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名人——玄奘
玄奘是中國唐代偉大的佛學家、哲學家、旅行家、翻譯家，是中西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傑出使者和世界文化名人。以玄奘西行取經爲藍本的《西遊記》故事在中國乃至世界廣泛傳播，使得唐僧(玄奘)的故事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選的世界百位文化名人中，玄奘與孔子被推舉爲世界文化名人。2004年國務院新聞辦將玄奘與孔子、老子、孫子、屈原作爲我國第一批對外宣傳的曆史文化名人向世界推介。玄奘曆時十九年翻譯的浩繁的佛教典籍，已經成爲中國唐代以後佛教文獻的範本和標准經典，對于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和鼎盛，對佛教作爲中國古代儒、釋、道叁大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唐以後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教育、意識形態及道德規範等領域産生了極爲深遠的影響，並且隨著佛教的東傳，滲透到日本、朝鮮半島等東南亞地區，對亞洲地區佛教的發展産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作爲佛教文化的集大成者，玄奘對印度最新的佛教理論的翻譯和傳播，爲世界佛教文化中心由印度向中國的遷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玄奘那種不辭萬難、遠征求學的堅強意志；努力學習、虛心鑽研的好學傳統；堅持真理、謙虛禮讓的道德品質；不慕虛榮、潛心學問的嚴謹學風；以及報效祖國、信仰彌堅的愛國愛教信念，都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和傳統美德的凝聚和升華，是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魯迅先生稱玄奘等舍身求法的人爲“民族的脊梁”。梁啓超稱玄奘爲“千古一人”。
一、玄奘西行求法交流，爲世界佛教文化中心由印度向中國的遷移奠定了基礎
玄奘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其曆經十七載，從佛教文化中心印度帶回佛教典籍520夾，675部。
衆所周知，玄奘自幼即立下宏願大誓，“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並因聰慧好學而被隋大理寺卿鄭善果破格錄入僧籍。在其後的十余年間，少年玄奘遍訪名師，周遊巴蜀，訪學荊揚，北上相趙，兩入長安，對當時流行于南方的攝論學派和北方的地論學派都有了很深入的了解，佛學的理論基礎已經非常紮實，在初唐長安佛教界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當時玄奘被譽爲“釋門千裏駒”，並被薦入選“長安十大德”稱號。但玄奘自己卻越學越覺得不足，越學越覺得難以找到佛學的真谛和理論標准。因爲他在各地師承的諸家學說教義互歧，莫衷一是，而其佛經翻譯也支離破碎，各執一端，遠非系統和完善，猶如盲人摸象，難窺真邈。同時，隋末唐初的宮廷喋血，對當時人們的心理沖擊相當大，使玄奘更加感覺到弘法利生的迫切與必要，堅定了他西行求法的意志與決心。這時，中印度名僧光智叁藏抵達長安，玄奘從光智的口中，了解了佛教發源地印度的現狀及那裏的名師、要典和學說，對印度佛教文化中心那爛陀寺有了較全面的了解，對精通瑜伽的那寺百歲主持戒賢法師充滿了欽敬和景仰。他覺得只有親莅源頭，才能釋去自己心中的疑惑，得到佛學的真谛，遂決心更加堅定：“必誓遊西方以問所惑，並取《十七地經》(即《瑜伽師地論》)以釋衆疑。”
玄奘數次上表西行未獲允准，遂于貞觀叁年隨就食之饑民西行，違禁出關。在經曆了渺無人煙的大沙漠，翻越了峻險陡峭的風雪淩山，跋涉了冰雪千年不化的興都庫什山，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跨越了大自然和人類自身極限的一次次挑戰後，終于到達佛國印度。沿途玄奘拜谒了各處佛教勝迹，參訪名師，勤習佛典，努力學習各地語言文字，了解沿途國家曆史地理、文化藝術和風物人情，使自己的佛教學識和曆史地理知識得到了進一步的充實。貞觀七年，玄奘到達印度佛教的最高學府、印度佛教文化中心那爛陀寺。在那寺，玄奘拜正法藏、瑜伽大師戒賢爲師，學習瑜伽論五年，全面掌握了印度瑜伽學說的最新理論成果，同時在因明學、聲明學等領域也有了很高的造詣。此後，他遍遊南印二十八國，對印度大乘空宗、小乘佛教及婆羅門教的理論也進行了鑽研，從而成爲一位學貫東西、兼通大小乘、集佛教理論和宗教實踐于一身，站立在佛學研究領域巅峰的叁藏法師。
玄奘的成就，代表了當時世界佛學研究的高峰。作爲佛教文化的集大成者，玄奘也得到了印度各國人民的尊重。在玄奘學成歸國之際，印度各國國王、僧侶將他們潛心收藏的多種版本、各家學說的佛教典籍675部交由玄奘帶回國內。這些佛教典籍，彙聚了印度佛教文化的核心和精華，包含了傳統的佛學經典和佛學研究的最新理論成果。隨著這些經典在中國的翻譯和傳播，以及玄奘法師的回歸，標志著世界佛教文化新的傳播中心在中國的形成。此後，在公元十二世紀，阿拉伯帝國侵入印度大陸，印度進入了笈多王朝統治時期，佛教在印度全面衰落並迅速消亡。世界佛教文化中心完成了由其發祥地印度向中國的轉移。而真正使這一遷移得以順利而圓滿實現的，正是大唐玄奘法師。
二、玄奘的佛經翻譯，爲中國佛學的發展和鼎盛奠定了基礎
玄奘法師西行求法十七年，帶回大量的印度佛教經典，極大地豐富了中國佛學研究的理論寶庫。其後，他又用十九年的時間，嘔心瀝血地將其中的七十五部、1335卷翻譯成漢文。玄奘的翻譯，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1、爭取朝廷支持，設立國家譯場進行佛經翻譯 玄奘在長期的求法交流過程中，深深地懂得“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道理。因此，在回國途中到達于阗後，即致書太宗皇帝，敘述自己違禁求法的經過，希望得到太宗的諒解。回到長安後又迅速趕到洛陽拜谒太宗，“君臣相見甚歡，”玄奘盛贊太宗的仁德，稱自己能夠穿越重阻到達印度，“既賴天威，故得往還無難。”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求得太宗對佛教及其譯經事業的支持，從而得以在長安設立國家譯場。這樣，既能在全國範圍內遴選和彙聚佛學研究的頂尖人才，組織起最高水平的國立譯場，同時，朝廷在財力、場所、安全警衛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免除了譯場的俗務幹擾和後顧之憂，能夠一心一意、專心致志地從事佛經翻譯工作。
2、譯經的數量衆多
玄奘法師自貞觀十九年回國至麟德元年圓寂于玉華寺的十九年間，先後在長安弘福寺、慈恩寺、西明寺、順賢閣、坊州玉華寺等地開設譯場，譯出佛教經、律、論共七十五部、1335卷，約占中國隋唐時期僧侶譯經總數的一半以上，比中國古代著名翻譯家鸠摩羅什、真谛、法護、義淨、不空譯經的總和還要多，占到《大藏經》總數的近叁分之一。其中在玉華寺的最後四年中，譯出佛經14部，682卷。
3、采用直譯與意譯相結合的方法，開創了“新譯”的裏程碑 作爲譯場譯主的玄奘法師精通梵文、巴利文等多種文字，又精通聲明學、因明學，同時又具有極深厚的佛教文化功底和理論知識。因此，由他組織的譯經班子，無疑能夠最透徹地理解佛經的本意，並用最貼切的文字將經文翻譯出來，曲盡佛經深奧的內涵。譯場中彙聚的一大批高僧碩儒，通過完備而科學的譯經程序，形成最終的、堪稱完美的漢文經典。譯文音顫铿锵、落地有聲，文字暢達，富有邏輯性。另外，在翻譯領域，玄奘將直譯與意譯相結合，“根據不同經文的義理和語言，酌情使用語意翻譯和交際翻譯，以求最大限度地將佛經傳譯給中國讀者。其譯經意義，不僅在于豐富了中國思想、文化、語言和文體，還在于早在1300多年前，就以其卓越的翻譯實踐，囊括了現代翻譯學所能歸納和認定的基本翻譯原則和翻譯境界。”開創了中國翻譯領域“新譯”的裏程碑。
4、翻譯經典種類齊全玄奘印度取經，師承大乘有宗的戒賢法師，學習瑜伽有宗的理論。但他能兼收並蓄，融會貫通，在全面掌握瑜伽論的基礎上，對印度大乘空宗、小乘佛教甚至對婆羅門教的有關理論都進行了鑽研，遇到名師就虛心求教，學成方行。在回國之後的譯經過程中，玄奘對印度各部派的典籍都有翻譯。其中最重要的有大乘有宗的《瑜伽師地論》、《解深密經》、《成唯識論》，大乘空宗的根本大典《大般若婆羅密多經》，有小乘佛教的《阿毗達摩發智倫》、《阿毗達摩具舍論》、《異部宗輪證》等。在玄奘所譯的經卷中，《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計二十萬頌六百卷，是玄奘平生所譯最大的一部經卷。“般若波羅蜜”爲梵語音譯，意爲“通過智慧達到彼岸”。該經告訴一切衆生如何以智慧成就法身解脫的法門，因此被譽爲“諸佛之智母，菩薩之慧父”、“鎮國之巨典，人天之大寶”，在佛教典籍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此外，他還將中國道教的經典《道德經》、《大乘起信論》翻譯成梵文，流傳到印度等地，開辟了中譯梵的先河。 (上)
5、譯場組織嚴謹，分工細密，精幹高效。
在朝廷的大力支持下，玄奘組織起了規模宏大、分工嚴細的譯經場。進入國家譯場的大賢高僧，均是玄奘精心挑選的佛界精英，“證義大德爲時輩所推者一十二人，即宏福寺沙門靈潤、文備，羅漢寺沙門慧貴，實際寺沙門明琰，寶昌寺沙門法祥，靜法寺沙門普賢，法海寺沙門神昉，廓州法講寺沙門道琛，汴州雁覺寺沙門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門沈泰，綿州振音寺沙門敬明，益州多寶寺沙門道因。又有綴文大德九人……字學大德一人，正梵語大德一人”。代表了當時中國佛學的最高水平。同時衆多高官碩儒參與其中，如左仆射房玄齡就任“總知監護”，後來的尚書左仆射于志甯、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等“時爲看閱，有不穩便處，即隨事潤色。”保證了譯經質量。
玄奘譯場譯經分十道程序，即譯主負總責，分筆受(綴文)、度語、正梵本、潤文、證義、梵呗、校勘、監閱總校、正字等。根據譯經需要進行合理安排，這樣就將譯經工作程序化，系列化，有條不紊，精幹高效。
6、注重傳承與創新
玄奘遊曆印度十七年，掌握了佛教理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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