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树菩萨对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所采取的大政方针，历史上的禅门，一再提倡“十地顿超无难事”及“毗卢顶上行”，呵责十地，甚至呵责等觉、妙觉菩萨，而直接与释迦牟尼佛同筹，这就是其中的原因。
菩提道次第中，静虑无色及九次第定等教授，是道次第中至为核心的内容，其中，昏沉与掉举成为重要的修行难题。禅门采取了决然不同的处理手段：不研究而直接摸索。假如昏沉掉举不能有效对治，二十年、三十年的禅修工夫是难以为续的，禅宗多用大死大活“逼拶”的硬办法，昏沉再重能昏到哪里去？掉举再重也天天还是在修。事实上，无论多好的修行方便，在没有转换为自己的阅历和经验之前，也都只是难以确定其价值的知识而已。而如果在“逼拶”过程中已经具备对治沉掉的阅历和经验，即便并非来源于道次第的系统教授，也仍然是有价值和实效的。
所以，禅宗起步，就在看“昏沉掉举的极致”。例如：一个人三十年都在禅修，他有可能一直在昏沉掉举中打混吗？昏沉与掉举的对治，其根本性的需要，还是精进精神和长远时间上的努力。真能三十年还在道上行持，早已不是被昏沉掉举驾驭的先前的“他”了。昏沉与掉举并不是核心的修道困难，过分专注，难免会将对治过程直接作为对治结论而长久执着，淡化本心而因小失大。昏沉与掉举，不会容许一个人三十年沉溺其中而道心不退，换言之，大众之心以般若为本性，三十年道心不退的人，久久闻修，实执不合于本性的缘故，其心自回，当然会有实在的受用，修行中所解决的，早已不仅是昏沉与掉举的困难了。
近来，汉传佛教的禅宗，时常受到“无次第、断传承”的评议，作为此一宗派的受恩者及继承人，虽然自觉愧对师长栽培，修行没有成就难于进步，而在由豪不理解而产生的“禅宗无修行方便”、以及盲目的“禅门无成就”的、近似诽谤的讥议面前，作为禅门的一员，深感含蓄过头必引讥谤之虞的不安。我认为，有很多的信仰及文化主体间都需要对话，对于禅门，需要以更为客观的态度去学习并了解之。如上的评议者太不了解禅宗，太不了解中华文化。其人不能断言存在于一个古今近2500年宗教文明史中的禅宗无“修行方便”；更不能断言存在于全球六十多亿人口之中的禅门“没有成就者”；甚至也并没有办法确定本宗师长已经具备起越他宗的成就。如若不能确定，那么单提“禅门无成就者”又有什么意义？个人而言，十分欣赏在藏民族人群中大力发展藏文化、传扬振兴藏传佛法，藏语系佛法的壮美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也愿南方佛教如此相应发展。但并不主张，“自赞”而又不理解地“非他”。其实，各宗都很薄弱，都需要向着曾经的辉煌大步努力。经济与国家实力一直决定着宗教与文化的“心里优势方”，早年西方社会视野中的“中国无禅宗”或“禅宗无传承”的说法，必将在中国经济与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被彻底改变。事实上，世界的格局已经发生改变，还停留在以“具足道次第”而“批评超次第”的境界，这显然是早已过时和很不明智的。
六祖大师应世以来，禅宗严格遵循《般若经》“法尚应舍、何况非法”的佛教。当时中国宗教与文化的满盘皆活，妙就妙在其“上善若水”，荡涤一切形式，滋养一切、助长一切、生发一切、成就一切，给予最为切实的受用与帮助，而又不与物争，立足于“不立文字”的低处，提携一切文字到妙处，深符中国文化的“道、非常道”的立言之本，虽然不重逻辑思辨，却以“非有为”的自然方式，重构了“先道后德再仁义礼智”之道德伦理的社会秩序，不尚逻辑思辨却深知道德伦理之秩序。这是中华文明的灵魂与特质所在，拉开超越逻辑思辨的大格局，最终，提奨逻辑思辨进入超逻辑思辨的“不立文字”境界。
所以，“不立文字”，为中国禅宗坚持传承代代不绝，实为中华文明的最高境界。不该被轻易忽略、误解、诽谤、甚至破坏！而对于六祖大师及禅宗“不立文字”的再重视，则是中华文明复兴的重要标志！
[1] 注：钱穆先生在《六祖坛经大义》一文中说：“……学术思想有两大趋向互相循环，一曰积，一日消。孟子曰：“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存是积，化是消。学术思想之前进，往往由积存到消化，再由消化到积存。正犹人之饮食，一积一消，始能营养身躯。同样，思想积久，要经过消化工作，才能使之融会贯通。观察思想史的过程，便是一积一消之循环。”
[2] 注：《楞伽经》云“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
[3] 注：《楞伽经》云“愚夫妄想生，如为翳所翳，于无始生死，计着摄受性，如逆楔出楔，舍离贪摄受。”
[4] 注：宋赞宁著《宋高僧传》之《含光传》云：有一位中国僧人体解空宗，向当时来华传教的梵僧问及智者大师的教法，梵僧回答说：“曾闻此教定邪正，晓偏圆，明止观，功推第一。”很显然，当时智者大师的空宗教法，已然影响到了印度。印度僧人再三叮嘱含光一定要将智顗大师的著作译成梵文传到印度。最后，梵僧屡屡握手反复叮咛说：“翻唐为梵复来，某愿受持！”可见，当时的梵僧甚至认为，东土智者大师对于中观般若的研究功推第一，其水平超过了印度的龙树菩萨。……在梁武帝时，吐谷浑的夸吕可汗派使臣来，求经论佛像。梁武帝将自作的《涅槃》、《般若》、《金光明》等经的注疏一百三十卷送给他们。他们将其译成胡语，从青海西达葱岭北诸国，不久便“均行五竺”，直至远达印度。……当时，永嘉大师著《证道歌》一篇，“梵僧(赍)归天竺，彼皆亲仰，目为东土大乘经……并盛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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