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次發四弘誓願,更授無相叁歸依戒,爾後又說一體叁身自性佛。無相戒的基本內容都有經典出處,然而卻又經過惠能的改造, 總歸以自性爲中心,歸依自性叁寶。
無相戒的內容見諸各本《壇經》,茲不細述。其特點:一是化他律爲自律,從歸依佛到歸依自性,完全破除了外在的形式和對外的崇拜,將戒相與戒體融于一身,這是惠能對傳統戒規創造性的解釋和改革,具有極其深刻的意義;二是體現戒定慧、律禅教叁者合一的精神,不再是單純地被動地持戒,而是心地無非、心地無癡、心地無亂,無非自性戒,無癡不生惑,無亂不生欲,如此自然持戒,不必強求。
無相戒的授戒師是六祖惠能,受戒者則不限道俗。無相戒傳授的背景是“廣韶洎四方士庶骈集山中聽法",人員雜亂,容易産生種種是非矛盾,通過授無相戒,一令聽法者覺悟得道,不起爭心,二使來者有所約束,不致生亂。從《壇經》記載來看,惠能似乎尚無以無相戒取代傳統戒法的意圖,無相戒似是傳統戒法的補充,學僧在正式受戒之後再受禅門無相戒,聽法的俗人雖未正式受戒,也可受無相戒。然而禅宗內部似乎對受無相戒特別重視,據敦煌本《壇經》,法海在編錄是經時特意加上“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的稱號,可能在當時禅宗南宗 內部,是否曾受無相戒及受戒時間是禅僧資曆的重要參數,法海屬于首批受戒的大弟子之列。
無相戒除了爲佛教內部立法,還對世俗道德倫理進行規範。六祖應韋琚的請求,爲在家居士修行作了一個無相頌: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禅;
恩則孝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衆惡無喧;
若能鑽木取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天堂只在目前。
此頌似乎了無深義,卻是佛教道德的世俗化的開端,表明佛教道德不再局限于僧團內部,而是要通過在家居士向世俗社會擴展,一步步占據過去只是屬于儒家的地盤,這對于建設人間佛教有重大意義。
如果說過去的“菩薩戒法"從名目到內容上都還帶有明顯的傳統戒律的痕迹的話,那麼無相戒則可謂六祖的獨創,也是禅宗獨有的戒規。如此前面所提出的一個問題就顯得更加突出了,即禅宗有沒有資格和權力單獨製訂戒規,叁者各有分工,各有特長,同時也有各自的權限,是一種相互補充、相互促進而又相互監督、相互限製的關系。禅宗單獨製訂戒律,在律宗看來就是一種侵權或越權行爲,當然是不合法的。那麼禅宗又是如何解釋的呢
禅宗的理由非常簡單,因爲佛是一切佛法的製訂者和最高權威,經爲佛說,律爲佛製,論釋佛旨,而禅宗則認爲自己是大迦葉以來的持法者傳人,等于是現在佛,因而所說爲經,所製即律,其合法性是毫無疑問的。
無相戒雖然沒有直接批評傳統戒規,其對傳統戒規和律宗的挑戰是顯而易見的。通過無相戒的製訂,使得禅宗對律宗的依賴、或者說受律宗的限製減弱了,律宗的地位和影響大爲削弱也就不可避免了。六祖似乎有意重新確立禅宗佛祖嫡傳、堪爲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的權威,不僅製訂律法,還宣說《壇經》,由此使得禅宗經律論齊備、戒禅教圓成,具備了統一天下佛教的理論基礎。
神會還只說《金剛經》傳宗,其後輩則幹脆以《壇經》傳宗了。鵝湖大義一派似乎對于“洛者曰會,得總持之印,獨耀瑩珠,習徒迷真,竟成《壇經》傳宗"韋處厚《興福寺內道場供奉大德大義禅師碑銘》 不滿,但他們不是否定《壇經》的權威,而是反對將《壇經》作爲密傳法門,有違六祖普示正法之意,也反對將《壇經》教條化。《壇經》傳宗表明在禅宗內部《壇經》已經取代古教而成爲最重要的宗經。禅宗通過不立文字破斥和對抗教宗對經典教義的迷信,又以《壇經》樹立自己的教義,一破一立,使得禅宗在教義教法上有了壓倒教宗的資本。
禅法本來是禅宗的專長,如今又在戒律和教法上獨樹一幟,這就使得律宗和教宗都無法與之對抗了,這是六祖建設禅宗的重大貢獻。然而,無相戒主要是針對個人修行,缺乏攝衆和團體組織的規則,大概在六祖看來,每個個體的問題都解決了,群體問題就自然解決了,這些對于利根和得值六祖這樣的大善知識的殊勝因緣下不成問題,但後世是無法效仿的。隨著禅宗規模的不斷擴大,這一問題就愈發嚴峻,在這種情況下,百丈大師製訂了《百丈清規》,有效地解決了禅宗叢林的組織和規範問題。
百丈清規的創製是爲了徹底擺脫律寺規度的限製,使禅宗完全走向獨立。不住律寺,別立禅居,這是禅宗長期以來的事實,但表面上還得寄名律寺,其禅居名義上也是律寺的別院,還得受其約束和局限,影響了禅宗的發展。百丈別立禅居事實上是建立完全與律寺脫鈎的禅宗叢林,並製訂了一套“博約折中"、務盡其宜的新規範。清規具有如下特點:
其一,建立了以普請法爲本的共同勞動、自食其力的新經濟模式。農禅合一的模式雖然可能由來已久,但尚未明確成爲固定的規矩,清規則使之走向完善。這種新經濟模式一方面使禅宗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經濟基礎,這使其獨立自主的精神有了可靠的現實保證,也初步解決了禅宗的生存權問題。在會昌法難之後,這種獨立的經濟模式更加顯示出了其生命力,也是禅宗得以獨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共同勞動不僅爲禅宗建立了經濟基礎,還創造了勞動修行合一的新的禅修方式,在勞動中修行,在修行中勞動,使世俗的勞動神聖化,成爲修行的重要手段,其意義極爲巨大。韋伯指出,基督教新教禁欲主義解決了勞動的合法化問題,將勞動視爲禁欲和修行的手段,把工作看作符合神意的天職,從而推動了資本主義製度的産生,使社會生産力和社會財富得到很大的發展。禅宗同樣解決了勞動的合法化問題,並且爲寺院經濟和整個社會財富的增加做出了貢獻,雖然沒能起到基督教新教的作用,但其意義還是不能低估的。
其二,建立了平等與權威兼顧、自由與秩序並重的新體製。禅居不立佛殿,只樹法堂,一方面表明破除外在權威、佛與衆生平等,另一方面也體現了禅門宗師“佛祖親囑受,當代爲尊"的高度自信和權威意識,同時還可能有經濟上的考慮,以免帶來過重的不必要的經濟負擔。行普請法,上下均力,表明人人必須參加勞動,勞動是共同的權力和義務,即使長老也無權拒絕勞動,這也體現了平等精神。用餐時也是“齋粥隨宜,二時均遍",無人享有特權。除長老外,具他僧人不論高下,都依夏次住于僧堂。長老爲一寺首腦,但其他僧人在討論問題時也可對之進行質問,“賓主問酬,激揚宗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禅宗堅持平等原則,但同樣尊重權威。長老住持方丈,是一寺之主,既是教法的權威, 也是行政的權威。除長老外,還有各級執事,負責管理寺中事務,都有各自的權力。 佛教以出離生死、自由自在爲根本目標,禅宗也盡可能保證每個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在日常生活方面“除入室請益,任由學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准",令學者在自由活動中以自己最適合的方式自覺悟道,盡可能減少外在的約束和限製。在討論問題、探尋真理時也保證每個人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提問,自由辯論。雖然如此,禅居也不允許濫用自由,而是有嚴格的秩序,通過秩序和法規保證每個人的自由,對于違犯戒規者也不姑息縱容。平等與權威兼顧,自由與秩序並重,使得禅居之中保持了穩定而有活力的有序狀態,保證了禅宗的健康發展。中國佛教既未走向保守僵化,也未導致失範異化,基本上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家風,這不能不說是清規的功勞。
由于禅宗製訂了更適宜于佛教發展的清規,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律宗的職能,使得律宗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到了宋代,禅宗獨領風騷的局面更加明顯,許多律寺事實上已經成爲禅居,因而“革律爲禅"運動也就順理成章了。革律爲禅加強了禅宗的地位,也使律宗和律學的地位更加江河日下。
禅宗建立自己的經典教義,同時又建立自己的律法,從而導致一宗獨盛的局面,促進了叁學的融合和佛教的統一,然而這又客觀上加劇了其他宗派的衰落,從百花齊放走向一枝獨秀。禅宗走向民間、貼近現實使得佛教化衆導俗的功能強化,然而又使佛教本身進一步世俗化、中國化,自身的特點和價值逐漸弱化。禅宗自立規矩,對自身發展是有利的,卻又妨礙了律學和律宗的發展,破壞了戒、禅、教叁權分立的彈性約束機製,其中利弊,值得深思。
注釋:
1 徐文明《慧瓒禅師的宗系和思想》,五臺山研究2001、1。
2 大正藏第12冊《佛垂般涅略說教誡經》。
3 徐文明《禅宗第八代北宗弘正大師》,敦煌學輯刊1999、2。嵩山唐代
《禅宗的戒律及其意義(徐文明)》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