並非來源于道次第的系統教授，也仍然是有價值和實效的。
所以，禅宗起步，就在看“昏沈掉舉的極致”。例如：一個人叁十年都在禅修，他有可能一直在昏沈掉舉中打混嗎？昏沈與掉舉的對治，其根本性的需要，還是精進精神和長遠時間上的努力。真能叁十年還在道上行持，早已不是被昏沈掉舉駕馭的先前的“他”了。昏沈與掉舉並不是核心的修道困難，過分專注，難免會將對治過程直接作爲對治結論而長久執著，淡化本心而因小失大。昏沈與掉舉，不會容許一個人叁十年沈溺其中而道心不退，換言之，大衆之心以般若爲本性，叁十年道心不退的人，久久聞修，實執不合于本性的緣故，其心自回，當然會有實在的受用，修行中所解決的，早已不僅是昏沈與掉舉的困難了。
近來，漢傳佛教的禅宗，時常受到“無次第、斷傳承”的評議，作爲此一宗派的受恩者及繼承人，雖然自覺愧對師長栽培，修行沒有成就難于進步，而在由豪不理解而産生的“禅宗無修行方便”、以及盲目的“禅門無成就”的、近似誹謗的譏議面前，作爲禅門的一員，深感含蓄過頭必引譏謗之虞的不安。我認爲，有很多的信仰及文化主體間都需要對話，對于禅門，需要以更爲客觀的態度去學習並了解之。如上的評議者太不了解禅宗，太不了解中華文化。其人不能斷言存在于一個古今近2500年宗教文明史中的禅宗無“修行方便”；更不能斷言存在于全球六十多億人口之中的禅門“沒有成就者”；甚至也並沒有辦法確定本宗師長已經具備起越他宗的成就。如若不能確定，那麼單提“禅門無成就者”又有什麼意義？個人而言，十分欣賞在藏民族人群中大力發展藏文化、傳揚振興藏傳佛法，藏語系佛法的壯美實在令人歎爲觀止，也願南方佛教如此相應發展。但並不主張，“自贊”而又不理解地“非他”。其實，各宗都很薄弱，都需要向著曾經的輝煌大步努力。經濟與國家實力一直決定著宗教與文化的“心裏優勢方”，早年西方社會視野中的“中國無禅宗”或“禅宗無傳承”的說法，必將在中國經濟與國際地位不斷提高的過程中，被徹底改變。事實上，世界的格局已經發生改變，還停留在以“具足道次第”而“批評超次第”的境界，這顯然是早已過時和很不明智的。
六祖大師應世以來，禅宗嚴格遵循《般若經》“法尚應舍、何況非法”的佛教。當時中國宗教與文化的滿盤皆活，妙就妙在其“上善若水”，蕩滌一切形式，滋養一切、助長一切、生發一切、成就一切，給予最爲切實的受用與幫助，而又不與物爭，立足于“不立文字”的低處，提攜一切文字到妙處，深符中國文化的“道、非常道”的立言之本，雖然不重邏輯思辨，卻以“非有爲”的自然方式，重構了“先道後德再仁義禮智”之道德倫理的社會秩序，不尚邏輯思辨卻深知道德倫理之秩序。這是中華文明的靈魂與特質所在，拉開超越邏輯思辨的大格局，最終，提奨邏輯思辨進入超邏輯思辨的“不立文字”境界。
所以，“不立文字”，爲中國禅宗堅持傳承代代不絕，實爲中華文明的最高境界。不該被輕易忽略、誤解、誹謗、甚至破壞！而對于六祖大師及禅宗“不立文字”的再重視，則是中華文明複興的重要標志！
[1] 注：錢穆先生在《六祖壇經大義》一文中說：“……學術思想有兩大趨向互相循環，一曰積，一日消。孟子曰：“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存是積，化是消。學術思想之前進，往往由積存到消化，再由消化到積存。正猶人之飲食，一積一消，始能營養身軀。同樣，思想積久，要經過消化工作，才能使之融會貫通。觀察思想史的過程，便是一積一消之循環。”
[2] 注：《楞伽經》雲“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
[3] 注：《楞伽經》雲“愚夫妄想生，如爲翳所翳，于無始生死，計著攝受性，如逆楔出楔，舍離貪攝受。”
[4] 注：宋贊甯著《宋高僧傳》之《含光傳》雲：有一位中國僧人體解空宗，向當時來華傳教的梵僧問及智者大師的教法，梵僧回答說：“曾聞此教定邪正，曉偏圓，明止觀，功推第一。”很顯然，當時智者大師的空宗教法，已然影響到了印度。印度僧人再叁叮囑含光一定要將智顗大師的著作譯成梵文傳到印度。最後，梵僧屢屢握手反複叮咛說：“翻唐爲梵複來，某願受持！”可見，當時的梵僧甚至認爲，東土智者大師對于中觀般若的研究功推第一，其水平超過了印度的龍樹菩薩。……在梁武帝時，吐谷渾的誇呂可汗派使臣來，求經論佛像。梁武帝將自作的《涅槃》、《般若》、《金光明》等經的注疏一百叁十卷送給他們。他們將其譯成胡語，從青海西達蔥嶺北諸國，不久便“均行五竺”，直至遠達印度。……當時，永嘉大師著《證道歌》一篇，“梵僧(赍)歸天竺，彼皆親仰，目爲東土大乘經……並盛傳于世！”
《“不立文字”是中華文明的最高境界》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