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名人——玄奘
玄奘是中国唐代伟大的佛学家、哲学家、旅行家、翻译家，是中西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和世界文化名人。以玄奘西行取经为蓝本的《西游记》故事在中国乃至世界广泛传播，使得唐僧(玄奘)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世界百位文化名人中，玄奘与孔子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将玄奘与孔子、老子、孙子、屈原作为我国第一批对外宣传的历史文化名人向世界推介。玄奘历时十九年翻译的浩繁的佛教典籍，已经成为中国唐代以后佛教文献的范本和标准经典，对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鼎盛，对佛教作为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唐以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意识形态及道德规范等领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并且随着佛教的东传，渗透到日本、朝鲜半岛等东南亚地区，对亚洲地区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作为佛教文化的集大成者，玄奘对印度最新的佛教理论的翻译和传播，为世界佛教文化中心由印度向中国的迁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玄奘那种不辞万难、远征求学的坚强意志；努力学习、虚心钻研的好学传统；坚持真理、谦虚礼让的道德品质；不慕虚荣、潜心学问的严谨学风；以及报效祖国、信仰弥坚的爱国爱教信念，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凝聚和升华，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鲁迅先生称玄奘等舍身求法的人为“民族的脊梁”。梁启超称玄奘为“千古一人”。
一、玄奘西行求法交流，为世界佛教文化中心由印度向中国的迁移奠定了基础
玄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其历经十七载，从佛教文化中心印度带回佛教典籍520夹，675部。
众所周知，玄奘自幼即立下宏愿大誓，“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并因聪慧好学而被隋大理寺卿郑善果破格录入僧籍。在其后的十余年间，少年玄奘遍访名师，周游巴蜀，访学荆扬，北上相赵，两入长安，对当时流行于南方的摄论学派和北方的地论学派都有了很深入的了解，佛学的理论基础已经非常扎实，在初唐长安佛教界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当时玄奘被誉为“释门千里驹”，并被荐入选“长安十大德”称号。但玄奘自己却越学越觉得不足，越学越觉得难以找到佛学的真谛和理论标准。因为他在各地师承的诸家学说教义互歧，莫衷一是，而其佛经翻译也支离破碎，各执一端，远非系统和完善，犹如盲人摸象，难窥真邈。同时，隋末唐初的宫廷喋血，对当时人们的心理冲击相当大，使玄奘更加感觉到弘法利生的迫切与必要，坚定了他西行求法的意志与决心。这时，中印度名僧光智三藏抵达长安，玄奘从光智的口中，了解了佛教发源地印度的现状及那里的名师、要典和学说，对印度佛教文化中心那烂陀寺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对精通瑜伽的那寺百岁主持戒贤法师充满了钦敬和景仰。他觉得只有亲莅源头，才能释去自己心中的疑惑，得到佛学的真谛，遂决心更加坚定：“必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经》(即《瑜伽师地论》)以释众疑。”
玄奘数次上表西行未获允准，遂于贞观三年随就食之饥民西行，违禁出关。在经历了渺无人烟的大沙漠，翻越了峻险陡峭的风雪凌山，跋涉了冰雪千年不化的兴都库什山，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跨越了大自然和人类自身极限的一次次挑战后，终于到达佛国印度。沿途玄奘拜谒了各处佛教胜迹，参访名师，勤习佛典，努力学习各地语言文字，了解沿途国家历史地理、文化艺术和风物人情，使自己的佛教学识和历史地理知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贞观七年，玄奘到达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印度佛教文化中心那烂陀寺。在那寺，玄奘拜正法藏、瑜伽大师戒贤为师，学习瑜伽论五年，全面掌握了印度瑜伽学说的最新理论成果，同时在因明学、声明学等领域也有了很高的造诣。此后，他遍游南印二十八国，对印度大乘空宗、小乘佛教及婆罗门教的理论也进行了钻研，从而成为一位学贯东西、兼通大小乘、集佛教理论和宗教实践于一身，站立在佛学研究领域巅峰的三藏法师。
玄奘的成就，代表了当时世界佛学研究的高峰。作为佛教文化的集大成者，玄奘也得到了印度各国人民的尊重。在玄奘学成归国之际，印度各国国王、僧侣将他们潜心收藏的多种版本、各家学说的佛教典籍675部交由玄奘带回国内。这些佛教典籍，汇聚了印度佛教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包含了传统的佛学经典和佛学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随着这些经典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以及玄奘法师的回归，标志着世界佛教文化新的传播中心在中国的形成。此后，在公元十二世纪，阿拉伯帝国侵入印度大陆，印度进入了笈多王朝统治时期，佛教在印度全面衰落并迅速消亡。世界佛教文化中心完成了由其发祥地印度向中国的转移。而真正使这一迁移得以顺利而圆满实现的，正是大唐玄奘法师。
二、玄奘的佛经翻译，为中国佛学的发展和鼎盛奠定了基础
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十七年，带回大量的印度佛教经典，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学研究的理论宝库。其后，他又用十九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地将其中的七十五部、1335卷翻译成汉文。玄奘的翻译，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争取朝廷支持，设立国家译场进行佛经翻译 玄奘在长期的求法交流过程中，深深地懂得“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道理。因此，在回国途中到达于阗后，即致书太宗皇帝，叙述自己违禁求法的经过，希望得到太宗的谅解。回到长安后又迅速赶到洛阳拜谒太宗，“君臣相见甚欢，”玄奘盛赞太宗的仁德，称自己能够穿越重阻到达印度，“既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求得太宗对佛教及其译经事业的支持，从而得以在长安设立国家译场。这样，既能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和汇聚佛学研究的顶尖人才，组织起最高水平的国立译场，同时，朝廷在财力、场所、安全警卫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免除了译场的俗务干扰和后顾之忧，能够一心一意、专心致志地从事佛经翻译工作。
2、译经的数量众多
玄奘法师自贞观十九年回国至麟德元年圆寂于玉华寺的十九年间，先后在长安弘福寺、慈恩寺、西明寺、顺贤阁、坊州玉华寺等地开设译场，译出佛教经、律、论共七十五部、1335卷，约占中国隋唐时期僧侣译经总数的一半以上，比中国古代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真谛、法护、义净、不空译经的总和还要多，占到《大藏经》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在玉华寺的最后四年中，译出佛经14部，682卷。
3、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开创了“新译”的里程碑 作为译场译主的玄奘法师精通梵文、巴利文等多种文字，又精通声明学、因明学，同时又具有极深厚的佛教文化功底和理论知识。因此，由他组织的译经班子，无疑能够最透彻地理解佛经的本意，并用最贴切的文字将经文翻译出来，曲尽佛经深奥的内涵。译场中汇聚的一大批高僧硕儒，通过完备而科学的译经程序，形成最终的、堪称完美的汉文经典。译文音颤铿锵、落地有声，文字畅达，富有逻辑性。另外，在翻译领域，玄奘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根据不同经文的义理和语言，酌情使用语意翻译和交际翻译，以求最大限度地将佛经传译给中国读者。其译经意义，不仅在于丰富了中国思想、文化、语言和文体，还在于早在1300多年前，就以其卓越的翻译实践，囊括了现代翻译学所能归纳和认定的基本翻译原则和翻译境界。”开创了中国翻译领域“新译”的里程碑。
4、翻译经典种类齐全玄奘印度取经，师承大乘有宗的戒贤法师，学习瑜伽有宗的理论。但他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在全面掌握瑜伽论的基础上，对印度大乘空宗、小乘佛教甚至对婆罗门教的有关理论都进行了钻研，遇到名师就虚心求教，学成方行。在回国之后的译经过程中，玄奘对印度各部派的典籍都有翻译。其中最重要的有大乘有宗的《瑜伽师地论》、《解深密经》、《成唯识论》，大乘空宗的根本大典《大般若婆罗密多经》，有小乘佛教的《阿毗达摩发智伦》、《阿毗达摩具舍论》、《异部宗轮证》等。在玄奘所译的经卷中，《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计二十万颂六百卷，是玄奘平生所译最大的一部经卷。“般若波罗蜜”为梵语音译，意为“通过智慧达到彼岸”。该经告诉一切众生如何以智慧成就法身解脱的法门，因此被誉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镇国之巨典，人天之大宝”，在佛教典籍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他还将中国道教的经典《道德经》、《大乘起信论》翻译成梵文，流传到印度等地，开辟了中译梵的先河。 (上)
5、译场组织严谨，分工细密，精干高效。
在朝廷的大力支持下，玄奘组织起了规模宏大、分工严细的译经场。进入国家译场的大贤高僧，均是玄奘精心挑选的佛界精英，“证义大德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即宏福寺沙门灵润、文备，罗汉寺沙门慧贵，实际寺沙门明琰，宝昌寺沙门法祥，静法寺沙门普贤，法海寺沙门神昉，廓州法讲寺沙门道琛，汴州雁觉寺沙门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门沈泰，绵州振音寺沙门敬明，益州多宝寺沙门道因。又有缀文大德九人……字学大德一人，正梵语大德一人”。代表了当时中国佛学的最高水平。同时众多高官硕儒参与其中，如左仆射房玄龄就任“总知监护”，后来的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保证了译经质量。
玄奘译场译经分十道程序，即译主负总责，分笔受(缀文)、度语、正梵本、润文、证义、梵呗、校勘、监阅总校、正字等。根据译经需要进行合理安排，这样就将译经工作程序化，系列化，有条不紊，精干高效。
6、注重传承与创新
玄奘游历印度十七年，掌握了佛教理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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