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展的最新成果和傳統經典，因此，對于佛教典籍能夠全面把握，在忠實翻譯佛教經典的同時，對佛教理論進行傳承和創新。如法相宗基本理論依據《成唯識論》的譯撰，是玄奘在無著、世親所撰《唯識叁十論》和其十位弟子分別撰著的基礎上“綜錯群言，以爲一本，楷定真謬，權衡盛則，”糅譯撰著而成的，是玄奘與高足窺基對印度瑜伽有宗理論的創新和再造。玄奘在印度撰著的《會宗論》、《製惡見論》及《叁身論》都是佛教理論的創新。另外，玄奘在佛經翻譯的技術與方法上也不斷發展與創新。如其堅持的“五不翻”原則，體現了對曆史、對著者的一種尊重，是以否定的形式來肯定一種嚴肅、負責的文化精神和態度。
7、開創了由中國僧人主持譯場翻譯工作的新局面。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佛經的翻譯工作隨即展開。東漢時有西域高僧安世高、支婁迦谶等在漢地的譯經。十六國時期，西域高僧鸠摩羅什在長安設立譯場，翻譯佛經。羅什所翻佛經，範圍廣博，卷轶浩繁，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影響。南朝時，印度名僧真谛乘船從海路來華，在建安翻譯經書。隋朝時，首設統一國家的譯場——長安大興善寺和洛陽上林苑翻譯館，由僧官或高僧擔任監護。但在隋唐以前，中國的佛經翻譯，始終是外國人作主譯，中國僧侶輔助。這種局面在玄奘回國之後得到了改變。玄奘設立的國立譯場，是首位由中國僧侶作譯主的譯場，標志著中國佛經翻譯由被動走向了主動，開創了中國佛經翻譯工作的新局面。
玄奘翻譯的佛教經典，不僅完整地保存了印度佛教文化的思想成果，同時，爲中國佛教文化的發展、成熟，佛教在中國的鼎盛准備了完整的思想寶庫。奘譯經典成爲此後中國佛教學派典籍的標准和典範，爲佛教中國化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
叁、唯識宗對中國哲學體系形成的影響
唯識學是印度佛教的一門古老的學說，起源于公元四、五世紀，其奠基者爲無著、世親兩兄弟。以唯識學爲核心的大乘有宗是繼大乘空宗之後，印度佛教所形成的最重要的佛教宗派。它的思想體系，是以主觀唯心主義和思辨邏輯相結合，偏重于知識論的經驗檢討。因此，大乘有宗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更加偏重于思辨哲學以及哲學體系的形成。
大乘有宗在中國的傳播，南北朝時北方有西域名僧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譯傳世親的《十地經論》，南方有印度高僧真谛譯傳無著的《攝大乘論》。但這些法相古學及其思想，因爲受到大乘空宗的批評，同時其理論所包含的哲學思想，難以爲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因此，其影響力十分有限。
唯識宗真正在中國的流布，始于玄奘及其弟子。玄奘全面地翻譯並融彙介紹了印度唯識學的理論著作，玄奘弟子對玄奘的唯識學著作做了大量的注疏，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國唐代第一大佛教宗派——法相唯識宗，建構了中國唯識學的基本模式和理論體系。玄奘作爲法相唯識宗的開宗大師，上承印度無著、世親以至護法、戒賢一派的宗教哲學，下啓弟子窺基、圓測，融合了南朝的攝論學派和北方的地論學派，成爲初唐盛極一時的佛教學派。
受清末革新運動和西方哲學思想傳入的影響，唯識學在二十世紀初重新得到重視，唯識學研究成爲當時佛學研究的熱點。當時研究、宣傳唯識學的團體，南京有歐陽竟無領導的支那內學院，北方有韓清淨創辦的叁時學會。同時，梁啓超、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等，在佛教唯識學的基礎上，構建了各自的學術思想體系。這種思想體系，既具有東方傳統文化的風采，又不乏西方哲學的認識論的特征。既汲取了中國傳統佛教理論深厚的文化底蘊，促進了法相唯識宗的複興，又給予了他們進退西學的開放氣魄。正是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中國近代哲學體系逐步形成了。
四、開辟了中印政治文化交流的新局面
玄奘法師遊曆印度十七年，他以自己個人魅力，以虛心鑽研、謙虛禮讓的道德品質，展示了大唐帝國開放的氣度胸襟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博得了印度各國人民的敬仰和愛戴。在玄奘的影響下，中印度羯若鞠闇國的戒日王在公元641年曾遣使來唐，唐太宗在貞觀十五年(641)派出了以梁懷敬爲正使的使團出使回訪了北天竺的摩揭陀國，這是中國使團第一次抵達北印。戒日王又遣使者隨梁懷敬回訪長安。太宗爲答謝其誠意，在貞觀十七年(643)又派遣以朝散大夫李義表爲正使、容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爲副使的22人使團，送戒日王的使者回國，到達後受到了戒日王的熱情接待，將唐代中印友好關系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間，李義表、王玄策還專門到摩揭陀國的摩诃菩提寺的“證聖道場”至誠瞻仰，並勒碑留念。此後，中印之間的交往就逐漸頻繁，政府、民間、商業往來、僧侶互訪貫穿了整個唐代。其中王玄策作爲唐使在二十二年中多次出訪印度，爲兩國人民的友誼，建立友好的國家關系做出了重要貢獻。(中)
中印文化的交流由來已久，早在兩漢之際，印度佛教就通過西域傳入中國，並對中國的政治、文化、藝術等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東漢時明帝夜夢金人，遂于永平十年，遣中郎將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使天竺。永平十四年，蔡愔等與印僧迦葉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因立白馬寺于洛陽雍關西，以居二僧。中國有寺僧自此始。東晉時期，中國高僧法顯赴印求法，開辟了中國僧侶赴印求法的先河。但自漢魏至隋唐，中印文化的交流，主要是佛教通過西域向中國的傳入。這一時期，印度及西域地區來華的僧侶多達數千人，佛教在中國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並逐漸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玄奘法師則將中印文化的交流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他遠赴印度，通過虛心的學習和刻苦的鑽研，成爲五印首屈一指的佛教學者，站立在世界佛教文化的最高峰，被印度大乘教派譽爲“大乘天”，小乘教譽爲“解脫天”。他所著的《製惡見論》及《會宗論》、《真唯識量》等是對印度佛教理論的創新和發展。這一時期，玄奘的學術活動，主要是交流和傳播，而不僅僅是簡單的學習。同時，他還將《道德經》、《大乘起信論》等中國典籍譯成梵文，讓印度了解中國的文化和宗教思想，並向戒日王介紹了《秦王破陣樂》等中國音樂。增進了印度人民對中國的了解。
五、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記》是研究南亞次大陸和中亞地區各國曆史地理的經典著作
玄奘法師遊曆印度十七年，往返五萬余裏，于貞觀十九年春攜帶大量經卷和佛像回到長安。唐太宗得知玄奘回國，在洛陽宮儀鸾殿召見了他。當時大唐王朝正在對西域用兵，急需了解西域地區的曆史地理、風土人情等情況。太宗即請玄奘將其在西域及印度的所見所聞撰寫成書。于是，由玄奘口述，弟子辨機執筆的《大唐西域記》一書，于貞觀二十年七月編撰完成。
《大唐西域記》共分十二卷，約十余萬字，書中記載了玄奘遊曆印度途中所親曆的110個國家和傳聞的28個國家的情況。按照國名、地理形勢、幅員廣狹、都邑大小、國王族姓、宮室、農業、物産、貨幣、衣飾、食物、語言、文字、禮儀、兵刑、風俗、宗教信仰、佛教勝迹、寺院等分門別類，各有詳略。全書內容豐富，文字流暢，敘事翔實。書前冠唐尚書左仆射于志甯、敬播兩序。卷一記述了今新疆及中亞廣大地區，是玄奘初赴印度所經之地。卷二至卷十一有印度地區總述，並分國別介紹五印各國概況。卷十二介紹玄奘回國過程中所經過的帕米爾高原及新疆塔裏木盆地南緣諸國概況。
《大唐西域記》記載了東起新疆、西達西亞、南到印度半島南緣、北到吉爾吉斯斯坦廣大地區國家的曆史地理、風土人情，科學概括了印度次大陸的地理狀況，成爲這一地區最全面、系統、綜合的地理述記，是研究中世紀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斯裏蘭卡、孟加拉國、阿富汗等國的最爲重要的曆史地理文獻。
《大唐西域記》已經被譯成德、法、英、日等多國文字，成爲近代對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的佛教勝迹及曆史名城進行曆史考察或考古發掘的最重要的文獻指導書。印度對佛教勝迹那爛陀寺的考古發掘，充分證實了玄奘記載的准確無誤。1971--1974年印度考古學者在北方邦比普拉瓦進行的考古發掘，證實了此處正是玄奘《大唐西域記》中所記載的迦毗羅衛國的真正故址。如今，隨著時間的流逝，這部巨著所産生的影響越來越深遠。對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印度的曆史地理和宗教文化而言，這本書已經成爲最基本的研究史料。
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記》一書，記載內容之豐富，收錄國家之多，內容之翔實可信，史料價值之高，在中國圖書資料中實屬罕見。這部曠古未有的曆史地理學著作已經超出了國界，對世界文化的發展産生了積極的影響，並將繼續對佛教文化和南亞曆史的研究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六、玄奘的圓融彙通，和諧豁達對唐代佛教興盛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玄奘歸國之前的中國，是一個儒、釋、道並重的社會。隋唐統治者對于宗教的態度，是叁者並用但時有所偏。儒家作爲占統治地位的傳統思想，爲社會提供“叁綱”、“五常”的倫理道德觀念和“正統”的思想，爲封建王朝的統治提供鞏固秩序的理論根據。因此是無可替代的；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傳統宗教，具有廣泛的社會和群衆基礎。南北朝以來，曆代皇帝素信道教。“每帝即位，必受符箓，以爲故事。”到了唐代，由于唐王朝的大力提倡，道教的地位空前提高。高祖李淵爲自高門第尊道教始祖老子爲祖;太宗李世民頒《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高宗李治封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時期，道教更加顯赫，玄宗托言夢見老子，請人畫老子像，頒行天下，並親注《道德經》，以推廣道家思想；而佛教則處于相對困窘的狀態。唐初帝王對于佛教的態度，一直只是利用而已，他們看重的是佛教協調自然、協調社會、協調人心、與人爲善、助人爲樂、克己奉公、淡薄名利的教化作用。而對于佛教本身，則更多的是限製。高祖時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撰《高識傳》(十卷)宣傳反佛思想。高祖頒《沙汰僧道诏》以限製佛教的發展。唐太宗對于佛教也只是利用。早年他曾經說過：“朕于佛教，非意所尊，所好者，惟堯、舜之道，周、孔之教。”貞觀二十年太子太保、宋國公蕭瑀佞佛，太宗就曾當面駁斥，並舉南朝梁武帝佞佛亡國舊事警示。在佛、道之爭中，高祖李淵排出了“老先次孔末後釋”的次序，太宗則專門下诏：“……自今以後，齋供、行法、至于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由此可見佛教在初唐的地位。而這無疑會給正在研習佛法、弘揚佛教的玄奘留下深深的思考。
玄奘以其獨特的個人魅力，力爭唐王朝對佛教及其譯經事業的支持。他于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回到長安，稍事休息，即于二月一日趕赴洛陽，拜谒太宗皇帝。太宗即“別赦引入深宮之內殿”，“君臣相見甚歡”，玄奘“面奉天顔，談敘真俗，無爽帝旨，從卯至酉，不覺時延，迄于閉鼓。”可以說是“一見傾心”、“相見恨晚”，太宗對玄奘的學識和人品十分佩服，對玄奘的譯經事業表示大力支持。
貞觀二十二年，正在玉華宮避暑遊獵的唐太宗想到在長安苦譯經書的玄奘法師，于是诏玄奘來玉華宮避暑。玄奘即借此機會向太宗介紹自己的新譯作《瑜伽師地論》，並請太宗爲之作序。唐太宗費時月余，通覽了這部長達百卷的佛教典籍。該經的閱讀，對李世民産生了強烈的震撼，徹底改變了他先前對佛教的偏見與誤解。至此，太宗李世民心歸佛門，“平章法義、福田功德不辍于口。”一心佞佛。命秘書省將玄奘新譯經論繕抄九份，分贈雍、洛、並、相、荊、揚、涼、益、幽等九州，並令各地宣播流通，惠及國民。另外還大肆度僧，一次度僧總數達一萬八千五百人之多。(在初唐總戶數不足叁百萬的情況下，這一數字是驚人的。)他還專門下诏，頒布《佛遺教經流行敕》，诏令京官、州官人手一冊《佛遺教經》，用以檢查、監督僧尼們的“行業”。該敕的頒布，在全國範圍內推廣了玄奘法師所譯佛教典籍。從此，奘譯佛經成爲中國佛教各大宗派的典範。太宗與玄奘君臣則“相得益深，無時暫間，凡衣服臥具，頻诏換易，如家人也。”君臣相遇極深，恩遇優渥。
玄奘法師利用一切機會取得朝廷的支持，擡高佛教的地位。高宗即位後，玄奘經常隨侍左右，在適當的機會，選擇恰當的詞彙來“頌聖”，並不失時機地爲皇室大小事務上表祝賀。皇子李顯(即後來的唐中宗)降生後，玄奘法師爲其取法名“佛光王”，而且還“受叁歸依”，並于李顯出生當日、叁日、滿月連續叁次上表祝賀。皇帝派禦醫賜藥，玄奘都要再叁上表，表示感謝。爲了佛教的興旺，玄奘不得不犧牲自己寶貴的時間，違背自己的意願去迎合高宗，爭取朝廷對佛教的支持。表現出作爲一位偉大的佛學家和傑出的政治活動家的圓融彙通、和諧豁達。在唐高宗的大力支持下，玄奘的譯經事業得以順利進行，佛教的地位空前提高。
玄奘法師的一生富有傳奇色彩。他西遊印度十七年，親曆西域110國，有旅行家多姿多彩的生活經曆；他將印度佛教典籍帶回中國，並進行了全面的翻譯和撰著，創立了中國唐代佛教第一大宗派法相宗，爲了譯經事業勞心費力、殚精竭慮，具有作爲宗教徒的殉道精神；他既具有思想家的救世熱情，又具有成熟政治家圓融彙通、善于利用各種積極因素的才能和膽識。在中國佛教史和中國文化史上，起到了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關鍵性作用。
《世界文化名人——玄奘》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