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依人修學。如遇到的似是而非，那又憑什麼去決定呢！「五住久傾」等四句，就是頓悟。「五住煩惱」，出于『楞伽經』及『勝□經』。智者『妙法蓮華經玄義』卷十之上(大正叁叁·八０一中)說：
「北地禅師，明二種大乘教：一有相大乘，二無相大乘。有相者，如華嚴、璎珞、大品等，說階級十地功德行相也。無相者，如楞伽、思益，真法無诠次，一切衆生即涅槃相」。
北地禅師以『楞伽經』、『思益經』爲無相大乘。禅師依『楞伽』、『思益』，立「真法無诠次」的頓入。「衆生即涅槃」，是合于達摩門下之禅法的。禅師們不重律製，不重經教，不重法義，在道宣看來，這是極不理想的。所以慨歎的說：
「相命禅宗，未閑禅字，如斯般輩，其量甚多。致使講徒，例輕此類。故世諺曰：無知之叟，義指禅師」。
禅師們(不重經法，自然)不懂禅字是什麼意思，由來已久。宗密還在批評說：「今時有但目真性爲禅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大正四八·叁九九上)。這裏，不是引用道宣的話來譏刺禅師，是從道宣的論述中，窺見當時禅者的實際形態，與後來發揚光大的禅宗，有著共同的傾向。道宣是以印度佛法爲本的，重經、重律，自然不滿于這種禅風，但禅宗卻在這種傾向下發展起來。
達摩禅「藉教悟宗」。重教的，流衍爲名相分別的楞伽經師。重宗的，又形成不重律製，不重經教的禅者。護持達摩深旨的慧可門下，那禅師，粲禅師等，以『楞伽經』爲心要，隨說隨行，而助以嚴格的、精苦的頭陀行。道宣時，一顆光芒四射的慧星，在黃梅升起，達摩禅開始了新的一頁。
第二章 雙峰與東山法門
第一節 達摩禅的新時代
西元叁一七年以來，中國的政局，經二百七十多年的南北對立，才爲隋文帝(五八九)所統一。炀帝末年，天下重陷于分崩離析，但迅速爲李唐所統一。大唐的大統一，出現了中國史上的黃金時代；禅宗也在這個時代裏，呈現了異樣的光輝。
達摩禅在北朝，只是禅的一流，不太重要的一流。但一到唐初，達摩禅進入一嶄新的時代。(四祖)道信住蕲州黃梅(今湖北黃梅縣)西北叁十多裏的破頭山(也名雙峰山)，會下有五百多人。『續僧傳』卷二０(附編)說：「自入山來叁十余載，諸州學道，無遠不至」(大正五０·六０六中)。接著，(五祖)弘忍住黃梅縣北二十五裏的憑墓山；憑墓山在破頭山東，所以也叫東山，受學的多到七百多人。盛況空前，如『傳法寶紀』說：弘忍「既受付囑，令望所歸，裾屦湊門，日增其倍。十(此上疑脫一字)余年間，道俗受學者，天下十八九。自東夏禅匠傳化，乃莫之過」！達摩禅在黃梅的勃興，五十多年來(六二０頃──六七四)，成爲當代中國的禅法中心，這當然應歸功于道信、弘忍的深悟，而環境與門庭施設，也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
時地適宜于達摩禅的開展
禅，本來是不限于達摩所傳的。重于內心的持行，爲修道主要內容的，就是禅(慧)。從事禅的修持，而求有所體驗，無論進修的程度如何，總是受到尊崇的。在南北對立的時代，梁武帝也有一番提倡，但江東佛法爲清談玄學的風尚所熏染、一時還扭不過來，如『續僧傳』卷二０末(大正五０·五九六上)說：
「梁祖廣辟定門，搜提寓內有心學者，統集楊都，校量深淺，自爲部類。又于锺陽上下雙建定林，使夫息心之侶，棲閑綜業。于時佛化雖隆，多遊辯慧，……徒有揚舉之名，終虧直心之實」。
重于務實笃行的北方，禅法受到重視，受到王室的崇敬。文成帝複興佛法(四五二)，匡贊複與的昙曜，是禅師。昙曜建議于京(平城)西武州塞，開辟石窟五所(即今大同雲岡)，爲了建福，也是爲了禅居。獻文帝(四六六──四七０)對禅的崇敬更深，竟放棄帝位(禅位)而專心于禅。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四九五)，爲佛陀叁藏造少林寺。嵩洛一帶，成爲北方禅學的重鎮。佛陀的再傳弟子僧稠，勒那摩提的弟子僧實，都受到帝王的徵召與供養。北朝重視禅師，上有王室的崇敬，下有民間的仰信，傳說爲佛教僧衆的典範。如『續僧傳』卷一六「僧稠傳」(大正五０·五五四中)說：
北齊文宣「帝曰：佛法大宗，靜心爲本。諸法師等徒傳法化，猶接囂煩，未曰闡揚，可並除廢。稠谏曰：諸法師……皆禅業之初宗，趣理之弘教，歸信之漸，發蒙斯人」。
『伽藍記』卷二(大正五一·一００五中──下)說：
「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
「一比丘，雲是寶明寺智聖，坐禅苦行，得升天堂」。
「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
「有一比丘，雲是融覺寺昙谟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閻羅王雲：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淩物，比丘中第一□行。今唯試坐禅誦經，不問講經。……閻羅王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
「有一比丘，雲是禅林寺道弘。自雲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象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禅誦。……叁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昙谟最同入黑門」。
「有一比丘，雲是靈覺寺寶明。自雲出家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禅誦，禮拜不缺。……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
「太後聞之，遣……訪……，皆實有之。……自此以後，京邑比丘悉皆禅誦，不複以講經爲意」。
從上兩則，可看出北朝王室與民間傳說──重禅輕教(宣講經論)的情形。隋唐統一，奠都在長安(洛陽爲東都)，軍政大抵是繼承北朝的傳統；皇室對佛教的觀念，也大致相近。複興佛教的隋文帝，對禅師特別尊重，如『續僧傳』卷二０末(大正五０·五九七上)說：
「隋祖創業，偏重定門，下诏述之，具廣如傳。京邑西南置禅定寺，四海徵引，百司供給。來儀名德，鹹悉暮年，有終世者，無非坐化。具以聞奏，帝倍歸依」。
被推爲華嚴宗初祖的杜順(法順)，唐太宗曾引入內禁，爲王族懿戚所歸敬。到則天與中宗、睿宗，對弘忍門下大弟子，多數禮召入京。王室的崇敬，宰官與民間也當然崇敬：這樣的佛教環境，禅法是最適宜于開展的了。
達摩禅在北朝重禅的環境中，障礙重重，並不容易開展，到唐代卻勃然而興，這應該重視「禅法南行」的事實。北方是重于事相，重于實行的。然北方的實行，重于有相的，即使是禅觀，也都系心爲止，托境成觀。所以達摩禅在北方，「取相存見之流，乃生譏謗」；聽說「情事無寄，謂是魔語」。「得意」的領會，原是南方所長的。但南朝佛教受魏晉以來的清談影響，只會娓娓談玄，而笃行的精神不足。這是達摩初來，在南方沒有法緣的原因了。隋唐結束了南北對立的局面，南北文化特性，也在大統一下調和起來。虛玄而缺乏笃行精神的南方，因政局的變化，都市的「義學」衰落，而山林重行的佛教興起(參看下一章)。在這一情況下，達摩禅由北而南，也就時地相宜而獲得了有利的開展。說到南方北方，就是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當時是中原)。南方佛教，以江東爲重心。江東，爲今江蘇、安徽的江南，及浙江的大部分。江東的核心，是楊都──當時的政治中心(今南京)。南方佛教與政治一樣，以江東爲重心(這裏的南朝傳統最強)，沿長江而上，上遊的重心是荊州。達摩禅向南移動，傳說因周武帝滅法(五七四)，慧可到了舒洲的□公山(今安徽潛山縣西北，離湖北的黃梅不遠)。道信的禅法，就是從這裏學來的。道信到長江以南，在今江西省，住了近二十年，然後渡江，在黃梅的破頭山住下來。這裏是長江中遊，離江不遠。順流東下，是江東；上行到荊州。從這裏渡江而南，是廬山，再向南是衡嶽，嶺南。向北上，到襄陽，南陽，洛陽，進入北方的中樞。在這時地相宜的環境下，道信與弘忍，五十多年的爲法努力，達摩禅終于一躍而成爲中國禅法的主流！
黃梅的門庭施設
世界是名相的世界，人類是共住的人間。在現實人間來弘闡禅法，是不能忽視于此的。道信的「營宇立象」，弘忍的「念佛淨心」，黃梅樹立起新的家風，對達摩禅的興盛，是大有關系的。如『傳法寶紀』說：
「天竺達摩，褰裳導迷。息其言語，離其經論。……是故慧可、僧璨，(疑脫一字)理得真。行無軌迹，動無彰記。法匠潛運，學徒默修」。
「至夫道信，雖擇地開居，營宇立(原誤作「玄」)象。存沒有迹，旌榜有聞」。
達摩以來，慧可，那禅師，滿禅師等，都是隨緣而住，獨往獨來的頭陀行，近于雲水的生活。自己既來去不定，學者也就不容易攝受。道信到了雙峰，就改變了從上以來的舊傳統。「擇地開居，營宇立象」，就是選擇地方，開創道場，造寺院，立佛像。後來，弘忍也在憑墓山立寺。道信與弘忍，安定的在黃梅五十多年，接受天下學衆。這更符合了釋迦佛正法住世的大原則，從團體生活軌範中，陶賢鑄聖。「擇地開居，營宇立象」，對黃梅禅法的隆昌，是有重要意義的。禅者開始獨立的發展，爲未來創立禅寺(叢林)的先聲。
還有弘忍的「念佛淨心」，如『傳法寶紀』說：
「及忍、如、大通之世，則法門大啓，根機不擇，齊速念佛名，令淨心。密來自呈，當理與法。猶遞爲秘重，曾不昌言」。
忍是五祖弘忍，如是弘忍弟子潞州法如，大通是玉泉神秀。在弘忍以前，禅法是「法匠默運，學徒潛修」的。這是審察來人的根性，決不輕易的傳授。這是禅者，尤其是高深禅門的風格。即使聚衆數百，在深山潛修，或在都市裏掩室潛修，一般佛弟子、社會人士，始終是隔著一層，不知底細，只能投以景慕的、神奇的眼光。但到了弘忍，在西元七世紀的下半個世紀，將禅的初方便開放了。不問根機怎麼樣，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一齊都教他修習──念佛、淨心的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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