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唐以後，西藏密教興盛。傳到宋、元之間，密宗“大手印”的法門，普遍宏開。而且傳說達摩大師在中國“只履西歸”以後，又轉入西藏傳授了“大手印”的法門。所以認爲“大手印”也就是達摩禅。禅宗也就是大密教。
至于《高僧傳》，則只寫出了達摩大師自稱當時活了一百五十歲。
總之，這些有關神通的事情，是屬于禅與宗教之間的神秘問題，姑且存而不論。因爲禅宗的重心“只貴子正見，不貴子行履”。神通的神秘性，與修持禅定工夫的行履有關，所以暫且略而不談。南北朝時代的中國禅與達摩禅北魏齊粱之間佛學與佛教發展的大勢
中國的曆史，繼魏晉以後，就是史書上所稱的南北朝時代。這個時代從東晉開始，到李唐帝業的興起，先後約經叁百年左右，在這叁百年間，從曆史的角度，和以統一爲主的史學觀念來說，我們也可稱之爲中國中古的“黑暗時期”，或“變亂時期”。而從人類世界曆史文化的發展來說，每個變亂的時代，往往就是文化、學術思想最發達的時代。或是時代刺激思想而發展學術；或由思想學術而反激出時代的變亂，實在很難遽(ju4:急，倉猝)下定論。因爲錯綜複雜的因素太多，不能單從某一角度而以偏概全。現在僅從禅宗的發展史而立論，除了已經提出在北魏與粱武帝時代的達摩禅傳入中國以外，還必須先了解當時在中國佛教中的中國禅等情形，然後綜合清理其間的種種脈絡，才能了解隋、唐以後中國禅宗興起的史實。
人盡皆知達摩大師初來中國的動機，是他認爲“東土震旦，有大乘氣象”。因此渡海東來，傳授了禅宗。我們從曆史上回顧一下那個時期中國佛教的情形，究竟是如何的有大乘氣象呢？現在先從東晉前後的情勢來講。
關于翻譯佛經：著名的有鸠摩羅什、佛陀耶舍、佛馱跋陀羅、法顯、昙無竭等聲勢浩大的譯經事業。由東晉到齊、粱之間，先後相繼，其中約有叁十多位大師爲其中心，盡心致力其事。
關于佛學義理的高深造詣：著名的有朱士行、康僧淵、支遁、道安、昙翼、僧睿、僧肇、竺道生、玄暢等，而先後相互輝映的輔佐人士，約叁百人左右。
至于其中首先開創宗派，成爲中國佛教的特征的，就是慧遠法師在廬山結立白蓮社，爲後世中國淨土宗的初祖。
此外，以神異(神通)作爲教化的，先後約叁十人左右。其中東晉時期的佛圖澄、劉宋的神僧懷度等，對于當代匡時救世之功，實有多者。至于其他以習禅、守戒，以及以從事宣揚佛教的各種活動而著名于當世的，先後約有一百二、叁十人。但以上所說，只是對當世佛教中的西域客僧，與中國的出家僧人而言。有關比丘尼(出家的女衆)、帝王、將相、長者、居士，以及一般林林總總的信奉者，當然無法統計。唯據史稱粱天監八年，即北魏永平二年間(公元五0九年)的記載，可以窺其大略。
“時佛教盛于洛陽(魏都)。沙門自西域來者，叁千余人。魏主別爲之立永明寺千余間以居之。處士馮亮有巧思，魏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極岩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乘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北魏宣武年號)，州郡共有一萬叁千余寺，僧衆二百萬。”
但是南朝由宋、齊、粱所建立的佛寺，以及度僧出家的人數，還不在此限，也無法詳細統計，如據《高僧傳》等記載，粱武帝對達摩大師說：“月＋關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記。”雖然言之過甚，但以粱武帝的作風來說，當然是很多很多。後來中唐時代詩人杜牧詩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也只是指出鄰近于金陵、揚州一帶，江南的一角而已，並不涉及黃河南北與大江南北等地。從以上所例舉的情形，對于當時的佛教和佛學文化的發展趨勢，足以看出它聲勢的浩大，影響朝野上下，無所不至。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代叁百年間，由于變亂相仍，戰伐不已，凡有才識之士，大都傾向于當時名士陶淵明的高蹈避世路線。同時又適逢佛學開始昌明，因此就將悲天憫人的情緒，統統趨向于形而上道的思想領域。所以佛教中的人才，大多都是當時英華秀出的俊彥之士。次如立身從政，而又“危行言遜”的文人學士，名重當時而足以影響學術思想者，如齊、粱之間的範雲、沈約、任日＋方、陶弘景、謝月＋出、何點、何胤、劉(叁力＋思xie2:通協)等人，都與佛學結有不解之緣。齊粱之間中國的大乘禅
佛學的主旨，重在修證。而修證的方法，都以禅定爲其中心。自東晉以來，因佛圖澄等人屢示神異爲教化，並又傳譯小乘禅觀等的修持方法。修習禅定，對于一般從事佛學研究和信仰佛教者，已經成爲時髦的風氣。後來又因譯經事業的發達，許多英華才智之士，吸收佛學的精義，融會中國固有文化的精華，漸已開始形成中國大乘佛學的新面目，因此達摩大師從印度東來之前曾說：“東土震旦，有大乘氣象。”這並非完全是憑空臆測之語。即使達摩大師不來中國傳授禅宗，如果假以時日，中國的禅道亦將獨自形成爲另一新興宗派，猶如東晉時期的慧遠法師，獨立開創淨土宗一樣。這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道理。例如在齊、粱之際，當達摩大師東來之前，中國本土大乘禅的代表人物，最著名的便是寶志和尚、傅大士、慧文法師等叁人，而且他們的言行，對于隋、唐以後新興的禅宗與其他宗派－－如天臺、華嚴宗等，都有莫大的影響。中國大乘禅的初期大師
寶志禅師，世稱志公和尚，據粱釋慧皎所撰《高僧傳》的記載，原名保志。
“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師事沙門僧儉爲和尚，修習禅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起無定，飲食無時，發長數寸，常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挂剪刀及鏡，或挂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饑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谶(chen4:迷信的人指將來要應驗的預言、預兆)記。京土士庶，皆敬事之。......”
又據《五燈會元》等所載：
“初，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沙門僧儉出家，專修禅觀。宋太始二年，發而徒跣(xian2:跣足，光著腳)，著錦袍，往來皖山劍水之下，以剪尺拂子挂杖頭，負之而行。天監二年，粱武帝诏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問其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
總之，志公在齊、粱之際，以神異的行徑，行使教化，這是他處亂世行正道，和光同塵的逆行方式，正如老子所說“正言若反”的意義一樣。而他對于大乘佛法的正面真義，卻有《大乘贊》十首、《十二時頌》與《十四科頌》等名著留傳後世。尤其《十四科頌》中，對于當時以及後世的佛學思想，與佛法修證的精義，充分發揮了中國佛學的大乘精神。我們在千載以後讀之，已經習慣成自然，並不覺得怎樣特別，但對當時的學術思想界和佛學的觀念來說，卻是非常大膽而富有創見的著作，的確不同凡響。其中他所提出的十四項“不二法門”的觀點，影響隋、唐以後的佛學和學術思想，實在非常有力。也可以說，唐代以後的禅宗，與其說是達摩禅，毋甯說是混合達摩、志公、傅大士的禅宗思想，更爲恰當。因文繁不錄，但就志公《十四科頌》的提示，便可由此一斑而得窺全豹。(一)菩提煩惱不二。(二)持犯不二。(叁)佛與衆生不二。(四)事理不二。(五)靜亂不二。(六)善惡不二。(七)色空不二。(八)生死不二。(九)斷除不二。(十)真俗不二。(十一)解縛不二。(十二)境照不二。(十叁)運用無礙不二。(十四)迷悟不二。
以上所舉志公《十四科頌》的提綱，雖然沒有完全抄錄內容，但他所提出的問題，都是當時佛學界的重要問題。因爲漢末到齊粱之間，大乘佛學的內容，沒有完全翻譯過來，大多都是根據小乘佛學的觀點，還未融會大小乘佛學的真谛。總之，當齊、粱之際，在志公之前，中國本土的學者，極少有人能融會佛學的大乘義理與禅定的修證工夫，而知行合一的。但從志公、傅大士、慧文法師以後，那就大有不同了。
因此，如果要講中國禅的開始和禅宗的發展史，就應當從志公等人說起。但志公遭逢亂世，同時中國禅的風氣尚未建立，因故意裝瘋賣傻，而以神秘的姿態出現。就如他的出生與身世，也都是充滿了神秘的疑案。到了南宋以後，杭州靈隱寺的道濟禅師，他的作風行經，也走此路線，世稱“濟公”。後人景慕他的爲人，把他的傳聞事迹，在明、清以後，還編成了小說，稱爲《濟公傳》，普遍流行，深受一般社會的歡迎。《濟公傳》中許多故事，就是套用志公的事迹，混合構想而編成的。至于以神異行化的作用何在，我認爲粱釋慧皎法師著作《高僧傳》的評論，最爲恰當。如雲：
論曰：神道之爲化也，蓋以抑誇強、催侮(wu2:欺負，輕慢)慢、挫凶銳、解塵紛。至若飛輪禦寶，則善信歸降；竦(song2:恭敬；同“悚”)石參煙，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自晉惠失政，懷愍(min2:同“憫”的憂愁之意)播遷，中州寇蕩，窦羯(jie2:古代北方少數民族)亂交，淵曜篡虐于前，勒虎潛凶于後，郡國分崩，民遭塗炭。澄公憫鋒镝(di2：箭頭)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于葛陂，騁懸記于襄邺(ye4:古地名，在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借密咒而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凶吉，終令二石稽首，荒裔子來，澤潤蒼生，固無以校也。其後佛調、耆(qi2:年老)域、涉公、懷度等，或韬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遙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窆(bian2:埋葬)後空椁(guo2:棺材外面套的大棺材。)；靈迹怪詭，莫測其然！但典章不同，去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則以爲謀僭(jian4：超越本分，舊時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義或器物等等)妖蕩，仙錄則以爲羽化雲翔。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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