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佛教複興之再審視
――再看楊仁山再看近代佛教之複興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周 齊
籍這次在毗盧寺召開“近現代佛教學術研討會”之際，又看發端于晚清的那場近代佛教複興的曆史，自然地還是要從發端者楊仁山居士看起。對于那段曆史和楊仁山居士這個人物，已有了不少研究成果。不過，即如同回溯任何一種或一段曆史總會有意義一樣，回溯晚清的那場佛教複興的曆史，也自然地會有所受益。尤其這是一段離今天很近的曆史，值得一再審視討論。
一、由楊仁山之貢獻看佛教複興及其近現代意義
楊仁山居士(1837－1911)，是近代佛教複興的先驅，甚至被譽爲“佛教複興之父”。1其之所以獲得這樣的贊譽，主要是因爲其在晚清時期爲拯救佛教之頹勢做出了巨大貢獻。在事相上看，其貢獻主要在于：創建了金陵刻經處，刊印和推廣佛教典籍，並著力搜集散佚的典籍；建立祗洹精舍，開辦釋氏學堂，培養人才，並推動佛學研究；開居士說法闡教之道場；影響了一批僧俗知識分子加入佛教振興的事業。凡此等等。2
不過，這只是簡陋于其所作爲的一些事相上看，若透過楊仁山居士著落于中國佛教之振興、並且獲得社會相應而成就事業的事實，深入審視之，實則可見一些具有近現代意義的思想觀念的顯現；體現著在晚清中國社會極具變化的時期，深負關懷意識和振興弘願的知識分子，對于其所處時代的時代問題的擔當和回應。應該說，楊仁山居士及其同道的努力，一定程度地契合了時代要求，從而振興了佛教，並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按說，作爲一門宗教，刊刻經典，設立講堂，闡教說法，是再普通和正常的應該做的事情了。但是，既然這樣的一些按理說本屬正常的作爲，即被譽爲佛教複興之舉，即已說明，在楊仁山居士所在的晚清時期的佛教是不振的。同時也再次表明，作爲思想和文化資源的佛教，和社會現實的佛教狀況，在不同的層面。
毋庸置疑，佛教是個既有深邃浩繁教理，又極具普世性價值和影響的宗教。所以，佛教的發展中常會有教與學發展狀況的不平衡，從而影響著其現實的表現。曆史地看，佛教的興衰起伏與否，除了外部原因，其實大都與其佛學的發達與否相伴隨。佛教自兩漢傳入中國的曆史即一再說明著這樣的曆史事實。雖然並沒規定的評價標准來刊定佛教是繁榮還是衰敗，但是，曆來的評議實際上多還是以教和學是否都發達爲准的。或者用今天的角度說，即硬實力和軟實力都要強。寺庵等名色的現實狀況固然是體現佛教現實狀況的重要方面，但更重要的則是戒定慧方面的表現狀況如何，因爲這是支撐其慧命的內在根本生命力之所在。
在清代之前的明朝，于晚明時期，佛教呈現了相對其前更加豐富的樣貌，主要表現有幾個方面，一是宗派比前繁榮，其時，占據主要流行局面的禅宗和淨土法門又熱鬧了許多自不必說，一些不絕如縷的宗派，如華嚴、天臺，乃至久被束之高閣的唯識等，也都出現了複興，有了標榜宗派及其義理的研究者。一是出家衆中造詣深厚者漸多，出現了一批可稱之爲宗師的高僧。同時也出現了一批知識階層的有道居士。再是佛學研究繁榮，對于教理和相關問題的探究呈現了久違的關注。佛學著述驟多。不僅僧人著述多，以及很有一些著作等身者；也出現了不少有一定水准的居士佛學著作。可謂，高僧輩出，大德雲集。同時，佛教也更加深入廣泛地滲透在社會生活全方位的各方面，不僅在儒釋道等思想意識方面，文學藝術方面，亦在鄉間市厘的日常生活中。亦可謂，魚龍混雜，泥金俱下。衆多的僧俗資料，都記錄和顯示了晚明佛教的那場繁榮和熱鬧。應該說，正是有多方面的因素，才構成了晚明時期佛教的一波複興。
明清兩朝的交替，急遽且慘烈，但由于清朝統治者也崇尚佛教，戰亂並沒有斷裂佛教的基本慧命，清初佛教仍然繼承著晚明佛教複興的余絮，禅宗仍然還有熱度，唯識和華嚴等也還有僧俗研習者在提倡和研究。但是中後期，至少由著述和相關人物事迹等顯示，也跟社會局面一致，即如龔定盫所慨歎者，也是一種“萬馬齊喑究可哀”3的狀況。而經過了信天主的“太平天國”之亂等等社會動蕩，各種散亂的信息顯示晚清時期的佛教狀況大概實在不令人樂觀。名色方面的狀況如何，尚缺少詳細疏理難以具體說明，但由近現代仍然存在的痕迹看，晚清時期的佛教，名色的衰敗大概要比戒定慧等方面的損傷會輕許多。佛學的貧乏，不僅表現在佛學著作不多，更在于佛學水平可能也不如人意，其實既便在清前期，可能也已步入不堪，所以會有清世宗那樣自譽在禅修上已是透關者的皇帝居士，既視漢地佛門以無敵手，大發無可談論者之歎；又似開堂說法之法王一般，恣意評議古今，采摘法語以訓示，如其所謂是不忍佛門凋敝也。
楊仁山居士所處之時，應該說，佛教仍然是流行十分廣泛的宗教，但是，由于所流行者的層次水平比較低，因而那時的佛教被認爲是不振的。類似“佛法傳至今時，衰之甚矣”4的慨歎，在楊仁山居士的文論中常常出現。楊仁山對其時的佛教狀況也有大致的概括，其曰：“近代以來， 門戶之見牢不可破，……禅宗一派空腹高心，西來大意幾成畫餅；臺教一派尚能講經，惟泥于名相，已非古法；且，諸方名藍向無學堂造就人才。所以萎靡不振也。”5而且“自試經之例停，傳戒之禁馳，以致釋氏之徒，無論賢愚，概得度牒。于經律論毫無所知，居然作方丈開期傳戒。與之談論，庸俗不堪。士大夫從而鄙之。西來之旨無處問津矣。”6 由此看，楊仁山以爲佛教所不興的評判原則和問題所在，也主要關注在戒定慧的方面。就如同“叢林陵夷”的慨歎，在古來高僧的文論中也常常出現一樣，實際反映的是對于佛教充滿了關懷意識者的憂患共識。而且，也正是這樣一些從不避諱而是正視陵夷現象者，是曆來爲佛教的振興而多所貢獻者。因爲關懷而看到症結所在，且“必有人焉以振興之”。7
楊仁山居士之傾心佛教的實際行動，發生在晚清時期清廷平定太平天國之亂之後的同治後期至光緒到清朝結束的叁幾十年間。在那個內憂外患的年代，也是“九州風氣恃風雷”8的年代。一大批知識分子上下求索，爲振興衰落的國家而尋求變法之途。佛教也是不少求索者尋求思想資源的一個去處。楊仁山也是其中爲了國之衰極而“熱腸百轉”者，但是，由其所作所爲看，其並非是拿了佛教另去改造社會者一途，其尋入佛門先是自己找到了安身立命處，繼而則切實地從佛教的內裏爲振興佛教的而行之爲之。
暫且不論其個人成爲佛教信徒的實際經曆如何，但看其創辦金陵刻經處、開辦經學堂等舉措，亦無不是由切實處而行振興之舉的。從切實處入手行振興之事業，是楊仁山居士佛教事業的一個特點。對此，其是有其比較成熟的認識的，也是基于其兩赴歐洲深入考察的一種體會。其以爲，“斯世競爭無非學問。歐洲各國政教工商，莫不有學。吾國效仿西法，不從切實處入手，乃徒襲其皮毛。”9並以其實上下欺蒙，人各自私，世事人心愈下，而不複與政界往來。
創立金陵刻經處，由在家居士印經弘法，本身即樹立了全然不同于傳統寺廟的弘揚佛教的切實的實體形式。其舉辦釋氏學堂的辦學及課程設置方式，實際也是近代一般學堂的方式，甚至是由天主教等設學課徒受到激勵。而由居士講法傳道，更是顛覆了必由出家衆開堂講說的傳統，雖然這個傳統不一定一向嚴格，但由在家衆全然決定的非寺院的弘法形式，則是開先河者。
應該說，僅是這些作爲，既便是在那個變法維新年代，也是非常能體現時代取向的作爲了，更何況是在當時佛教之徒多“不學無術，安于固陋” 10的佛教環境中，無疑，楊仁山及其同道者是那個時代的佼佼者。但是，其意義則不僅如此，其所爲者，更重要的意義，是爲佛教發展開出了一派新氣象。
那場具有新氣象的佛教複興，應該說還不止是體現在弘法形式上的突破，更在于自楊仁山之後，中國佛教發生了近現代意義上的巨大變化。
雖然楊仁山一再聲稱其回歸的是釋迦本懷，的確，這場複興是指向立足于佛法根本的，但是卻在自覺不自覺中，開啓了中國佛教的近代意義的起點。佛教在作爲宗教體現和落實其終極關懷意義的同時，也成了一門學問，並有了作爲知識體系的建構。尤其是其話語系統也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雖然這種變化是與社會中相關話語系統的變化大致一致的，但是，楊仁山居士的那些作爲則使得這種同步變化和一致性溝通成爲了可能。這些近現代取向的變化帶給佛教的意義顯然是深遠的。或許，這當是楊仁山被譽爲近代佛教複興先驅的關鍵所在，也應是近代佛教複興的一個重要意義。
二、由楊仁山之信仰看佛教複興之近現代特點
由今天回視，由楊仁山居士發端及其同道共同致力的佛教複興，確是開啓了中國佛教近現代意義發展的變化之端。而且，那場佛教複興運動在晚清民國社會極具動蕩的社會環境裏，基本上還算運行得比較平穩並且還得以有所推進，乃至後來的佛教一定程度上依然承受著近世以來佛教複興所集聚資源之恩惠。因而，由信仰落實的層面，再審視一下那場佛教複興的近現代特點，顯然是必要的，而且，還是得從楊仁山居士看起。
新舊交替時期，也即是維新變法思想和行爲最爲活躍的時期，但也往往是很多新思想和新作爲行之不遠的實驗場。行之不遠者，可能，新舊關系處理或平衡不好，算是一個重要原因。而楊仁山開啓的佛教複興運動，在當時和行之民國的狀況看，應該算是比較成功的一次具有新氣象的複興了。按說，如佛教這樣古老的宗教，諸如傳統與現代、新與舊，等類似問題，其實也是與之發展曆史相伴隨的古老問題。在晚清那樣集聚著保守和維新、傳統與發展等矛盾的環境中，如何處理這樣的問題，既是楊仁山及其同道們事業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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