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他即是繼承天命的聖人，同時，也是黃帝以來先聖流傳下來，所有神仙法術的繼承人。大禹治水的成功，是因爲擅長符箓等法術，他能遣使六丁、六甲等天上神將，他能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凡是一切極盡神秘、怪誕、荒謬的能事，也都一齊套在大禹的頭上，因此而形成大禹與道家、道教的因緣，特別深厚。這便是說明春秋、戰國以後，道家的學術思想路線，是上接伏羲、黃帝以後，《易經》文化系統，與《書經》文化系統，融會有關的淵源。
其實，自大禹治水之後，使夏代後裔，延續天下的治權，達四百余年之久的文化，那便是夏代以真正農業立國的文化。因爲他是秉承上古以天文、曆法等原始宇宙的學術思想，用金、木、水、火、土五行變換的物理原則，配合農業社會的人文文化，因此而形成夏代的文化精神，是崇尚樸素笃實的本質，這便是曆史上有名的“夏尚忠”的文化精神。到了成湯革命，滅掉夏朝末代的暴君桀以後，建立商湯六百余年的文化，一變夏代文化樸實的形態，偏向于天道的觀念，走入“以神道設教”，類似宗教的精神，因此便形成殷商時期，曆史上有名的“殷尚鬼”，崇信鬼神意志的文化精神。這個屬于《書經》文化系統，一變再變，一直到了西周文王興于陝西，他承繼西北高原傳統，賜經》文化的系統，參酌古今之宜，演揚易學而成《周易》一書的基本學術思想以且；再經過他的兒子周武王的革命成功，周公旦的擴充《易經》學系思想，融會叁代以來人文文化，與部分承繼殷商天道鬼神等的思想，才得完成周代禮、樂、文教、刑政等人文文明的大系。換言之，到了周代，才算是綜合上古以來，所有文化的大成，是後來爲孔子所贊頌的“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的文化精神。因此，我們可以在《易經》、《書經》以外，看到《禮記》、《春秋》中許多屬于《易經》學系，也就是後來儒道兩家共同宗奉的學問，如《禮記·月令》等--春秋工製、月令、曆法，與災異、天象示變等的觀念，有關于《易經》象數的學術思想。
但是，我們這裏所謂的周代文化，是專指中央天子的周朝文明而言，後來在春秋、戰國時期，是屬于魯國文化的系統。如果研究諸侯各國的文化學術思想，那就各有異同，並不一致，彼此之間，都自保留有他祖先氏族傳承的文化精神。例如，神農的後裔，封在河南的焦城。黃帝的後裔，封在山東濟南附近的祝(長清縣)。帝堯的後裔，封在河北的薊(就是清代的直隸順天府的大興縣)。帝舜的後裔，封在河南開封附近的陳(陳州)。大禹的後裔，封在開封附近的杞。殷商後裔的賢人微子，受封在宋。另一殷商後裔的賢人箕子，因獻洪範而被尊爲不臣之敬，受封于朝鮮。這些諸侯的分封就國，都是上古與叁代的後嗣，並非一律都是周室的功臣，而受到分封的爵賞。這是周朝文、武、周公的德政，也便是中國曆史文化傳統的精神，所謂“興滅國，繼絕世”偉大的文化思想。其次，周室所分封功臣，從其師尚父(太公呂望)爲首，封于齊，周公封于魯等等，所謂“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余人。”這樣便是周代分封諸侯而建國的“封建”局面，大有不同于歐洲上古的“封建”製度，如果把東西兩方“封建”不同的觀念，混爲一談，必須要加甄辨。而且我們不要忘記，由周初分封建國，直到春秋戰國的七八百年間，中華民族的文字、言語，並未統一，諸侯各國的文化學術，也各自保有他的傳統，等于我們幾千年的文化，雖然國家一統，而各地方的風俗、習慣、方言，在其同中也各有其異。所謂“書同文，車同軌”的混同局面，在秦、漢之間，才得正式完成。
因此我們讀周、秦之際的諸子百家之言，凡有關于道家學術思想的典籍，大多都如司馬遷所謂：“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便是因爲方言的不同，文學的格調沒有統一，所以便被秦、漢以且自稱爲儒家的文人，一筆勾銷，認爲不值一顧了。其實，道家的學術思想，是偏向于自然科學理論的成分居多，不像儒家的學說，是偏向于人文思想的成分爲主。凡是近于自然科學的著作，必然缺乏文學修辭優美的情調，有關人文學術的，無論如何淺薄，它與文學畢竟不可劃分。道家“方士”學術思想，以及諸子百家有關于原始科學理論的學說，就在這個原因之下，被斷送埋沒在“異端”的學術罪狀之中，達兩千余年之久，我們只要留心曆史文化的史料，這個問題，就會容易明白。例如比孔子還早一點的管子，在現在所流傳他的著作之中，不論真假的成分有多少，即使認爲十分可靠的幾篇，仔細讀來，仍然不同于魯國文學的筆調，這是代表齊國人文學術思想的一部書，猶如《晏子春秋》一樣，都具有齊國文學的筆調，在另一方面，司馬遷說齊民“闊達多匿知”，莊子在《逍遙遊》上，也提到齊國的學術思想中有一本怪書，叫做《齊諧》，他又自加一句注解說：“齊諧者，志怪者也。”換言之，《齊諧》這本書，是齊國人專門集記希奇古怪的奇譚。由此可見齊民，闊達多匿知”的地方性，是由來如此，因此後來中國文化，用來批判不經之談的評語，便有“齊東野語”的名辭了。其次，例如《墨子》一部書，因爲墨翟本人，生活長大在宋國，他受宋國的學術思想影響最深，所以他有類同宗教信仰的崇尚“天志”，而同時又相信鬼神的權能，這些便是受到宋國傳統，殷人尚鬼、信天、文化等思想影響的關系。至于他有苦節勞形、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學說與作風，那是繼承夏代大禹的精神，可能也有受到宋國的鄰封，夏禹之後杞國思想的感染。當然，我說這些，都是十分可能，而且是有理路可尋的事，並非就是定案，因爲生在兩千余年後的今天，高推古代的情形，時間、空間的環境遷變，絕對已非當時的面目，雖然大家采用書本的資料作考證，也是不免出于臆測。“盡信書，不如無書”，所以不能完全作爲肯定的理由，至于曾子、子思、孟子、荀卿一系列的思想，當然是孔門以後的魯國文化，與魯國文學的正統。其他如老、莊，是南方楚國文化的情調。兵家著作如孫、吳兵法，是戰國時期齊國的傳統學術思想，與齊國文學的進步與升華。另如縱橫家、法家、名家等學，大多都是秦、晉之間後起的思想，司馬遷所說：“叁晉多權變之士，夫言縱橫強秦者，大抵皆叁晉之人也。”雜家的學術思想，與秦、晉、齊、楚有關，也可以說，便是秦、晉、齊、楚學術思想雜集的回旋。陰陽家言，當然就是燕、齊“方士”學術的源流。我們了解了這個春秋、戰國文化學術的大勢以後，對于其中如何形成爲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姑且另作講說。其余如陰陽、兵、農、醫、老、莊、楊朱、墨子、名、法、縱橫、雜家等，綜錯交羅，互相爲用，便成爲戰國到秦、漢以前，統統歸入道家學術思想的範圍了。
我們講述道家的文化學術思想，不厭其煩由周、秦以前，再向上溯，大而言之，是爲了說明中國文化的傳統淵源，以及追溯道家文化思想，實爲源遠流長的主旨；小而言之，也便是說明周、秦以前，儒、道本不分家的關系。另一方面，也就是說明道家的文化學術，乃是繼承夏、商、周叁代以上，中華民族發源于西北高原的《易經》文化學系。至于戰國前後，變成南方楚國文化的老、莊思想，是其余波的流蕩而已。自孔子一系的儒家文化學術，是傳承叁代以下，起于中原與東方、北方的《書經》文化學系，到了戰國；秦、漢以前，便成爲魯國文化，孔、孟思想的中心，所謂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傳統。總之，用于人文社會，有關禮、樂、文教、刑政的學術，儒家《書經》文化系統，猶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的正規軍。用于因應時變，藉以撥亂反正的，道家《易經》文化系統，才是出奇製勝的奇兵，這也便是中國文化曆史上有名的“外示儒術，內用黃老”君師之道扼要的說明。
(二)戰國時期北方齊魯燕宋的文化背景
首先要鄭重聲明，凡是要研究秦、漢以上的曆史文化，千萬不要忘記，那個時期的曆史背景。我們粗看起來，周、秦以上文化學術的形態，固然是繼承叁代以下的一貫傳統，到了周期，才算完成建立一個人文文化具體的成型，但是我們總要不忘曆史的發展，不是空中樓閣，無因而來的、當春秋、戰國時期，所謂分封建國的諸侯之邦，因爲各有曆史淵源的背景，與地理環境的不同，所以凡是有關構成各國文化的條件，如言語、文字、風俗習慣、政治方式、財經措施、交通形勢等等，大體都是各自爲政，並沒有像秦、漢以後的統一。我們只要大概沒有忘記曆史上的記載，自從秦始皇開始，才漸使“書同文，車同軌”，才有廢邦國而建郡縣的統一製度，就不至于把秦、漢以上的地理文化不同的觀念，隨便忽略過去。而且那個時候，所謂中央政權的周天子，他爲共主的帝王製度，既不是秦、漢以後帝王體製的形態，也不是叁代以前的情形，只要大家研究一下叁禮(《周禮》、《儀禮》、《記》)，便自然會明白了，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專對有關天燕、齊之間“方士”學術來源的問題，因此，先從齊國說起。
凡是讀過曆史的，都知道齊國是太公呂望(姜尚)之後。姜太公呂望，是叁代以前炎帝神農氏的後裔，到他的時候，已經算是東海上人。他與祖先的傳統文化，與他的學術思想，是屬于周、秦之際“隱士”思想的道家一系。他在困窮的環境中，過了幾十年的苦難時間，到了八十歲左右，才遇到文王，後來以兵謀奇計輔助武王，完成周室革命事業的成功，他是周初道家學術思想的代表者。周武王爲了酬謝他偉大的功勳，封他在齊建國，《史記·封禅書》說：“齊之所以爲齊者，以天齊。”但是那個時候的齊國，並不是好地方，不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可比，而且還存在著原來的地方惡勢力。所以太公望在受封就國的路上，也有懶得到差接事的意思，好在靠一位旅店的老板，啓示他一番話，他才馬上趕去，建立了齊國；當然，這個旅店老板，也應該算是隱士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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