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公孫淵)仍業以載凶。只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于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張燕)、繡(張繡)、魯(張魯)，舍群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耙，則于彼爲愈焉。”他說張魯等人，倒能夠逆取順守，得保祖先子孫的宗祀，在當時群盜如毛，都是有始無終的亂世當中，比較起來，的確算是傑出的人物。然而陳壽還見不到張魯後世的子孫族類，竟能南遷于江西，曆宋、元以後，受朝野的尊敬，成爲龍虎山正一派的張天師世家，累世備受寵封，可與山東曲阜的孔子世家相提並論，都成爲中國文化世家巨室的特殊家世，一豈非他的先世張道陵的道術，應有豐功陰德的余蔭，才能如此嗎？
陳壽著的《叁國志》，自有陳壽的立場和主觀，他筆下所述說的張道陵，等于是以“假道爲騙”的術士，相反地，在葛洪所著的《神仙傳》中，便不同于陳壽的記載了。
如說：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于年命，送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靡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己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鶴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煉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骖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戶至數萬，即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並立條製，使諸弟子隨事輸出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複道路，不修複者，皆使疾病。縣有應治橋道。于是百姓斬草除涵，無所不爲，皆出其意。而患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爲此文從天上下也。
我們看了葛洪所寫的記載，便可了解陳壽記述張道陵的事實，不但簡要不詳，而且是有立場和成見的。張道陵的正一明威道術，到了晉朝，更有擴展，晉室的名公巨卿，朝野大族，都有信奉此道，例如王、謝等巨室，也都曆世信奉不衰，以書法著名的王羲之，便是此道中的分子。所以他手寫《黃庭經》，並不是專爲習字而好玩的。
此外，我們再看葛洪所載張道陵在四川施行的教化，依照曆史文化的功績觀念來講，便會覺得他與文翁化蜀，同樣具有文化教育上的價值。
如說：
“陵又欲以廉恥治人，不喜施刑罰。乃立條製，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事，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複犯法，當以身死爲約。于是百姓計念，邂逅疾病，辄當首過。一則得愈，二使羞慚，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從此之後，所違犯者，皆改爲善矣。”
在這段的記載裏，述說張道陵化民成俗的方針，在于人人自覺自治，重廉恥，畏天命，行善舉爲其重點，根據道家思想的“爲政不在多言”，唯重實行的原則，那麼，張道陵這種措施，又何嘗是不對呢？陳壽所謂“故世號米賊”，是從曹魏政權的立場，因襲治權的正統觀念而來，並不全足取信。其次，關于張道陵個人修煉道術的經過。
如說：
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合丹。丹成，服半劑，不願即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行氣服食，故用仙法，亦無以易。故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長。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異者，從東方來，生平原相，見其形貌，一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異，皆過，乃授昇丹經。
這是說明張道陵所修煉的神仙道術，仍以外金丹的丹藥爲主，以服氣、導引、房中等的內丹修煉的助伴，最後，仍以九鼎大要等道法的指歸。
至于所說七次試驗趙昇的道心，然後授以神仙道術，正是後世妄求學仙者先立道德根基的榜樣，如說：
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爲通，使人辱罵四十余日，露宿不去，乃納之。第二：使昇于草中守黍驅獸，暮遣美女非常，托言遠行過寄宿，與昇接床。明日又稱腳痛不去，遂留數日，亦複調戲，昇終不失正。第叁試昇：行道忽見遺金叁十瓶，昇乃走過不取。第四試昇：令入山采薪，叁虎交前，咬昇衣服，惟不傷身。昇不恐，顔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爲非，故不遠千裏，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昇：于市買十余匹絹，付值訖，而絹主誣之雲：未得。昇乃脫己衣，買絹而償之，殊無憚色。第六試昇：守田谷，有一人往叩頭乞食，衣掌破弊，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昇怆然爲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岩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于時伏而窺之者，叁百余人，股戰流汗，無政久臨視之者，莫不卻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于谷中耳。師有數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挪，投樹上，足不磋跌，取挑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緣，不能得退。于是乃以挑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異。陵乃以手引昇，衆視之，見陵臂長叁十丈，引昇，昇忽然來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食畢，臨乃臨谷上，笑而言曰：趙異心自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衆人皆谏，惟異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涕。惟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于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倒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坐局腳床，鬥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吾知汝來。乃授二人道畢。叁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昇、長二人，皆白日沖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乃沒于去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劑，雖未沖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昇，乃如其志也。
我們讀了葛洪所寫這段張道陵授受道術的傳記，對于一般妄求長生不老之方的人士，應知有所反省。須知道家與道教所標榜的神仙可學，必以立德爲先。後世的人，以價值觀念的小忠小勤，輕心慢心的意氣用事，妄求出世超人的道術，豈非緣木而求魚，哪有這種便宜的事呢？如果神仙不可學，就憑這種做人的德行爲榜樣，以此爲人處事，亦正是儒家所謂大人君子的風規，這樣的教化，又何嘗有害世道人心呢？拚命大罵其爲異端不可學，似乎有欠公允。我們非常簡略地介紹了漢末道教形成的前因後果，便可大概了解秦、漢以後政治社會演變的關系，由道家思想促成道教建立的先聲。
(二)魏晉以後的道家與道教
我們初步了解了漢末的學術情況，與社會人心逃避現實的趨向，促使道家形成道教的情形，然後再來研究魏、晉人對于學術思想轉變的迹象，就有脈絡可循，不致憑空臆度了。漢末時期，朝野上下，受到政治、經濟、軍事種種的激蕩，社會的不安，隨時隨地呈現一片紊亂，因此應運而生的新創各種道術信仰，便能普遍傳開，深入各個階層，加上黠者利用遊俠與知識分子不滿現實的情緒，縱橫牽扯，一拍即合，就形成叁國時代的局面了。我們想要了解曆史文化的演變，必然不要忘記時代背景的影響，所以要講魏、晉時期的學術思想，必須要追蹤東漢未期學術思想的情況，然後才能了解魏、晉學術思想的原因。
我在講述佛教與中國文化的因緣中，曾經講到影響時代學術思想的重心，在于當權執政者的領導作風，當漢末及曹魏執政的先後階段，傳習儒家的經學，紹述孔、孟的遺教，除如鄭玄、盧植等少數的大儒，稍具規模以外，一般所謂儒生者，都以文學見長。如王粲等人，醉心于辭章的意境，其余濟濟多士，大多從事于救亡圖存的時事，或奔競于當世功名的途徑，即使從事學術思想，也都以見用于現實的世務爲主，如研究科學而哲學的易經象數之學，也只有少數有志之士，肯在業余作部分專長的研究，如鄭玄的交辰，費直、荀爽的升降，虞翻的納甲等有數幾人而已。此外，如華佗的醫道，管辂的術數，尚有正統道家的遺風，至于以道家法術見長，如于吉、左慈等人，雖然名動公卿，影響人心至巨，但到底不能見重于士林，由此而知由漢末到叁國時期，學術思想界的情形，正同當世的時事是一樣的紊亂。
曹魏時代，因曹氏父子擅長文學的關系，帏幄中的文士，亦多以文學見長，對于義理學術的探求，已經減色，到了魏、晉轉移的階段，少年貴胄的世家公子，如何晏、王弼之流，既不能做絮靜精微的學問工夫，又不能疏通知遠，于是，僅于思而不學的心得之下，便以老、莊思想來解釋《易經》；不但易經漢學傳承的原意，由此喪失，即如老、莊的思想，也從此大爲變質。加以名公巨卿，世家大族們對于時勢國事，有心挽救而無力挽回，就與當時一般名士們群居終日，手把塵尾，清談玄理以逃避現實，等于任何一個世紀末期的人，趨向聲色歌舞、醇酒美人、玩牌跳舞，是同爲時代頹廢的心理作用，因此以《易經》、《老子》、《莊子》爲主的叁玄之學，便應運而興，所謂清談與叁玄，便是如此這般所造成。恰當那個學術思想中心無主的時代，又加西域佛學的名僧居士們，如支謙、支適等人，開始源源東來，灌輸般若談空，講論“神我”“涅槃”的思想，蔚爲一時的風氣。在另一方面，受到衰亂頹風的影響，故作曠達而流于疏狂，如嵇康、阮籍、山濤、劉伶等人，便是受到這種世風刺激的犧牲者。
然而魏、晉之際，除了這般人物，足以影響時代的風氣以外，其他講究學問德業，從事挽救世道人心的工作者，難道真正無人嗎？這又不然，人間世事，本來就如自然物理一樣，有了黑暗，自然也有光明，有正的一面，當然也有反的一面。魏、晉時期，從事挽救世風的人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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