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立文字”是中华文明的最高境界

中国文化以六祖应世而满盘皆活，而朱熹以后则全盘皆滞[1] ，钱穆先生说“在后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两大伟人，对中国文化有其极大之影响，一为唐代禅宗六祖慧能，一为南宋儒家朱熹。自佛教传入中国，到唐代已历四百多年，在此四百多年中，求法翻经，派别纷歧。积存多了，须有如慧能其人者出来完成一番极大的消的工作。他主张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直截了当的当下直指。这一号召令人见性成佛，把过去学佛人对于文字书本那一重担子全部放下。如此的简易方法，使此下全体佛教徒，几乎全向禅宗一门，整个社会几乎全接受了禅宗的思想方法，和求学路径，把过去吃得太多太腻的全消化了。也可说，从慧能以下，乃能将外来佛教融入于中国文化中而正式成为中国的佛教。也可说，慧能以前，四百多年间的佛教，犯了“实”病，经慧能把它根治了。……六祖能消能化，朱子能积能存。……而大体说来，朱子以下的中国学术界，七八百年间，主要是偏在积。”

真实的中华文明核心，一旦转入教条体系，则当然不是中华文明的本色。虽然藏传或南传菩提道的修道次第是充满严整逻辑思辨诱惑的真切道理，但汉传文明真切应用，自先秦老庄到后来佛教的载道之言，一直都不是＂积而不化＂的，历来都不把逻辑思辨之培养放在第一位，并不接受烦琐哲学对于入道行动的长期裹挟。反而，特别强调对于逻辑思辨的解构，汉文化的重心在“抓重点”，所以《道德经》中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一旦进行无义戏论般的推论、比拟和寻思，则早已进入与道无关的操作了。老子还进一步地指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在这样一种文化基础中培养锻炼出来的中国人，要求其一心扎在禅定解脱的严密道次第范畴之内进行修学，这是不太现实的，中国人历来只将逻辑思辨放在“术”的范畴之内。更何况，四禅八定静虑无色等相关修为，多数是外道的共法，并非佛法之核心。汉传佛教历来都在谨防对外道法形成执着，因此才形成僧肇大师对魏晋时期所形成的六家七宗“相似佛教”的严格审察，汉传佛教是从这样的历史教训中走过来的，所以尤其重视“抓重点”。

其实，仼何一个严密思想系统所指导的具体行为实践，都必然是简单的，这一点，在藏传佛教的格鲁派表现最为直接，其等持等至静虑无色九次第定等道次第的严密程度，至为突出。但在三大寺中，其“止”与“观”的力量训练，却完全不是刻板程序，因为不是“重中之重”，所以没有“必须”的说法。比如“止”的练习，甚至是到上师或无上瑜伽的系统中，才借助密法的火、声类所缘，依念诵等功课去完成，竟与禅宗的做法保持了一致，可见，严格遵循次第的佛教派系，在自宗修持方面，是十分灵活的。可这一切，在一部分＂藏迷＂的初参学人口中，则被进行了“选择性”地“偏激”放大，既不相符于其藏传格鲁派本身，也不切合其人文化与心理结构的实际。

佛陀当年的言教中，修行的事，沿“戒、定、慧”之道进修，压服与断除烦恼是十分简洁而又实用的。而在后续大师们佛法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出于体系建设的完整性、防御外道的紧密性、教义思想的完善性等多方面考虑，有些道次第系统建设得异样细密。在实际的修行过程中，很多时候是螺旋上升的态势，因为宿缘不同，一些所谓“必要次第”在实用时，并不一定都需要。更何况很大部分只是“说法次第”，不是“实修必要”。事实上，即便在佛陀当年，也有对与修行并不关联的问题不予作答的案例，如不答“十四难问”。当前，由于法义宣讲者的个性与习惯等原因，很多发挥与修行状态并无关联。对于以上可有可无的种种“非绝对必须”，六祖及后来禅宗所采取的手段，一律都是以“无法门、非文字”予以消化。

因此，严谨道次第的“合理性”与对于不现实逻辑思维执着的“危险性”是同步的，次第越严密，思维者越容易对自己“现实情况不在道上”的客观情况失察(失去觉察)，而让自己“甘以文字工作为业”，这一点，似乎是作为凡夫的大多数人所习惯的，当然也是人类惰性的一部分。原本，教法系统的文字薰习是要服务于实修的，而大量文字工作业者在找到自己的“合法性信仰位置”以后，“信仰实践”的概念被悄悄置换，不光彻底忘却了宗教实践的必要性，而且，即便遭遇更为高阶的实修者，也仍旧敢于调侃，当敬不敬，形成无惭无愧的我慢心，丢失自己缺乏实证的检点，让无义空谈无限地“合法化”、“扩大化”。中国历史早有明鉴，赵括“纸上谈兵”的公案是最好的历史教训，“道次第”的合法性光环背后，最容易让人甘当赵括，而形成“普天下非赵括无以谈兵”的文化闹剧。时值今日，真是“天下赵括知多少”？事实上，中华文明从不如此追慕浮表，历来将“务实与内省”作为文化活动的起点功夫，修行的态度则更是如此。

这不得不让我们再次审视道次第“确定”背后的“不确定性”，法义的应机演化、善根的难以确知，＂法无定法＂的经教，一再提示以不立文字来应对所有不确定性的合理性、与巧妙之处。当前，恢复中国人对于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成为重要的时尚主题，可是，文化自信是难以用隔越文化和佛法基本传承的方式凭空建立的，也不可能在道次第所形成的“刻板概念”甚至“新的教条”扭曲下得以建立的，道次第绝非唯一的“道”，执理废事的问题是必须要关注的。何况，人的根基更非可用道理框死的“定法”，大众根基是不好说的，必须给予宽松无积滞的运用空间，才能使其灵活准确地选准自己相应的法门。“无门”所“无”掉的，只是进入法门的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最合理、最精确、最适宜的门。“道次第”虽然可使我们在心理上获得归宿感，可求道者不光是来找感觉的。

禅宗作为教外别传的法门，如同跨越九乘次第而最后无需次第的阶次，再要求它来接受次第，不异于手持金饭碗讨饭，并大赞金碗不如瓦片之有价，真的是不识货。禅宗历来就是中国汉传佛教特质所在的宗派，六祖大师以后的禅门，皆以般若经典为宗依，以“无门”为门径[2] ，用“以楔出楔”[3] 作下手方便。若论心的范围有多大，心的范围就是“我”这么大，于“有我”处励志修心，因此在后世，有“无门为法门”、“久坐必有禅”等直接的修行门径，直接否定了“理论体系唯一真理性”的刻板概念依赖。禅门毫不留情地斩断了任何刻板概念的生起来源，因而只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时时勿忘无次第。禅宗以般若为依据，再再参寻，虽也不易，而一旦见性则直趋上品。从而放弃了对于外道共法的任何可能性倚仗。反过来讲，很多自以为在内道系统中修行而不关注般若心性本质的修行人，不光道次第方面不如外道，其对于天天日用的亲切心性本质，居然一点追求都没有。

汉传佛教禅宗岂能是“无次第”或“断传承”的呢？而其次第或传承，甚至在历史上大放异彩，光照天竺[4] ，至今代不乏人。远在唐代，《永嘉大师证道歌》便使梵僧皆钦仰盛传天竺而“目为东土大乘经”。汉传佛教禅宗是不缺次第而又能化次第的，早年默照的渐修与话头的顿入禅法，早已形成照应一切根基的全面的宗派体系，并无任何“次第不全、只是接引上根”的问题，这个宗派在现今的社会形态下，更适应于现代人，实可谓“有人心便有禅宗”，全无不适应于现代社会的问题，只有“人们是否具缘去了解”的问题。而其它传承的佛教，是否能够化次第，则不好说。不过，不管具次第还是化次第，汉传佛教都没有将其作为挂在面上而让人“形式执着”的贪执之因。因为毕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虽然不是最终结果，但肯定是首要的执行目标。为了更好地栖神于“道次第”，禅宗修行者甚至要时时牢记“无次第”，汉传佛教在消解张力的过程中稳实前行。因此，禅宗的“不许思量”，决不仅只在向上一路时才使用。这乃是归心于道的广泛而绝妙的应用，很显然，这是一个更高文化层次的修行常识，超出了执着道次第形式者的认知范畴。所谓：“为无为”、“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他们趟开了豁破形式、直契本心的超凡道路；他们共同的精神，仍是：时时勿忘“无次第”。

在禅宗的门下，不再允许修行者将明心见性预设成为遥远的事，以任何理由所进行的上述预设都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最务实的做法，因为释迦牟尼佛以其二十七年的反复宣说，都在试图令所有弟子明白：一切善恶本性都是般若，直面本性，大众都是佛。而道次第的绝对性预设，给人带来的第一心理影响就是：明心见性是遥远的事。此一预设拉远了修行者与真心之间的距离。

因此，禅宗设定的第一步修行目标，就是明心见性，并不将等持、等至、静虑无色、九次第定等菩提道次第作为明心见性的唯一条件，而是以“十地顿超”的金刚喻定作为直接目的。即便悟后仍需渐修，但也仍然坚持要先“悟”。可能不经道次第严密闻修的训练，悟后的修需要更久的时间、或更大的难度，但悟后的修已全然不同。这“一切众生皆可以先悟”的手段，恰恰是严格遵循了龙树中观所立之教旨的。汉传的禅宗不提倡“独立止”或“独立观”的分裂修持，一再提奖定慧等持，也是基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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