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教轉向的地區的影響，佛教反而得以繁榮。如今，作爲早期佛教的後代，上座部佛教盛行于斯裏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和老撾。

　　大約自公元前一世紀開始，一個新的佛教體系逐漸形成，其倡導者稱之爲大乘佛教(Mahayana)，以區別于那些早期出現的他們稱之爲小乘佛教(Hinayana)的另一體系。大乘佛教徒對菩薩的修行生涯作了詳細說明，將之視爲佛教的共同理想，同時還提出了般若空觀或『空性』(shunyata)是一切現象的真實本性的基本觀點。由諸如龍樹(Nagarjuna)、無著(Asanga)、世親(Vasubandhu)和法稱(Dharmakirti)等傑出思想家闡發理論的大乘經典，鼓勵大膽鮮明的哲學學派。對普通信衆來說，大乘經典談到了上界那些能夠幫助虔誠信衆的佛與菩薩。自公元以來的最初六百年間，大乘佛教起先傳入中國，又由中國傳播到越南、朝鮮和日本。在這些國家，佛教發展爲較之印度原始佛教更適合于遠東地區思維方式的新的學派，在這些學派中被廣爲接受的是禅宗，如今已廣泛流行于西方國家。

　　大約到了公元八世紀，佛教在印度逐漸形成曆史上的第叁個體系，即以秘密經文怛特羅(Tantra)爲依據的金剛乘佛教(Vajrayana)。金剛乘佛教接受大乘佛教的教義，但附加上旨在加速開悟的祈禱儀式、神秘符咒及複雜的瑜伽修煉。金剛乘佛教由印度北部傳入尼泊爾、西藏和喜瑪拉雅山其它地區，迄今在西藏佛教中占支配地位。

　　在整個漫長的傳播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佛教完全以一種和平的方式贏得人心的能力。佛教總是以戒律和榜樣的方式來傳布，而不是強迫信仰。傳布佛法的目的並不在于讓人改變信仰，而是在于向他們指出通往真實、快樂與安詳之路。一旦某個民族或某個地區信奉了佛教，對于這個民族或這個地區而言，佛教已遠遠不只是宗教信仰，而是圓滿人生的源泉。那些受佛教啓迪而創作出來的哲學、文學、繪畫及雕塑等方面的偉大作品，可以與任何其它文化所取得的成就相提並論。佛教影響了社會、政治及教育，佛教引導著君主與臣民，佛教還規定了使其信徒按正常秩序生活的道德規範、生活習俗以及禮儀規則。盡管從斯裏蘭卡、蒙古再到日本，佛教文化的特定形式差別很大，但全都彌漫著那種難以覺察但又絕不會弄錯的特色，使他們成爲確定無誤的佛教。

　　佛教在印度消失以後的若幹世紀內，不同佛教體系的信徒幾乎處于相互隔絕狀態，很難了解彼此的存在。然而，自二十世紀中期以來，不同體系的佛教徒開始互相影響並逐漸確認彼此共同的佛教特性。當前，在西方國家，大乘、小乘、金剛乘叁個主要體系自印度佛教衰亡以來，首次在同一地域並存。這種緊密的關聯必然導致彼此之間的交融，或許還會導致出現完全有別于所有傳統佛教的全新體系。在西方國家的佛教還很年輕，很難對其作長期預測，但我深信，佛法將在這些國家長存，並與西方文化相互影響。我們期待兩者均能興旺發達。

　　釋尊的教誨與當今世界

　　在最後一部分中，我想簡單討論一下釋尊的教誨與我們當代相關的問題，因爲人類即將進入新世紀、新千年。我特別感興趣的特征是，佛教的教義與實踐有益于從哲學、心理學、醫療衛生到生態學的廣泛領域，卻並不強求運用這一精神財富的人們皈依佛門。在此，我想集中談談佛教教義在公共政策形成過程中的含義。

　　盡管人類在科學技術上取得了巨大發展，並在許多方面大大改善了生活環境，但我們仍然發現人類面臨一些全球性問題，無論我們下多大決心試圖依據現行原則來解決這些問題，都是徒勞的。

　　這些問題包括：一觸即發的區域性種族之間與宗教之間的緊張關系；核武器的不斷蔓延；忽視人權；貧富差距日趨擴大；毒品、婦女與兒童的國際交易；地球自然資源的耗盡以及對自然環境的掠奪等等。從佛教的角度，當我們把這些問題作爲一個整體來考慮時，最引人注意的是其本質上的征兆特性。盡管其外在表現不同，它們實際上是同一根源的諸多顯現。這一根源就是感染我們社會肌體的深藏而又隱蔽的惡性精神腫瘤。這一共同的根源，大致可以簡單地表現爲這樣一個特性，即頑固地堅持把狹隘而又短期的個人利益(包括我們恰好置身其間的社會或種族利益)，放置到全人類更廣泛、更長期的利益之上。對大量這些令人苦惱的社會苦難，我們很難作出適當的解釋，除非我們從潛伏其後的人性本身的強烈欲望中去尋求答案。這種欲望常常驅使人們去追求分裂而又有限的目標，甚至當這些追求最終只會導致自我毀滅時也一樣。

　　釋尊的教誨爲我們提供了兩種很有用的工具，以幫助我們從這一困境中解脫出來：其一是佛法對人類痛苦的心理根源精辟而又講求實際的分析；其二是佛法明確開示的解決問題必經的道德與精神上的修煉。釋尊闡明人類痛苦(無論是個人痛苦還是社會苦難)的潛在根源，是稱爲叁毒的叁種有害于身心的內在因素——貪、瞋、癡。傳統佛教教義將叁毒描繪爲導致個人痛苦的原因，但如果從更加寬廣的角度來看，我們仍可將它們視爲導致社會、經濟、政治困境的根源。由于貪欲的盛行，世界變成了一個全球大超市，在那裏人們降格爲消費者，甚至成爲商品，而我們星球上必不可少的資源卻慘遭掠奪並置後代子孫的利益于不顧。由于瞋恚的盛行，國家間與種族間的意見不和，成爲了懷疑與敵對的滋生地，引發出暴力行爲和世代冤仇，永無止盡。愚癡則用不真實的信念與政治思想支橕著貪與瞋二毒，從而使二者所策動的政策合法化。

　　盡管爲了對治當今世界各處呈現的多種形式暴力與非正義行徑，必須改進現有社會結構與政策，但僅僅這些改進不足以把人類引入一個真正祥和與穩定的時代。從佛教徒的角度，我想說除所有其它方面的努力之外，最最重要的是建立視他人本質上無異于自己的新觀念。這可能相當困難，我們必須學會把自己從個人利益的頑固影響中解脫出來，並上升到視所有人的幸福如同自己的幸福一樣重要的整體觀念。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從此刻置身其間的個人或民族利益中解脫出來，並代之以欣然接受優先考慮他人利益的『以宇宙爲中心的行爲准則』。

　　這種以宇宙爲中心的行爲准則，取決于對治叁毒的叁種准則：

　　(1)我們必須用包容一切的寬宏、互助與合作來戰勝謀取私利的貪婪；

　　(2)我們必須用仁慈、忍讓與寬恕來替代仇視與報複；

　　(3)我們必須認識到世界是一個相互依賴、相互交織的整體，因此發生在世界上任何地區的不負責任行徑將對其它地區産生潛在的有害影響。

　　這些從釋尊教誨中獲得的准則，是以宇宙爲中心的行爲准則的核心，極易爲世界上所有宗教所贊同。

　　作爲上述行爲准則的獨特內容的基礎，是我們內心深處那種一心想在個人生活與社會政策中體現出來的良知，其中最主要的是慈與悲(maitri and karuna)。由于慈心，我們認識到，就像我們每個人都希望過幸福而又安祥的生活一樣，別人也希望過幸福而又安祥的生活。由于悲心，我們認識到，就像我們每個人都不情願遭受痛苦與折磨一樣，別人也不情願遭受痛苦與折磨。一旦我們懂得與他人有著共同的感受，我們就會像期待別人善待我們一樣，去以仁慈與關懷對待他人。這一原則必須應用到公共關系上，同樣也必須應用到個人關系上。我們必須學會把別的社區視爲本質上無異于我們自己的社區，有權利獲得與我們社區所希望得到的相同利益。

　　呼喚以宇宙爲中心的行爲准則，不是基于道德上的理想主義或一廂情願的想法，而是基于堅實的實踐基礎。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在日益擴大的範圍內追求狹小的個人利益，將有損自己真正的長期利益；崇尚個人利益之路將導致社會分裂與生態毀滅，這樣我們賴以生存的社會分枝也就被鋸斷了。用人類共同的利益來替換狹小的個人利益，最終將有利于自身的基本利益，因爲個人利益與社會和諧、買賣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的自然環境密不可分。

　　釋尊指出，在世間一切事相之中，對善與惡最具影響力的是心。人民之間、國家之間的真正和平，植根于一切衆生內心的安詳與友善。這種和平景象的取得，不可能僅僅依靠物質進步、經濟發展和技術革新，還需要道德與精神上的文明。只有以改變自我的方式，我們纔能朝著安定與和睦的方向去改變世界。這就意味著，爲了人類能在這個日益變小的星球上和平相處，我們面臨的不可回避的挑戰是認識自己、掌握自己。

　　正是在這一點上，釋尊的教誨變得特別適時，甚至對那些尚未准備信奉佛教及其教義的人們也一樣。通過對人類痛苦的根源是人類自身的煩惱的診斷，釋尊向我們指出了個人和集體問題的潛在本原，同時指出有效地治理世間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是我們的內心，這是我們每個人都能直接抵達的地方，爲此釋尊建議我們采用道德與智力上的修行實踐。值此人類進入新的千年之際，無論我們信奉那種宗教，釋尊的教誨給所有人提供了使世界變得更加安詳、更加和睦所必需的行爲准則。

　　附記

　　菩提比丘(Bhikkhu Bodhi)于1944年生于美國紐約。

　　1966年在布魯克林(Brooklyn)大學獲哲學學士學位，

　　1972年在克萊爾蒙特(Claremont)研究生院獲哲學博士學位。

　　1972年下半年他去了斯裏蘭卡，並在已故大長老Balangoda Ananda Maitreya 座下出家。

　　1984年起任康提佛教出版社編輯，

　　1988年任該社社長至今。

　　菩提比丘撰寫、翻譯、編輯過許多有關南傳上座部佛教的書，其中最主要的包括：

　　《無形的束縛之網》(1978)、

　　《阿毗達磨綜合指南》(1993)、

　　《中阿含經》(1995)、

　　《雜阿含經》(2000年10月)。

　　他還是世界藝術與科學學會會員。

《釋尊與釋尊的教誨：過去、現在與將來》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