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蔚如的提示與弘一佛學思想體系的形成

　　作者：金梅

　　弘一法師在近代中國佛學界，被看作是律宗的第十一代傳人；在其整個佛學系統中，又以華嚴宗的哲學理念一以貫之，而這些都與佛學家徐蔚如居士的啓示有關。

　　弘一法師自進入佛門，就很重視律學的研究和守戒持律的實踐，首先是因爲有徐蔚如的提醒。

　　徐蔚如(1878～1937年)，名文蔚，號藏一，以字行。浙江海鹽縣人。幼年隨母攻讀經史百家之學，兼學算學；受母親信佛的影響，亦禮佛誦經。1898年(時21歲)秋試不第，入京捐資爲部郎，兼任京浙學堂算學教習。1908年(時31歲)，任京師地方審判推事。宣統年間，補度支部通阜司郎中。辛亥革命後，攜眷南歸，寄寓滬上。民國初年，被選爲浙江省第一屆議會議員，並主辦《浙江日報》。後因袁世凱實行專製統治，徐蔚如遠離政界，以研佛弘法爲務。其間，曾往甯波觀宗寺參訪天臺宗四十叁代祖師谛閑法師，到阿育王寺朝禮舍利塔。集資刊刻《釋摩诃衍論釋》一部，並爲佛學家楊仁山居士主持的金陵刻經處捐資。1914年，徐蔚如再次入京做官，任財政部會計司司長。結識時在教育部任參事的蔣維喬，二人經常相與研討佛學。1918年初，徐與時任交通總長的葉恭綽等幾位護法大居士，發起成立戊午講經會，公推其南下甯波觀宗寺迎請谛閑老法師北上講經。就在戊午講經會期間，徐皈依了谛閑法師，法名顯瑞。法師返南後，徐與蔣維喬、梅光羲、江味農等創立了“北京刻經處”，由徐負責主持，任刻經處校刊。徐以此作爲他終身的事業。20年代初，徐又創立了天津刻經處。及至徐蔚如于1937年去世的10多年間，京津兩地刻經處，校刊佛典近兩千卷，每卷後面，又都附有徐撰寫的跋文，提綱挈領，精華耀眼。徐所主持的刻經處、尤其是天津刻經處，專刻“南山宗”律書。“南山宗”的“叁疏”(唐代“南山宗”的創始人道宣律師所著《四分律刪繁補阙行事鈔》、《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四分律刪繁補阙隨機羯磨疏》)、“叁記”(北宋元照律師所著《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記》、《四分律羯磨疏濟緣記》)，國內久已不傳，或僅有殘篇零簡，清末始從日本請回，經由徐蔚如校刊流通，中土才得其全貌。除了校刊印行佛典，徐蔚如還做了大量講經弘法的工作。1935、1936年間，他在天津功德林講解《華嚴經大意》，每晚兩小時，風雨無阻，從不間斷。以此，北方佛界中人，多尊稱徐爲“華嚴學者”、“華嚴大師”。

　　徐蔚如之提醒弘一應該重視律學的研究，還是在他出家之前。據跟隨谛閑法師北上講經的虛法師在其《影塵回憶錄》中記載，1918年3月，徐蔚如趁南下迎請谛閑法師之機，取道杭州，這樣勸告即將出家的李叔同(那時他已皈依了悟和尚)發願重興南山律教：“自古至今，出家的法師們，講經的多，講律的少。尤其近幾百年來，沒有專門研究律學的，就有也不徹底。因此，你出家後可以研究律學，把中國的律宗重振起來。”由于徐蔚如的提示，李叔同入佛後，確是重視律學的研究與實踐的，但他起初研究的並非“南山律”，而是“有部律”。他把注意力逐步移向南山律宗，同樣是受了徐蔚如的“規勸”。他在《余弘律之因緣》演講中說：“其時(引者按：即弘一編撰成《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犯相摘記》和《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自行鈔》兩部專著的1924年，“毗奈耶”爲梵語“律”的音譯)，徐蔚如居士創刻經處于天津，專刻南山宗律書。費資數萬金，曆時十余年，乃漸次完成。徐居士始聞余宗有部而輕南山，嘗規勸之。以爲吾國千余年來秉承南山一宗，今欲弘律，宜仍其舊貫，未可更張。余因是有兼學南山之意。爾後此意漸次增進。”弘一在編撰上述兩部專著的同時，爲了修訂和完善其另一專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也研讀了南山律宗的代表性著作“叁疏”、“叁記”。但又正如他自己所說，那僅僅是兼學“南山”而已；其學“南山”之意“漸次增進”，並最終放棄“有部”而宗“南山”，還是六七年以後的事。其標志則是1931年4月2日，他在浙江上虞縣法界寺佛前立誓發願。從此，弘一專學“南山”，並隨力弘揚以贖昔年輕謗之罪。誓願文曰：“本師釋迦牟尼如來般涅日，弟子演音，敬于佛前發弘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際，誓舍身命：擁護弘揚，南山律宗。願以今生，盡此形壽，悉心竭誠，熟讀窮研，南山鈔疏，及靈芝記。精進不退，誓求貫通。編述表記，流傳後代。冀以上報叁寶深恩，下利華日僧衆。弟子所修，一切功德，悉以回向，法界衆生，同生極樂蓮邦，速證無上正覺。”在談到這一轉變時，弘一說：“……昔佛滅後九百年，北天竺有無著天親等兄弟叁人，天親先學小乘而謗大乘，後聞長兄無著示誨，忏悔執小乘之非，欲斷舌謝其罪。無著雲：汝既以舌誹謗大乘，更以此舌贊大乘可也。于是天親遂造五百部大乘論。余今亦爾。願盡力專學南山律宗，弘揚贊歎，以贖往失。此余由新律家而變爲舊律家之因緣，亦即余發願弘南山宗之因緣也。”

　　弘一發專學南山律誓願後的第一個行動，便是當年夏天，在浙江慈溪金仙寺自誓受菩薩戒，並發弘律誓願。願文中說，以此弘律功德，“願我及衆生，無始以來所受衆罪，盡得消滅。若一切衆生所有定業，當受報者，我皆代受。遍微塵國，曆諸惡道，經微塵劫，備嘗衆苦，歡喜忍受，終無厭悔；令彼衆生先成佛道。”第二個行動是，在五磊寺籌建南山律學院，此事未果，又在金仙寺和鎮海伏龍寺舉辦流動施教團式的律學講座。爲了專弘南山律，弘一還將那些想學新律(即根本說一切有部律)的學僧另入旁聽之列，表示他已重“南山”而輕“有部”了。

　　弘一第叁次移錫南閩後，在弘法講律過程中，對自己昔年在律學所宗上的過錯，屢次表示了忏悔。他創辦了南山律苑，以主要精力投身于弘揚四分律和南山律宗的佛事之中。爲了表示決心，他和性常法師及諸弟子，第叁次發了學習和弘揚南山律的誓願。弘一經常在各地弘揚佛法，普及戒律尤其是南山律宗，則是他講演的重點題目之一。

　　爲使信衆學有依歸、不離正道，弘一在各地作南山律講演和編纂相關的通俗讀物時，還爲徐蔚如主持的天津刻經處複校了新刊本南山律著，以正其錯訛。他在《四分律隨機羯磨疏》跋記中，除了表示要竭盡心力廣爲弘揚這部著作，還對徐蔚如的勞績作了高度評價。他說：“《隨機羯磨》，今所傳者有數本，……，天津刻經處徐蔚如居士，曾披諸本參互考訂，……，曆時年余，乃成此冊。正古本之歧誤，便初學之誦習，宏護律教，功在萬世！”從這些話語中可以看出，徐蔚如居士的刻經事業，再次掀動了弘一法師專學南山律宗的熱情，也深化和堅固了他弘揚南山律的誓願。而弘一法師在這方面的最大功德，是在生命的最後10年中，對照徐蔚如天津刻經處刊本，句讀和校注了他從日本請回的道宣“叁大記”和元照“叁部記”(即“叁疏”、“叁記”)，還句讀和校注了《四分律比丘尼鈔》、元照《四分律拾毗尼義鈔》、法藏《梵網經菩薩戒本疏》等10多種“南山宗”的律學經典，總數超過500萬字。爲對校而閱讀的相關典籍，恐在千萬字以上。

　　弘一還做了一項功德無量的事業。道宣“叁大部”、靈芝“叁部記”，卷帙浩繁，文字古拙，義理赜隱，以這些著作爲代表的“四分律南山宗”，以及每種戒律的內在結構和外在形式，繁瑣嚴密之狀，有如蛛網，後之學者，每畏難而不敢問津，或雖學而淺嘗辄止。面對這種情景，多年來，弘一有意摭挈其要，爲居士們編一部《南山律在家備覽》，但因行蹤不定和漸形衰老、疾病侵體而未能成就。1939年後避居福建永春桃園，他終于花了將近兩年時間，纂成《備覽略編》一部，別以流通。該編將“四分律南山宗”中涉及戒法、戒體、戒相、止持諸相，忏悔儀規，以及敬佛儀相、入寺法式、造像塔寺、瞻視病人、出家宗致等等佛門日常規範的主要言論，摘錄彙編在一起，文字簡約，便于閱讀。清末民初刻經，每刪去科文(以表格形式所作的內容提要)。對此，弘一法師不只多次表示異議，還身體力行，設法彌補這種做法帶來的弊端。他在浙東和閩南兩地，先後編過《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五戒持犯表記》、《菩薩戒受隨綱要表》、《含注戒本疏略科》等20多種科表。通過這些撰著，無力閱讀原典者，也可以把握到“四分律南山宗”的大致內容、戒律的要害所在；有意精研者，則可由此入門而漸進堂奧密室。

　　除了虛法師回憶錄中提到的，1918年3月弘一出家前，徐蔚如曾在杭州見過他一面，此後有過書信來往(弘一法師致徐蔚如信現只存一封，介紹其侄子李聖章面見徐蔚如)，沒有材料證明，兩人還有過其他更直接的聯系，但徐蔚如對弘一法師中興南山律的影響是深遠的。弘一並非人雲亦雲之人，在弘律一事上，他卻逐漸深入地遵循了徐蔚如的“規勸”，終成承續“南山宗”的一代祖師。如果要說弘一法師作爲南山律宗第十一代傳人的貢獻，恐怕主要就在整理和普及該宗的典籍上面吧。

　　徐蔚如及其主持的京津刻經處，不只以刊刻南山律書而聞名，徐亦以華嚴學者稱名于世。這一稱譽之由來，是由于他校刊了華嚴一系的諸多經典，其中尤以解釋會通華嚴宗理念的《華嚴探玄記》、《華嚴搜玄記》和《華嚴綱要》等叁大疏最爲著名。徐還親自講解華嚴宗經義不遺余力。其對近代中國華嚴學的發展可謂貢獻至巨。而于弘一法師佛學思想體系哲學基礎的形成，亦引起了引導性的作用。

　　弘一法師之入佛，不單是爲了避卻俗世的紛擾，以求清靜；入佛後，也不想僅僅做個撞鍾念經的和尚，他是爲了生西成佛，超生脫死。而要達到這一終極目的，從修行角度上說，首先就得從佛教哲學的高度，把握到佛性和佛境的內含，以及到達的途徑。弘一鑽研《華嚴經》和華嚴宗，正體現了他探索佛性和佛境時的品位。弘一入佛後七八年，大概在上個世紀20年代中後期，在廣泛進修、深入把握佛理佛法，尤其是中國佛教各宗各派佛理佛法和傳統思想文化的基礎上，開始逐步形成他的佛學思想體系。這一思想體系，包括“以華嚴爲境”、“借助儒道爲輔”、“以四分戒律爲行”、“導歸淨土爲果”四個方面。在這四個方面中，“以四分戒律爲行”即以上提及的弘一已專宗南山律及其相形相副的守戒持律的行爲，雖說是承上啓下的中心環節和關鍵之所在，“導歸淨土爲果”，更是弘一入佛及其佛學思想體系之終極鹄的，但“以華嚴爲境”，卻是統率其整個思想體系的哲學基礎。而在這一哲學基礎的形成中，徐蔚如提出的研讀《華嚴經》的步驟與方法，對弘一法師的啓示與導引，也是不能忽略的。

　　在佛陀諸經中，《華嚴經》開講最早，後賢比之太陽初出、先照高山，鈍根之人要理會它談何容易。從弘一法師有關文字來看，他讀誦研習《華嚴經》，采取兩種方法：讀誦時，抓其核心；研習時，先疏後論。按照《華嚴經》的經義結構和華嚴宗的傳統觀念，《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菩薩行願品》(簡稱《普賢行願品》)，是整部《華嚴經》的核心。弘一所說讀誦時要抓住核心，即指要抓住《普賢行願品》。但他在《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中又說，除了《普賢行願品》，“或兼讀《華嚴經淨行品》。清徐文居士(引者按：即徐蔚如)曰：當以淨行一品爲入手，以行願末卷爲歸宿。……以上兩種，宜奉爲日課。 ……若欲讀全經者，宜讀唐譯(揚州磚橋法藏寺版最善，20冊)。徐居士曰：讀全經至第五十九卷《離世間品》畢，宜接讀貞元譯《普賢行願品》四十卷，共九十九卷，較爲完全。蓋《入法界品》，晉譯十七卷，唐譯二十一卷，皆非全文。貞元譯本，乃爲具足。……若有余力者，宜兼讀晉譯(金陵版共16冊)。徐居士曰：晉譯亦宜熟讀，蓋賢首以前諸祖師引述華嚴，皆用晉譯，若不熟讀，則莫知所指。”可見，弘一所強調的要抓住核心，是在徐蔚如對《華嚴經》的認知基礎上産生的，而且，他從徐蔚如那裏得到啓發，以爲只有熟讀了全經，才能抓住核心之所在。

　　弘一“先疏後論”研習《華嚴經》的步驟與方法，同樣得益于徐蔚如的有關提示。他在《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一文中引述徐蔚如的話說：“所以勸學者研究華嚴，先疏後論者，以疏是疏體，解得一分即獲一分之益，解得十分便獲十分之益。終身窮之，而勿能盡。縱使全不能解，亦可受熏成種，有益而無損。論是論體，利根上智之士，讀之有大利益。而初心學人，于各種經教既未深究，于疏鈔又未寓目，則于論旨未易領會。但就論文颟顸籠統讀去，恐難免空腹高心之病。蓮池大師謂統明大意，則方山專美于前；極深探赜，窮微盡玄，則方山得清涼而始爲大備。斯實千古定論，方山複起，不易斯言。”正是由于按照“先疏後論”的步驟進行研習，弘一法師一步一步地接近了《華嚴經》所建構的佛境。從他所走的途路中，青年佛教徒和佛教學者，可以看到這樣一份由簡入繁、由淺入深地研讀《華嚴經》和華嚴宗的系列書目：《華嚴感應緣起傳》→《華嚴懸談》→《華嚴吞海集》→《大藏輯要》目錄提要“華嚴部”所列諸書→《華嚴疏鈔》→《華嚴合論》。在這一系列疏解書目中，弘一于唐澄觀著《華嚴疏鈔》(唐德宗聽澄觀講經，生清涼之感，賜號清涼，以此《華嚴疏鈔》又名《清涼疏鈔》)尤爲看重，以爲“此書法法具足，如一部《佛學大辭典》。若能精研此書，于各宗奧義皆能通達。在弘一看來，《華嚴疏鈔》不但是進入、研習《華嚴經》和華嚴宗，也是進入和研習佛教各宗的方便之門。但他對當時流行的多種《華嚴疏鈔》的版本甚爲不滿，並計劃與弘傘法師合作，依據徐蔚如居士的有關考訂，期以20年之功，發願重新厘會、修補、校點《華嚴疏鈔》。可惜此項工程未能全部完成，弘一只留下了一本供自己閱讀的點校本《華嚴疏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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