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慧能《壇經》禅學思想及其現實意義

　　釋光明

　　本文擬分四部分：一、慧能生平，因乏新出史料，姑采通常說法；二、《壇經》版本，以敦煌本爲最古或最近原本，故本文以此爲據展開論述：叁、《壇經》禅學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價值，強調“自力”、“自悟”，著重指出其理論基礎爲“真如緣起論”與“佛性論”：四、《壇經》禅學思想的現實意義，安定社會，平衡身心，面對現實，迎接挑戰，對進一步深化改革，解放思想，建設創新型國家具有啓迪作用。以下分別述之。

　　一、慧能生平

　　慧能(638~713)，敦煌本作“惠能”，唐代僧，我國禅宗第六祖。號六祖大師，大鑒禅師。祖籍範陽(今北京大興、宛平一帶)，俗姓盧，生于南海新興(今廣東雲浮轄地)。據《壇經》(敦煌本或作“《檀經曠)行由晶載，其父早亡，家貧，常鬻薪以奉其母。一日負薪至市，聞客讀誦《金剛經》，心即開悟，時五祖弘忍住蕲州黃梅之東禅院，法席甚盛。師乃前往拜谒。五祖試問其所來及欲求何物，師答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余物”。五祖謂：“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爲堪作佛

　　”慧能對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貓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五祖驚異其禀性非凡，遂使入碓房舂米，曆八月。一日，五祖令衆人各述一偈以傳衣授法，上座神秀遂于壁廊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镱臺。時時勤拂拭，莫(勿)使有塵埃”。師聞之，謂此偈未見本性，遂請一童子，代于壁間書二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非)臺，佛性常清淨(通行本作“本來無一物”)，何處有(惹)塵埃

　　”“是菩提樹，身爲明鏡臺。明鏡本清淨，何處染塵埃

　　”五祖聞之，識其爲真能傳大法者，乃夜召師入室，潛授衣法，並遣其連夜南歸，隱于四會、懷集之間。儀風元年(676)，至南海，遇印宗法師于法性寺，遂依之出家，受具足戒。翌年，移住于韶陽(今廣東韶關)曹溪寶林寺，弘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頓悟法門。與神秀于北方所倡之漸悟法門相對，史稱“南頓北漸、南能北秀”。其弟子法海將其教說集記成書，名《六祖法寶壇經》，盛行于世，爲後來禅宗之宗經。後應剌史韋據之請，于大梵寺樹立法幢，未久回曹溪，弘布大法，道俗歸祟。神龍元年(705)，中宗派遣內使薛簡召師至京，師稱疾固辭未往，帝乃賜摩衲袈裟及綠缽等物，並敕改寶林寺爲“中興寺”。叁年，更賜“法泉寺，，額。師又曾舍宅爲國恩寺，先天元年(712)，命門人于寺內建立報恩塔。翌年七月，返國恩寺，八月示寂，世壽七十六。師肉身不壞，迄今仍存曹溪南華寺。憲宗時谥號“大鑒禅師”。宋太宗太平興國年中(976、983)加谥“真宗禅師”；後由仁宗谥號“普覺禅師”，神宗谥號“圓明禅師”。遺錄有《六祖壇經》一卷，《金剛經口訣》等。師之嗣法弟子四十余人中，以菏澤神會、南陽慧忠、永嘉玄覺、青原行思、南嶽懷讓等最著，開後世臨濟、曹洞等五家七宗之禅。由六祖慧能開創的中國禅宗，于今則幾乎傳遍寰球，參禅之風，正方興未艾也。

　　二、《壇經》版本

　　六祖《壇經》初由法海集錄師之語要，後人多所增損，未能見祖意之真貌；有關《壇經》之版本，于唐代慧忠國師之時，已有改換之僞本，後于遼國，遂焚棄本書。距慧能去世一百余年，有唐僧惠昕改編之《壇經》。其次，是未署編撰人的所謂《曹溪原本壇經》，後經北宋契嵩校訂，郎簡作序，亦頗流行。至元世宗至元年間，有德異、宗寶二人，探求古本，刪定正訛，刊行于世，即爲今通行之(壇經》，六祖教說之稱爲《壇經9，據夾注輔教編卷六壇經贊題注載，初時，衆人欲請宗門第六祖大鐾禅師于韶州大梵寺開演東山法門，後因尊敬大鐾之道，乃封土爲壇，以資其說法，其後，弟子集大鐾之說，因而稱爲《壇經》。爲我國撰述之佛典中惟一稱“經”者。乃後人尊敬六祖所說之法，故稱之爲“經”。本書爲禅宗最主要之思想依據，書中所強調的“頓悟”、“見性”、“無念無相無住”等觀念，于我國佛教史與思想史、文化史上皆爲扭轉乾坤之關鍵。然言其對傳統佛教爲革命則顯誇張，若視之爲改良，則較爲公允(詳說見後“禅學思想”部分)。從上述情況可知，自慧能去世後不久，《壇經》即遭改換、改編等，後來大家研習的都是經過人們整理過的本子，最早慧能說法而由法海集記的原本，從來沒有被人追蹤而予以認定。由此可見，慧能的禅法思想還沒能給人們以正確的認識。上世紀初，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中出現了唐五代寫本《壇經》，這是一椿重要發現。但經過近一個世紀以來，始終沒有人對之加以認定，一直把它放在疑似之間，原因是沒有人對它進行深入的研究。(壇經》流傳的一些整理本，全是後人加工的，從內容審之，它應該就是從敦煌這樣本子增補而來，文采是增加了，錯衍是沒有了，說法更爲圓融，增加了經典的份量。他主張由參悟而達到解脫的境界，是不主張立文字的。我們不要把他的說法內涵要求極其圓成，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敦煌本《壇經》經印順、郭朋、楊曾文、潘重規、周紹良等學者校訂，從考古學、曆史學、語言學、文學、宗教學、比較學等方面進行研究，認爲敦煌所發現的本子，正是法海集記的原本或最近原本(印順法師認爲敦煌本已非《壇經》原型，然而爲現存各本中最古的，又謂其記載慧能事迹，最爲古樸雲雲)，在學術界、佛教界有識之士中，殆成定論。

　　叁、《壇經》禅學思想

　　過去及時下，談論慧能禅學思想，俱依宋以後整理之《壇經》爲據，文章甚多，各有妙義。余編述此文，擬以敦煌本《壇經》爲據，竊以爲欲了解慧能本來的禅學思想，則舍敦煌本無由，斷然也。

　　本來，按照佛教的傳統教義，只有教主佛陀所宣說的，才能稱之爲《經》，所有弟子們(無論是大乘的“菩薩”還是小乘的“羅漢”)的著作、言論，都只能稱之爲《論》，而決不能稱之爲《經》，至于中國義學者們的著作，堪稱爲《論》的已經不多，更不要說稱之爲《經》了。惟有慧能的這部講錄，稱爲《壇經》(這在佛教史上——包括印度和中國的佛教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所說的“法”，既然稱《經》，那就意味著“說法”的人，也就是“佛”了。《壇經》第叁十七節慧能于大梵寺“說法”完了，將歸曹溪，信徒們“無不嗟歎：嶺南有福，生佛在此!”便反映出，當時參與大梵寺“法會”的人們，都把慧能當作“佛”看待了。于此也就可以想見慧能其人和《壇經》其書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壇經》在中國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上之所以具有重大的價值和影響，最根本的一點，在于它非常的強調人的能動作用，也就是說，它充分地肯定了人的價值。本來，傳統的佛教教義，是以“衆生”(即一切動物)爲本位的，在佛教看來，人，無非也是動物(大而至于猛獸，小而至于昆蟲)裏面的。一種；傳統佛教雖然也有“人身難得”的說法，那也無非是說，在“六道”輪回中，生在“人世”是不容易的，至于說到人的價值，終究也不過是“衆生”(動物)裏的一份子。而慧能，卻能打破這種傳統，在《壇經》裏大講人的價值，大講人的能動作用。他向人們宣稱：“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第十二節)、“世人性本自淨，萬法(盡)在自性”(第二十節)、“一念修行，自身等佛”(第二十六節)，他甚至宣稱：“叁世諸佛，十二部經，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第叁十一節)，所以他提倡人們“各于自身，自性自度，，(第二十一節)。雖然在某些佛經裏，也有這樣的類似的思想，但那也都是講的“衆生”；徑直講“人”能夠如此，這是慧能的思想，也是《壇經》的重要內容。這種充分肯定人的價值的思想，應該說具有近代人文主義、人本主義的先驅思想。當然，慧能對于人的肯定，最後還是導向于佛教的彼岸世界，追求出世解脫。但是，就是在追求解脫之道這一點上，慧能也還是與衆不同的。因爲，佛教的傳統教義，在解脫論上，多半都是“他力”論者；也就是說，他們不相信只靠(或者主要靠)“自力”能夠得到解脫；他們認爲，要想求得解脫，必須祈求佛或菩薩、羅漢們的“加被”(也就是冥中保祜)，祈求佛或菩薩、羅漢們的“救度”、“接引”。這種“他力”論，是對人們的能動作用的否定。慧能，這位中國禅宗的開創者，要向這種傳統的思想挑戰，他面對這種傳統的“他力”論，堅決地說“不”。求“解脫”也不能靠“他力”，而要靠“自力”，要“盡其在我”。就這樣，在佛教的解脫論中，慧能提出了這種“盡其在我”的“自力論”，在佛教學說中，恢複了“人”的尊嚴，突出了“人”的價值。慧能和他的《壇經》之所以在中國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重大價值和深遠影響，其原因也就在此。

　　其次，慧能《壇經》的基本思想，大致有兩個方面，即世界觀上的“真如緣起論”和解脫論上的“佛性論”。這也是佛教“性宗”的通論。所謂““真如緣起論”，“真”謂真實，表示它是最真實不虛的；“如”謂恒常，表示它是永恒而無有任何生滅、變易的。世界上(還有“出世”的)一切，都是由它“變現”的。“無不從此法界流”，宇宙萬有，所有一切，無一不是“從此法界”(真如)中所“流”出。所謂“真如緣起”，也就是說，以“真如”爲“緣”(這裏，“緣”，乃基因、內因一根據之義)而生“起”世間(和出世間)的一切。“真如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第十七節)一慧能在這裏雖然講的是“無念法”，是在“真如”與“念”的關系上講“體”、講“用”，但是，他既然明確地講了“真如是念之體”，那也就表明了，“真如”是本體。而特別重要的，是“念是真如之用”這句話。“真如”也能起“用”，這正是“真如緣起論”者的觀點。正是“真如”也能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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