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及其唯識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玄奘研究中心主任 黃心川

　　在金秋天高氣爽的時節裏，我們聚集在成都著名的大慈寺裏召開第叁次國際玄奘討論會，這是中外學術界的一件盛事。我代表這次會議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玄奘研究中心向全體到會的代表和來賓表示衷心的歡迎和感謝。特別要感謝參與此次盛會的我國友好鄰邦的使節、當地黨政領導，以及不遠千裏、萬裏而來的外國代表。我們尤其高興的是這次會議不僅集合了中國乃至世界的很多著名的佛學家、高僧、印度史學家，而且也集合了研究玄奘生平及其理論的第一流專家。下面我介紹一下關于玄奘的曆史貢獻、評價和國內外研究的情況，以及未來研究方向的設想。

　　一、玄奘的曆史貢獻、評價與地位

　　玄奘是舉世聞名的佛學家、哲學家、旅行家、翻譯家、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外交通、傑出的使者和文化名人。他的事迹在中國、東亞乃至世界各地都在傳誦。玄奘的重要貢獻和價值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爲人們認識和敬重。玄奘精研佛理，把印度佛教的經典和其它的知識系統地介紹給中國。並且在我國發展了唯識理論和因明學的理論，創立了法相宗。這些宗派和理論還通過他的弟子，傳播到東亞乃至世界各地。在那裏得到了發揚光大。與此同時，玄奘還努力把中國和文化知識介紹給印度人民，他應印度童子王之請，把《老子》譯爲梵文。他所著的《大唐西域記》一書是學習、研究南亞次大陸和中亞地區各國曆史地理的經典著作，也是印度和中亞一些主要遺迹考古發掘的依據。玄奘所處的唐代正是中國曆史上的盛世和大規模向國外開放的時代。玄奘那種真誠向外國學習，勇于開拓的精神；那種曆盡千難萬險、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那種不慕名利，造福人民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那種虔誠不懈、尋求真理、攀登學術高峰的精神；那種融彙教內外各派的認同，寬容精神以及工作作風踏實，計時分業的精神，都值得我們學習。這是我國珍貴的精神遺産，也是當前我國開拓西部地區的指導精神和行爲准則。因之，我國偉大的文學家魯迅曾稱他爲民族的“脊梁”，梁啓超稱譽他爲“千古一人”。

　　二、玄奘及其唯識學研究在中國

　　玄奘是一個偉大的佛教理論家，他在佛教理論、哲學、因明學、梵文翻譯、曆史、地理、民俗、文化交流和中外交通等等方面都給我們留下了大量極其珍貴的精神和文化遺産，因此長期以來一直被中國和世界學術界所重視，並且進行了進行深入宣傳和研究。但是我們的宣傳和研究與玄奘的曆史功績和作爲世界文化名人的地位是不相稱的。對玄奘的記述的中外曆史地理特別是中亞方面的研究也是是不夠的。衆所周知，玄奘及其所傳唯識學的研究在我國曆史學上曾有過曲折的過程。唯識學開始流布在中國，先由南朝真谛開始。真谛翻譯了唯識舊學的不少經典，但它的傳播受到了當時權貴及京僧的抵製，批評他所傳播的學說是“言乖治術，有蔽國風”。唯識學真正開展應該從玄奘及其弟子們開始。玄奘比較全面地翻譯並融會介紹了當時印度十家的唯識學著作，因之得到了廣泛的流傳，並在這些學說的基礎上形成了慈恩法相宗。玄奘的弟子對玄奘唯識學著作做了不少的注疏，建構了中國唯識學的基本模式。但是這個宗派的理論架構過于繁瑣，一般僧侶教徒不易深入理解，另外，理論缺乏社會基礎，因此流傳入幾十年以後，就被僧侶和學者們束之高閣。自唐以後的八、九百年間，法相宗在社會上一直很冷落，但有史料可征的是這個派別在佛教僧侶或寺廟中仍在流傳，並在明朝中期或後期驟然激增。當時在吳地出現了大批僧侶和著作，其中著名的有魯庵普泰的《八識規矩補注》(1511)、《百法明門論解》(1511)、紫柏真可的《八識規矩頌解》(約萬曆年間)、憨山德清的《八識規矩通說》(1622)、澫益智旭的《成唯識論觀的法要》、《真唯識量真解》(1647)等等所謂“相宗八要直解”1。此外，在儒家中也有修習者，如王夫之在1681年曾著有《相宗絡索》一卷。

　　唯識學在近現代蔚然成風，成爲顯學，是在辛亥革命前後一個時期。當時研究，宣傳唯識學的團體，南京有歐陽竟無領導的支那內學院，北京有韓清淨領導的叁時學會，學術界有所謂“南歐北韓”的說法。歐陽竟無曾說：“法相、唯識應分兩門，法相糅古，唯識創今；法相廣大，唯識精純。”而太虛法師則認爲，“法相唯識之所現，而唯識所現，印一切法相：唯識立法相之所宗，故法相心宗唯識，所現一切法甚廣，然所變我現一切法之所歸，則在唯識；故示宗旨所在，曰法相唯識。”2法相宗在近代驟然興起，除了社會根源外，與當時西方蜂擁而來的學術思想也有重要的關系。張曼濤在《現代佛學叢刊·唯識學概論(二)》之“編輯旨趣”中曾說：“影響思想界最深的，則又可說，只有唯識最爲出色。在現代中國幾個可數的思想家中，無不跟唯識學發生關系，主要者如熊十力、梁漱溟、梁啓超、章太炎等莫不如是，即使是深受西洋哲學的影響，而不以東方哲學爲意的，如金嶽霖、張東荪等，亦對唯識學深表崇意，此原因何在？就在唯識學跟近代西方傳來的學術思想，有相似的關連；如科學觀念、哲學系統，都是有體系、有組織的學問……在整個東方各家學說中就唯最具此種精神，因此西方傳來的結果，竟不料掀起一陣唯識研究的高潮，幾乎所有研究佛學的，莫不以唯識爲第一研究步驟。”當然，唯識學在中國的複蘇，有著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社會原因，在當時民族主義高漲的時期，在洋槍洋炮的直接威脅下，軟弱的資産階級只能求助于古代的傳統，給他們披上現代的服裝，在曆史的舞臺上重複演出。

　　中國近百年來，對玄奘和法相唯識學的研究大致與國外是同步的，也是相互響應的。由于國外東方學的推動，對玄奘研究的重視，從而也推動了我國對玄奘及其佛學思想的研究，在“南歐北韓”的影響下，1919年我國學者丁謙最先發在《方志月刊》3上發表了《西域記考證》一文，到20世紀50年代前，我國學術界相繼發表了約50多篇與《西域記》有關的文章，其中有陳寅恪、陳垣和馮承鈞等著名學者的文章，與此同時，國內學者還翻譯了一大批國外學者的著作和文章。南京金陵刻經處在《東方雜志》上發表了《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之後——關于玄奘年譜之研究》，這篇文章對玄奘的生卒年月的研究，首先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到現在還有著影響。玄奘研究和唯識學的研究在“南歐北韓”的引導下開始紮下根來，從玄奘開始到對唯識學的考證，研究逐漸成爲當時佛學研究的主流，當時有一大批思想家如章太炎、梁啓超、梁漱溟、熊十力等還借助于唯識理論建構他們自己的思想體系。

　　叁、玄奘及其唯識學研究在國外

　　在19世紀上半葉，西方殖民主義把矛頭指向東方以後，歐美各國的所謂東方學驟然而起。他們尤爲注意的是作爲東西方商道和文化道的“絲綢之路”的研究，因之對玄奘《大唐西域記》的研究就成爲他們關注的、重要的課題。歐洲的東方學家從曆史、地理、民族、宗教、法律、藝術、生活習性、商賈等等各個方面對玄奘當年親曆的重要場所、交通要道進行了實地勘探、考古研究和社會調查等等，並寫成了大量的報告或著譯。在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中最先進行這項研究的是英國、德國和法國，嗣後，日本、俄國、印度、斯裏蘭卡等國亦步其後塵。據法國考爾(Cordiar)圖書目錄所列中國書目中，直接涉及玄奘研究的有59個，近年來也有大量新的有關玄奘或唯識學著作問世，現列如下：

　　1834年德國學者克拉泊羅斯(J.Klaproth)，在柏林最先發表《玄奘在中亞與印度旅行》一書，這是玄奘傳記的撮要著作。

　　1847年，英國安特孫少校發表了《玄奘行記》，做了若幹地名考證的嘗試。

　　1848年，英國克甯上尉發表了《七世紀上半期玄奘旅行阿富汗、印度日記考證》。

　　1851—1853年，法國學士院學士儒蓮翻譯出版了《慧立、彥宗的玄奘傳及其在629—645年的旅行》，即《慈恩傳》。

　　1862年，俄國克拉索夫斯基根據儒蓮所譯的的《慈恩傳》，出版了《玄奘傳》。

　　1857—1858年儒蓮翻譯了《玄奘大唐西域記》第一至第十二卷。

　　1871年，克甯汗少將在倫敦出版了《印度古代地圖、佛教時代(包括亞曆山大戰爭與玄奘旅行)》。

　　1873年，英國玉爾著《玄奘所記的吐魯番各國中古地名新證》，又出版發表于《大英百科全書》第12版上的“玄奘”條。

　　1883——1884年，S·皮爾發表了《〈玄奘西域記〉第十卷兩個地名考》及《西域記中其它考證》。

　　1884——1906年，S·皮爾發表《玄奘西域記英譯》及新版。

　　1888年，S·皮爾出版《慧立·彥宗傳英譯》。

　　1889年，英國戴勒著《玄奘年譜》。

　　1899年，法國斯坦因著《印度西北省與俾路支考古工作報告》。

　　1901年，德國福查(Fecha)著《玄奘遊記中乾陀羅古地名注釋》。

　　1904——1905年，華特著《大唐西域記譯義商榷》。

　　1909年，英國史密司著《玄奘所記阿育王石柱考》。

　　1910年，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出版《關于大唐西域記》。

　　1911年—1914年，英國桑姆·皮爾譯《慧立玄奘傳》。

　　1917—1920年，斯坦因著《唐太宗聖教序》及《玄奘跋涉沙漠》。

　　1920年，費諾著《玄奘與遠東》。

　　1923年，斯坦霍爾斯坦因著《玄奘與現代研究》。

　　1938年，哈密爾頓譯《唯識二十頌》。

　　2005年，來西·薩蘭著《追蹤高僧腳印》。

　　日本現代學者對玄奘的研究稍晚于歐洲，其中比較重要和有影響的有：

　　1894年，《佛教史林》刊出《叁藏年譜》。

　　1910年，東京大學出版了《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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