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從事藝術方面的研究，撰寫《圖畫修得法》、《水彩畫法說略》，刊載于留學生所編的《醒獅》月刊。一九０六年九月，大師考入日本美術教育學府上野美術專門學校。大師是中國留學生進入日本美術學校的第一人。他從日本著名的畫家黑田清輝學習西洋畫，開始了藝術的登攀，進入後，大師學習非常認真刻苦，日本國民新聞社記者特地采訪了大師，並發表了題爲《清國人志于西洋畫》的訪問記，對大師的學習行爲大中贊賞。留日期間，大師在東京除了學習繪畫外，同時還學習鋼琴、音樂、外語等。尤其對戲劇藝術産生了濃厚的興趣，于是引發了演話劇的強烈欲望。一九０六年，大師與曾孝會、歐陽予倩、謝抗白等創辦了「春柳劇社」演出話劇《茶花女》、《黑奴天錄》、《新蝶夢》、《雪蓑衣》等劇目。大師在《茶花女》中扮演的茶花女，得到了日本戲劇評論家松翁很高的評價。他在《對于中國劇的懷疑》一文中說：「中國的徘優(演員)，使我最佩服的李叔同君！」「尤其李君的優美婉麗，決非本國的徘優所能比擬」。「倘使自『椿姬』(即茶花女)以來李君仍在努力這種藝術，那末，豈容梅蘭芳、尚小雲輩馳名于中國的戲劇界……」。《茶花女》片段演出的巨大成功，使日本人在贊揚之余，驚爲創舉，有好幾個日本學生也加入了「春柳社」。「可知李叔同君，確是放了新劇最初的烽火。」由此亦可見，大師是中國話劇運動的最早創始人。他對話劇運動的貢獻，是應該永遠彪炳于新劇運動史冊。大師的日本因緣，一直延續到一九一八年出家後，爲了佛學研究，經常通過朋友以及在上海的日本書商內山完造與日本書聯系，購求留傳在日本的中國佛教典籍和日本佛學著作。一九叁六年，經大師親自整理的日本大、小乘經律有萬余卷，編成《佛學叢書》四冊，交上海世界書局出版。大師手編《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扶桑集釋》一書，多達五十余萬言，均采揖自日本古本，校勘注釋、直到圓寂前仍然筆耕不辍。
大師根據從日本請的古版律學，用了七年時間，圈點南山叁大部並講律修持，精心地撰寫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一書，使淹沒了七百余年的絕學南山律宗，得以重興。該書也被稱爲宋靈芝律師之後第一巨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出版之後，由夏丐尊居士將叁十五部交給日本書商內山完造，由內山先生將此分寄贈到日本的東京、京都等大學的圖書館去。
一九二九年，大師在福州鼓山湧泉寺的藏經樓裏，發現了清初爲霖禅師所著的《華嚴經疏論纂要》。此書在日本新修的《大正藏》中，也沒有收入。大師慧眼識珍，于是倡印數百部，並以十多部贈與日本各大學和寺院，由此可見，大師與日本因緣之深遠。
四、大師的杭州緣
一九一二年十月《太平洋報》停刊，大師應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之聘，任圖畫音樂教師。校長經子淵早就對這位藝術全能的上野才子欽慕不已，更兼該校教員：夏丐尊、姜丹書、錢均夫、馬敘論、朱光潛等都是文壇名匠，所以學校的藝術氣氛十分濃厚。大師的教育方法既嚴肅又熱情，使「莘莘弟子如坐春風」。
一九一四年，大師開始用人體模特作畫，這種新的教學方法，一掃過去臨摹的舊習，使西洋畫、素描等西洋畫方法，步入傳統的中國畫壇，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偉大的創舉，大師還在學生中組織「桐陰畫會」，後改爲「洋畫研究會」和「樂石社」(金石篆刻組織)後改爲「寄社」。這些課外的藝術活動，大師都曾付出過不少精力。他爲學生介紹外國「人體畫」和「日本正則洋畫講義」，編寫《西洋美術史講義》。他熱情負責的教學精神，使許多頑皮的學生爲之一變，開始愛好藝術了。
一九一五年，大師應南京高等師範之聘，任該校美術主任教席，他身兼兩職，往來于甯杭之間，在大師從事藝術教育的七年間(一九一二年一九一八年)，爲我國早期藝術教育培養了不少人才。如音樂家劉質平、李鴻梁；古文學家黃寄慈、蔡丐因；漫畫家豐子恺；國畫家潘天壽、沈本千等等。此七年間，是大師投身于藝術教育成果最爲豐碩、輝煌的時期，他創作的《春遊》、《送別》、《悲秋》、《傷春》、《晚鍾》、《西湖》、《落花》等數十首樂歌，在大江南北流行，數十年久唱不衰。
然而，在藝術成果輝煌、如日中天之時，大師卻毅然摒棄了世俗，懷著「肩荷南山(律宗)家業，作將盡綿力，誓舍此身而啓道之」的宏願。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在杭州虎跑寺正式披剃爲僧。這一舉動，在俗人眼光中，怎能不感到震驚、歎惜呢？但是，「出家乃大丈夫之道，豈世人可知」？在大師醇厚、博雅的藝術胸懷中，早已覺悟了人生的悲憫，契合了佛陀慈悲的本懷，他的出家是與生俱來的「善根」發展的必然趨勢。如在黑暗中探見一盞明燈，向著佛陀光明啓開了人生新的航程！
大師出家後，法名「演音」，號「弘一」。同年九月，在杭州西湖靈隱寺受具足戒，自此，大師以振興佛教，弘揚南山律宗爲己任。視名利如草芥，置個人利害于度外。雲水飄泊，萍蹤無定。挂單、弘法的寺院多達幾十上百處，而從不把那個寺院看作個人私産，一旦離去了此緣便了，並聲明終身不作住持、方丈。
五、大師的閩南緣
大師出家二十四年，在福建閩南弘法先後達十四年之久，最後圓寂于泉州溫陵養老院的晚晴室。這段時間，無疑的是大師弘法利生重要時期。
一九二八年十月，大師首次到達閩南的廈門。在南安小雪峰度歲後，返回廈門南普陀寺，寓居閩南佛學院共叁個月。大師在此結識了性願、芝峰、大醒、寄生諸法師。並坦然地建議佛陀學院「把英文和算術刪掉，佛教卻不可減少，而且還得增加。就把騰出來的時間教佛學」。院方接此建設調整課程，學僧成績果然明顯提高。
一九叁０年大師應性願、廣洽法師的熱情相邀，二下閩南，于南普陀寺水陸圓滿後，暫居南普陀寺功德樓。以一紙《悲智訓》的墨寶，使閩南學生相習成誦，教學秩序亦逐漸恢複正常。
一九叁二年十月大師叁下閩南抵達廈門，最終定居閩南。這在給本妙法師作的《般若經論解序》中說：「余以宿緣，叁遊閩南，始于戊辰，次己巳，逮及壬申十月，是爲最後。」
閩南氣候宜人，生活安定，爲大師弘法和著述提供了較爲安定的外部環境，且閩南的民風古樸，深爲大師所贊歎。大師在閩南的法緣非常殊勝，在大師于一九叁八年給圓淨居士的信中說：「今年在各地(泉、漳、廈、惠)講經，法緣殊勝，昔所未有。」大師在閩南弘法不拘場所，隨緣而定。內容宏擴，日期緊湊，效果極佳而富于特色。所講之處，聞著無不歡欣鼓舞。如一九叁八年在泉州講《行願品》時，「聽衆甚多，黨部青年乃至基督教皆甚贊歎。同年四月，在寫信給豐子恺居士的信上說：「乃今歲正月至泉州後，法緣殊勝，昔所未有，幾如江流奔騰，不可歇止。」
大師的佛學著述大多在閩南完成。一九叁叁年八月于泉州點校《南山鈔記》完稿，此項工作，「詳閱圈點，並抄寫科文，改正之訛誤，迄今叁年，始獲首尾完竣。」
同年十一月于泉州開元寺作《南山道宣律祖弘傳佛教年譜》。一九叁五年春，于泉州承天寺完成了《蕅益大師年譜》，一九叁六年八月，閉關廈門鼓浪嶼日光岩別院，校錄《東瀛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通釋》完稿。一九叁九年四月一九四０年十月，大師于永春普濟寺校錄《四分律刪繁補阙行事鈔》上、中、下叁卷。大師的校閱工作極爲辛苦，有時傾數月至數年之力。在他于惠安淨峰寺寫給廣洽法師的信中說：「每日標點研習《南山律》約六七個小時」。可見大師論述工作的緊張。大師編撰校注的大批律學著作中，《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和《南山律在家備覽備略》最爲重要。此外大師尚有序、跋、題記、法事行述等累累著述。
大師在閩南十四年中，極力推動促進閩南的僧教育，培養了大批的佛教人才。一九叁二年、一九叁四年，大師兩次受常惺院長之請，幫助整頓閩南佛學院學風，並現身說法，教導青年學僧要「習勞、惜福、持戒、自尊」。後終因學僧紀律松弛，不受約束，而無從入手。因此，大師取《易經》「蒙以養正」之義，創造佛教養正院于南普陀寺。
大師曾于一九叁一年發願以弘律爲己任，故十分地重視並樂于啓導僧人自發組成學律組織。一九叁叁年大師應泉州開元寺住持轉物和尚之請，由廈到泉，集合學僧十余人，于開元寺創建南山律學苑。「學員除了聽律以外，並各自閱讀圈點南山叁大部，以作深入之研究」。
在閩南，大師之書法亦隨時日而精進，一改早年形較方扁，稍後略變修長的作風。形成了一種淡無煙火氣的獨特風格。大師出家後，唯獨沒有放棄的是書法，他是把書法用來作爲紹隆佛法與衆生廣結法緣媒介。並且把以字結緣看作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演講再忙，也要抽空寫字以廣結法緣。一九叁八年四月十八日，大師在泉州承天寺致豐子恺居士的信中說：「于泉州各地及惠安，演講甚忙，寫字極多，居泉不滿兩月，已逾千件」。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師在承天寺致慈航居士的信中說：「本擬掩關習靜數月，乃人事紛忙，意未如願，到泉州後，已寫字五百件左右」。
大師漳州、晉江等地弘法時，大師也常以字廣結法緣。
大師在閩南弘法成功，爲衆人所欽慕。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是他的道德品行，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的精神。他持戒謹嚴，淡泊無求，一雙破布鞋，一條舊毛巾，一領衲衣，補釘二百多處，青白相間，褴褛不堪，還視爲珍物。素食唯清水煮白菜，用鹽不用油。信徒供養香菇、豆腐之類，皆被謝絕，真正做到一物不遺，一絲不棄。他手書門聯曰：「草藉不除，時覺眼前生意滿；庵門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是大師在一九叁七年倡導的。當時日本侵華的氣焰囂張，大師居廈門萬石岩，自題居室爲「殉教」室。並說：「爲護法故，不怕炮彈」。大師以爲：「吾人吃的是中華之…
《放生問答—放生文集》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