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自己通過前五識使得末那識中雜染的一面已經有所削弱，已經種下了善種子，只要堅持下去，增加定力，就可以繼續轉惡成善，轉邪成正，轉染成淨，轉識成智，求得真如。對這樣一個複雜的過程，似乎只有唯識的叁性、叁無性以及轉依等說可以爲我們提供完滿的理論解釋；也只有自覺地把這樣的分析作爲各宗溝通的基礎，才能使得各宗各派達到圓融，包括顯密之間的圓融。
大師在世時，天臺、華嚴、叁論諸宗已經顯赫。《瑜伽師地論》全部譯出後，經窺基法師的努力，唯識宗正式建立。及至窺基法師之後傳到叁世，唯識已經衰微。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唯識的一些基本理論早在玄奘大師翻譯《瑜伽師地論》前已爲諸宗所吸收，經大師和窺基的努力，唯識自身又被進一步融合和大體統一，因而唯識再獨立地作爲一個宗派勢必難以存在；二是人類在追求一種信仰時，總是願意道理簡潔而遠離繁複，淨土、天臺等宗更適合大衆的習慣和水平；叁是唯識體系龐大，分析細膩，概念繁多，頗有過于繁瑣之嫌，非聰穎過人耗費多年精力者，難以究其全豹，因而承繼者寡；四是唯識以義學爲長，對于一般衆生體悟緣起性空、叁界唯心、淨化心靈反不如其他各宗。即如上個世紀二、叁十年代，中國也曾出現過研究唯識的小小熱潮，但參與者並不多，且爲時不久，這雖爲國土板蕩、社會混亂、民不聊生、釋教衰落所致，但也不能不說和上述的唯識自身的一些特點有關。
但是，佛教需要唯識宗，也需要唯識學。縱觀中國兩千年佛教史，曆代各個教宗都有其巨大的積極作用。各宗都是圍繞著佛祖所傳佛法，從本土角度，用不同方便，強調不同重點，示人以般若智，“入無余涅槃而滅度之”。也可以認爲，正是因爲佛法不可思量，不可言說，才促使後世不斷探究，逐漸形成了不同教宗。這就猶如學術界的學派、藝術界的流派，當一種學說或藝術出現時，不會立即産生什麼派別；當該學說或藝術興盛，從事的人多了，就必然因方法、角度、目的等的不同而形成學派或流派。學派、流派的出現是該學說或藝術達到一個新高度的標志；反之，無派無宗則是停滯和亟待提高的反映。唐代之所以教宗衆多，就是因爲其時佛教已經達到高峰。佛教出家人一向聚居修行，重師授、重衣缽，于是教宗更易産生。
現在我國佛教各地寺廟大多禅淨雙修，這對于出家修行、普及佛法相對是捷便的，但是如果沒有其他教派與之切磋，或出現某種意義上的競爭，恐怕並不利于佛理的深入和發展。教內教外共同進行唯識學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宗而無學的支撐，就難以爲繼；學而無在家者的參與，則深入亦難。唯識尤其如此。歐陽竟無、呂澂等前賢當年何以重視唯識，是值得今之學者深思的。
爲了佛教的發展，我們應該具有危機意識。從釋尊成佛起，他所說的一切經即博大精深；在他滅度後，經叁次結集和緊隨其後出現的論、疏以及中國曆代高僧留下的著作、公案，更使佛教的思想寶庫更加豐富。面對如此深厚的遺産，如果我們不發願誦習，深入研究，就有可能中斷傳燈；而一個缺乏全面繼承本教思想的宗教，就難以發展提高，也難以說服善男子善女人和一闡提；進一步說，一個社會大衆只知其表不了其裏的宗教是難以在社會上立足的。複次，近年來，許多大學和研究院所從事佛教研究的學者日漸增多，成果也如雨後春筍。雖然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還需多費一些力氣追趕國外研究的水平，但當前學界的情況還是讓人感到鼓舞的。現在的問題是，教內的研究和學界的研究已經出現了差距。如果教內僧衆在把握經典、闡發教理方面長期不能與學者並駕齊驅，則宗教被邊緣化就在所難免了。特別是對于唯識的研究，因爲其深刻而抽象，出家人更容易趨而避之，應該引起格外的注意。
唯識宗崛起前其主要觀念、方法已經存在，並滲入在各宗中，例如《解深密經》已提出“唯識”這一概念(見“分別瑜伽品”)，並提出了唯識和瑜伽的核心觀念——叁性、叁無性；《楞伽經》也提出了五法、叁自性、八識、二無我等觀念；《華嚴經》則明確了“一切唯心造”的道理。如此等等。唯識之于唐代成學、立宗，就使之系統化、理論化、哲學化了。
爲了佛教義理研究的深化、爲了爲它注入更高水平的理論依據，就應該對唯識作哲學層面上的研究，而且是中國風格的哲學研究，這將豐富中國哲學，提升中國人的智慧。這也是世界的需要。當然，唯識也涉及人的心理領域，運用唯識探討現世人的心理，也將對形成中國特色的心理學，不再受西方心理學的束縛起到應有的作用。
在振興唯識學和唯識宗時，自然要汲取先哲過于繁瑣和艱深的教訓，努力使之能普及到更多的信衆中。只有普及，才能普度衆生，才能挽救人心，才能濟世，宗和學才能發展振興。
唯識宗和唯識學千百年來留下了許多問題還需要深入研究，努力給以合理的解答，這是振興發展唯識宗、唯識學所必須的。例如：自唐以降各宗是如何吸收唯識成果的，這對中國佛教和社會産生了哪些影響；
我們對于玄奘大師的“新譯”《瑜伽師地論》(“今學”)和“舊譯”(“古學”)之爭，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包括他所譯的《唯識叁十頌》是否真實反映世親原意；與這一問題有關的是對安慧一系以及其它論師的研究也不可缺。又如，唯識與中觀的同和異，似乎迄未明晰；玄奘大師《會中論》即爲融合二者而作，華嚴宗以“圓融”之說繼之，對此也應深究。唯識理論內部也還留下了一些問題，有待鑽研。如：“依他起性”與“遍計執”是一是二？種子是新熏(難陀之說)，是本有(護月之見)，還是二者兼有(護法說)？如二者兼有，種子可變不可變？又如，熊十力先生提出“體用不二”，批判唯識，是否應該回答？如何回答？《大乘起信論》是來自西土，還是中國人所造？唯識宗何以能夠急起，何以又急遽衰落？等等。
各位高僧大德，各位在家信衆，各位專家：
我並不是佛學家，更不是唯識學家。以上所說，只是在閱讀佛典，特別是誦習《瑜伽師地論》、《唯識叁十頌》、《成唯識論》、《大乘唯識論》、《攝大乘論》等論、疏和時哲著作時的一點心得。讀經既少，複欠專深，盡管我也曾把一得之見用于對佛法的體悟和生活之中，但是和各位高僧多年的宗教體驗還是不可同日而語。今天不揣簡謭陋，講了以上的話，是想爲佛教、佛學的發展、振興略盡綿薄，同時請教于高僧大德，以便避免慢上知，努力獲得正見。
恭請各位不吝賜教！
《弘揚玄奘精神 發展唯識宗、學(許嘉璐)》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