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自己通过前五识使得末那识中杂染的一面已经有所削弱，已经种下了善种子，只要坚持下去，增加定力，就可以继续转恶成善，转邪成正，转染成净，转识成智，求得真如。对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似乎只有唯识的三性、三无性以及转依等说可以为我们提供完满的理论解释；也只有自觉地把这样的分析作为各宗沟通的基础，才能使得各宗各派达到圆融，包括显密之间的圆融。
大师在世时，天台、华严、三论诸宗已经显赫。《瑜伽师地论》全部译出后，经窥基法师的努力，唯识宗正式建立。及至窥基法师之后传到三世，唯识已经衰微。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唯识的一些基本理论早在玄奘大师翻译《瑜伽师地论》前已为诸宗所吸收，经大师和窥基的努力，唯识自身又被进一步融合和大体统一，因而唯识再独立地作为一个宗派势必难以存在；二是人类在追求一种信仰时，总是愿意道理简洁而远离繁复，净土、天台等宗更适合大众的习惯和水平；三是唯识体系庞大，分析细腻，概念繁多，颇有过于繁琐之嫌，非聪颖过人耗费多年精力者，难以究其全豹，因而承继者寡；四是唯识以义学为长，对于一般众生体悟缘起性空、三界唯心、净化心灵反不如其他各宗。即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也曾出现过研究唯识的小小热潮，但参与者并不多，且为时不久，这虽为国土板荡、社会混乱、民不聊生、释教衰落所致，但也不能不说和上述的唯识自身的一些特点有关。
但是，佛教需要唯识宗，也需要唯识学。纵观中国两千年佛教史，历代各个教宗都有其巨大的积极作用。各宗都是围绕着佛祖所传佛法，从本土角度，用不同方便，强调不同重点，示人以般若智，“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也可以认为，正是因为佛法不可思量，不可言说，才促使后世不断探究，逐渐形成了不同教宗。这就犹如学术界的学派、艺术界的流派，当一种学说或艺术出现时，不会立即产生什么派别；当该学说或艺术兴盛，从事的人多了，就必然因方法、角度、目的等的不同而形成学派或流派。学派、流派的出现是该学说或艺术达到一个新高度的标志；反之，无派无宗则是停滞和亟待提高的反映。唐代之所以教宗众多，就是因为其时佛教已经达到高峰。佛教出家人一向聚居修行，重师授、重衣钵，于是教宗更易产生。
现在我国佛教各地寺庙大多禅净双修，这对于出家修行、普及佛法相对是捷便的，但是如果没有其他教派与之切磋，或出现某种意义上的竞争，恐怕并不利于佛理的深入和发展。教内教外共同进行唯识学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宗而无学的支撑，就难以为继；学而无在家者的参与，则深入亦难。唯识尤其如此。欧阳竟无、吕澂等前贤当年何以重视唯识，是值得今之学者深思的。
为了佛教的发展，我们应该具有危机意识。从释尊成佛起，他所说的一切经即博大精深；在他灭度后，经三次结集和紧随其后出现的论、疏以及中国历代高僧留下的著作、公案，更使佛教的思想宝库更加丰富。面对如此深厚的遗产，如果我们不发愿诵习，深入研究，就有可能中断传灯；而一个缺乏全面继承本教思想的宗教，就难以发展提高，也难以说服善男子善女人和一阐提；进一步说，一个社会大众只知其表不了其里的宗教是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复次，近年来，许多大学和研究院所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日渐增多，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需多费一些力气追赶国外研究的水平，但当前学界的情况还是让人感到鼓舞的。现在的问题是，教内的研究和学界的研究已经出现了差距。如果教内僧众在把握经典、阐发教理方面长期不能与学者并驾齐驱，则宗教被边缘化就在所难免了。特别是对于唯识的研究，因为其深刻而抽象，出家人更容易趋而避之，应该引起格外的注意。
唯识宗崛起前其主要观念、方法已经存在，并渗入在各宗中，例如《解深密经》已提出“唯识”这一概念(见“分别瑜伽品”)，并提出了唯识和瑜伽的核心观念——三性、三无性；《楞伽经》也提出了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等观念；《华严经》则明确了“一切唯心造”的道理。如此等等。唯识之于唐代成学、立宗，就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哲学化了。
为了佛教义理研究的深化、为了为它注入更高水平的理论依据，就应该对唯识作哲学层面上的研究，而且是中国风格的哲学研究，这将丰富中国哲学，提升中国人的智慧。这也是世界的需要。当然，唯识也涉及人的心理领域，运用唯识探讨现世人的心理，也将对形成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不再受西方心理学的束缚起到应有的作用。
在振兴唯识学和唯识宗时，自然要汲取先哲过于繁琐和艰深的教训，努力使之能普及到更多的信众中。只有普及，才能普度众生，才能挽救人心，才能济世，宗和学才能发展振兴。
唯识宗和唯识学千百年来留下了许多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努力给以合理的解答，这是振兴发展唯识宗、唯识学所必须的。例如：自唐以降各宗是如何吸收唯识成果的，这对中国佛教和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
我们对于玄奘大师的“新译”《瑜伽师地论》(“今学”)和“旧译”(“古学”)之争，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包括他所译的《唯识三十颂》是否真实反映世亲原意；与这一问题有关的是对安慧一系以及其它论师的研究也不可缺。又如，唯识与中观的同和异，似乎迄未明晰；玄奘大师《会中论》即为融合二者而作，华严宗以“圆融”之说继之，对此也应深究。唯识理论内部也还留下了一些问题，有待钻研。如：“依他起性”与“遍计执”是一是二？种子是新熏(难陀之说)，是本有(护月之见)，还是二者兼有(护法说)？如二者兼有，种子可变不可变？又如，熊十力先生提出“体用不二”，批判唯识，是否应该回答？如何回答？《大乘起信论》是来自西土，还是中国人所造？唯识宗何以能够急起，何以又急遽衰落？等等。
各位高僧大德，各位在家信众，各位专家：
我并不是佛学家，更不是唯识学家。以上所说，只是在阅读佛典，特别是诵习《瑜伽师地论》、《唯识三十颂》、《成唯识论》、《大乘唯识论》、《摄大乘论》等论、疏和时哲著作时的一点心得。读经既少，复欠专深，尽管我也曾把一得之见用于对佛法的体悟和生活之中，但是和各位高僧多年的宗教体验还是不可同日而语。今天不揣简謭陋，讲了以上的话，是想为佛教、佛学的发展、振兴略尽绵薄，同时请教于高僧大德，以便避免慢上知，努力获得正见。
恭请各位不吝赐教！
《弘扬玄奘精神 发展唯识宗、学(许嘉璐)》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