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救世主義者，他要面對現實，反對逃避責任，但在他的一生裏，卻極力贊歎伯夷、叔齊和吳太伯等人的讓位逃、隱，推崇他們的人格。他也講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的處世方法，同時提出“甯武于，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的觀感等等。這是說明孔子盡管自己具有人世救世的願望，但對于隱士思想“賢者避世，其次避地”的作法，仍然非常贊同，甚至他有的處世方法，也不得不取與隱士思想雷同的態度。所以在他周遊列國的時期，遭到晨門者、荷贅者的譏刺；碰到長沮、桀溺的批評；領會楚狂接輿的諷勸，他只有會心的歎息，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只有在桀溺對他批評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他曾莫可如何地加以按語，才有“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的感歎。後來大家便引用他說“鳥獸不可與同群”的一句話，認爲是孔子罵隱士們逃世消極的醜陋判語，其實，他說這句話，並非如後世人所想象的那樣醜陋與惡毒，他只是說出入各有志，彼此各行其是的感慨而已。因爲鳥是飛的，獸是走的，所謂遠走高飛的消極者，與積極人世者，彼此都可各行其是；表明他自己，決心走的是人世救世的路線。我們只要一讀司馬遷寫《老莊申韓列傳》中，由孔子對于老子的按語：“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遊者可以爲給，飛者可以爲缯。至于龍，吾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一段話，便可了解孔子所說“鳥獸不可與同群”的語意何在了。並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他對于隱士思想的估價，和推崇老子爲高隱代表者的表示。因此司馬遷寫在捉摸不定的老子傳裏，也就有了“老子，隱君子也”的結論。總之，孔子的思想，與秦、漢前後所號稱的儒、道兩家思想，他們在原始的本質上，對于“君子乘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囗以行”的立身處世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對于“蓬囗以行”的隱士們，和隱士思想，是具有“心向往之”的潛在情感的。
(叁)隱土與曆史政治的關系
講到曆史政治與隱士的關系，這在我們整個的曆史系統裏，是一個非常有趣味的問題，只是大家都相沿因襲慣了，談到曆史，不是用一本正經的嚴肅面孔來讀，便抱著疑信參半的態度來研究；可是無論屬于哪種方式，對于曆史政治上幕後隱士們的價值，都被忽略過去了。我在前面曾經強調說，隱士思想與隱士們，是操持中國文化的幕後主角，但是自古以來，真正徹底的隱士，已經無法確實得知他們的事迹，只有被道家的人們，搜羅一部分，假托一部分，歸入若隱若現的神仙傳記裏去了。我們現在提出與曆史政治有關的人物，也只能算是“半隱士”的一樣。所謂“半隱士”，就是說他們的生平，或者在前，或者在後，過的是隱士的生活，其余半截的生活，就出山人世，參與現實社會，和實際的政治有了牽連。關于“半隱士”與“隱士”，我們引用宋代詩人陸放翁的一首詩；做爲恰當的說明、放翁的詩說：“志士棲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不須更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他認爲真正的隱士，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遠；而被人知道出了名的隱士，已經辜負了自己當初逃隱的動機了，姑且不說別有用意的嚴子陵們，就是許由、巢父他們，被人發現了蹤迹，有了“高尚其志”的“隱士”聲名，也早就錯到底了。這雖是陸放翁有所感而發的話，然而也足以代表“半隱士”們的一般感歎！至于曆史政治有關的“半隱士”，例如伊尹、傅說、姜尚，以及間接有關的，鬼谷子、黃石公，與秦、漢以後的“半隱土”如張良、司馬德操與諸葛亮。南北朝以後，列入道家人物的，如王猛、陶弘景，唐代的魏征，宋代的陳抟，元代的劉秉忠，明代的劉基、周顛，清代的範文程等等，都是其中的荦荦大者，爲一般比較容易熟悉的人物。這便形成中國曆史政治上特有的情形：凡在撥亂反正的階段，或建國創業的時期，身爲中國文化幕後的“隱士”們道家的人物，就見危受命，挺身而出，代表一般山林在野的志士們的精神，輔翼命世之主而創造新的時代和曆史。到了治平的時期，便又默默無聞，把成果與責任，付之自命爲儒生們的手裏了。因此，我們要了解，中國曆史的演變，及其興衰成敗，成學術思想的關鍵，幾乎有一共通不易的定例：那便是凡當撥亂反正的時期，大多是道家人物與道家學術思想的功勞；到了天下太平，坐而論道，講究修齊治平之學的時期，就成了儒家的天下了。“隱士”的道家人物們，對于過去中國曆史政治具有這樣舉足輕重之勢，除了“通古今之變”，如司馬遷等少數人以外，一般人幾乎不明實況，所以把真正道家的人物，與真正道家的學術思想，就一直蒙在冤枉的檔卷中了。我們姑且舉出正反面一、二種曆史資料，以便有一新的認識，恕限于時間與篇幅，不能具體地詳細講明。
1．曆史上畏懼“隱士”思想的反面
周代：“太公望(姜尚，字子牙，因功被周室尊稱爲太公)，封于齊。齊有華士者，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人稱其賢。太公使人召之叁，不至。命誅之。周公曰：此人齊之高士，奈何誅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望猶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棄民也。召之叁，不至，是逆民也。而族之以爲教首，使一國效之，望誰與爲君乎？”
這一曆史故事，便是說明姜太公得封爲齊君以後，要殺齊國的“半隱士”華士。他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請他叁次又不出山，這便使“半隱士”出身的姜太公動了殺心了。因爲姜太公是行家，他懂得“半隱士”的利害，又加上他初到齊國，舊有的地方勢力，還沒有投誠，他決不容許這種不合作的作風養成。所以周公吃驚地問他，你何以隨便就要處決一個“高士”呢？他就說出他的意見，認爲假使像華土這種人，還要褒揚他，那麼，我還要做齊國什麼人的君王呢？這真是痛痛快快地說明統治者的苦經，同時，也由此可以了解上古對“隱士”思想的重要性。
其次：在戰國末期，齊國派使臣到趙國去，趙國的女主趙威後，在接見齊國大使的時候，還沒有談到正題，趙威後便問了幾個有關齊國政治的問題，最後，便說：“于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這個外交史上的故事，正和姜太公要殺華士的說法，是同樣的觀念，可見在春秋、戰國時期，當權者對于“半隱士”的畏懼，和懼怕俠義道的情形，是同樣的心理。其實，齊國的“半隱士”于陵子仲，已經大非姜太公時代的華士可比，趙威後挑撥齊國大使，也許正是懼怕這個“半隱士”于陵子仲的才能，對于齊國與趙國之間的外交政治上，是一個有暗中左右力量的可怕人物，所以他在急于去掉故國賢人的心理意識上，便沖口說出這種政治心理作戰的話來了。
2．曆史上尊重“隱士”思想的正面
帝堯想要讓位于許由，周初用姜太公的建議，尊重伯夷、叔齊的志節，這些都是大家所熟悉知道的事件。秦始皇一怒而坑不聽命、不合作的儒生，因此又大失人心，漢高祖要想換立太子，結果日後用了張良的建議，把那高隱在商山的四皓，素來不理漢高祖的四個“半隱士”，死拉活扯地拖下山來，做了太子的老師。這樣，便使漢高祖不能不屈服，只好變更計劃，也就不敢再談換立太子的事了。此外，如曆代帝王向山中的“隱士”，動問國家大計的，也例不勝舉，有名的如陶弘景，稱爲山中宰相。因此，在曆史文化的著作上，便有上古的“隱士”，秦、漢以後的“神仙”，唐、宋時代的“高士”與“處士”等無位而得高名的稱號産生。尤其在宋代，有一類的“處士”，以“半隱士”的姿態而得到一舉成名的光榮，致使後人笑他們有“功名捷徑在煙霞”的譏刺。以及後來兩宋理學家們，講學不仕的作風，都是由這種傳統文化幕後主角的“隱士”流風所造成的。清兵入關以後，英明的康熙，屢開博學鴻辭科來網羅不稱臣、不投降的漢族知識分子，也便是對付“隱士”的一個政策。
我們爲了說明道家學術思想的淵源，稍微多加牽扯了有關于隱士的問題，暫且到此爲止。至于“隱士”思想，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值與利弊，一時很難詳細來說明，總之，姑且拿老、莊做代表的道家“隱士”思想，與孔、孟做代表的儒家思想來說，他們最高的目的，和最基本的動機，所謂救世治平的宗旨，其實並無兩樣。所不同的，就是采用的方法與態度，各自別有主張。儒家的孔、孟，他們的作法是積極的強行人世，冀圖挽救世道人心；道家“隱士”們的主張，是因勢利導，處之于無形。所以道家的方法是用“弱”、用“柔”，結果往往被用錯，而致于柔弱不堪，這是它有害的一面。但在好的，有利的一面來講，它正是《易經》乾卦上。用九”的精神，所謂“見群龍無首，吉”。“龍德而隱者也”。因爲它不在任何的那一個交位上，所以它能夠絕對的冷靜，絕對的客觀，在幕後領導九五的變化。倘使它也人了交位，當然便被變道所構，自身難免不受其變，而無補于時艱了。我們研究道家的應用，必須先要了解這個精神，才能談道家對于中國文化的利弊和價值。
叁、方士的學術與道家
在這個時代來講道家，正當一切的學術思想，都被沈埋在科學的浪潮中旋轉，所以一提到“方士”，便使我們有無限的感慨。首先我要爲曆史上的“方士”們提出申辯，所謂真正的“方士”，也就是我們古代真正的科學家。後來由于受傳統文化另一觀念所影響，曆來自命爲儒家的學者，根據有關對“方士”們不利的資料，而將它變成是一個輕薄鄙視的名辭。因此我們曆史上的“方士”，與“方術之士”、“方技之士”等的稱號，一直被讀書的知識分子。視爲江湖末技，與跑馬賣解(做把戲、變魔術)、走江湖、混飯吃的觀念，混合在一起了。其實，退一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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