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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延壽與中國佛教新結構的形成(陳榮富)

  永明延壽與中國佛教新結構的形成

  陳榮富

  

  [提要]:中國佛教發展至宋代,禅宗的獨立性逐步喪失,佛教諸宗並立,爭妍鬥豔的局面已不複存在,出現了各宗圓融統一,而以淨士爲指歸的中國佛教新結構,佛教進一步大衆化,世俗化。在中國佛教新結構和大衆佛教的形成過程中,五代吳越國永明延壽大師起了承上啓下的重要作用。他的巨著《宗鏡錄》所主傳的禅教一致論;《萬善同歸集》所主張的禅淨一致,以淨士爲指歸的思想對後世佛教産生了巨大影響,在中國佛教史上享有重要地位。

  [關鍵詞]:永明延壽 中國佛教 新結構

  [作者簡介]:陳榮富 福建龍岩市人,1943年11月生,杭州商學院人文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杭州商學院浙江宗教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佛教自東漢末年傳人中國,經魏晉南北朝的傳播而立足和發展;經隋唐而進入興盛期,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八大宗派並立的局面,禅宗的發展尤爲引人注目;至唐末和五代,佛教的經典翻譯、教理探索、宗派分化等重大任務已經完成;至宋代,禅宗的獨立性已經逐步喪失,佛教諸宗並立,爭妍鬥豔的局面已不複存在,出現了各宗圓融統一,而以淨士爲指歸的中國佛教新結構,佛教進一步社會化和世俗化,“通俗—路行門”取代了深奧的佛教理論探索,轉向重視念佛、禮佛、拱佛、放生、行忏等實踐的大衆佛教。這種傾向爲明清佛教繼承和發展,並演化爲近代佛教的主要內容。

  在中國佛教新結構和大衆佛教的形成過程中,五代吳越國永明延壽大師起了承上啓下的重要作用。他是五代宋初主張佛教各宗融合而以淨士爲指歸的最傑出最有影響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在中國佛教史上享有重要地位。

  一、曹溪後“古今第一大善知識”

  永明延壽之所以能發揮承上啓下的關鍵作用,從主觀方面考察,是因爲他有很高的佛學修養,幾乎把一切佛法集于一身,既是法眼宗巨匠,又被尊爲淨土宗第六祖,且對法相宗、華嚴宗、天臺宗等均有很深的研究,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故被清世祖雍正譽爲六祖慧能之後“古今第一大善知識”。

  延 壽(公元904—975年)(1)俗姓王,浙江余杭人。他天資聰慧,七歲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十六歲時作《齊天賦》,獻給吳越王,受到錢王的贊賞。曾任余杭庫史,二十八歲時任華亭(今上海松江)鎮將,負責督納軍需。他看到市場上大批魚、鼈被殺而食之,于心不忍,常常擅自動用庫銀買魚、鼈、鳥獸放生,累虧巨萬。案發後被判死刑。在押赴市曹問斬時,延壽毫不畏懼,神色怡然,典刑官覺得奇怪,懷疑其中必有緣故,決定重新審理。在複審中,延壽義正辭嚴地回答說:動用庫銀買魚鼈放生,是替天行道,戒殺放生是行善,個人沒有私耗一文錢,問心無愧,死而無憾。典刑官將情況據實申訴,文穆王奇而赦之,吳越王知其慕道,乃從其志,赦令出家。

  延壽出家後,先禮四明(今甯波)龍冊寺翠岩令參爲師。嚴守戒律,野蔬布襦,勤奮學習。繼而到天臺山天柱峰習禅定,專注一心,毫無雜念,小鳥尺

  晏鳥在他的衣褶裏築巢棲息,他安之若素。後來,他參谒德韶國師,爲德韶所器重,密授玄旨,成爲德韶的首座傳法弟子。先後在國清寺結壇修《法華忏》,在金華天柱峰誦《法華經》叁年。後周廣順二年(公元952年),應請住持奉化雪窦資聖禅寺,四方學僧慕名前來參學,使雪窦寺興盛一時。佛國勝地雪窦寺使延壽的佛學修養升到新的高度,延壽洋洋八十萬字的佛學巨著《宗鏡錄》,就是在雪窦寺完成初稿,在杭州淨慈寺定稿的。

  杭州靈隱寺在會昌年間遭到破壞,以後雖幾經修複,但難複原貌。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吳越國忠懿王錢弘亻叔 決定重修靈隱寺,禮請延壽到靈隱寺主持複興工作,大興土木,重修殿字,增建僧房500余間,繼而又建殿宇房舍1300余間。全寺有九樓十八閣七十二殿堂,四面加築圍廓,自山門繞至方丈室,左右相通。由延壽擔任靈隱寺主持,靈隱因而中興,寺僧達3000之衆,盛況空間。

  後周顯德元年(公元954年),錢弘亻叔建慧日永明院(即杭州淨慈寺),禮請衢州道潛禅師居之,爲開山祖師。准道潛之請將塔下羅漢銅像移入新寺供養,使淨慈寺成爲當時最隆盛的道場。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錢弘亻叔賜延壽“智覺禅師”號,並迎入淨慈寺繼道潛法席,爲第二任住持。前後住持十五年,衆盈叁千,度弟子一千七百人,聲譽遠播,聞名海內外。高麗國光宗大成王,讀延壽之言教,深深敬慕,遣使赉書敘弟子禮,奉送金線織成的袈裟紫衣、紫水晶念珠、金澡罐等禮物,並派遣叁十六位僧人到 淨慈寺拜延壽爲師,親承印記,他們先後歸國,各化一方,使法眼宗行于海外。

  開寶叁年(公元970年),延壽奉旨在月輪山建六和塔鎮潮。開寶七年(公元974年)再度到天臺傳法授菩薩戒,受其度戒者達一萬余人。開寶八年(公元975年)跏趺而亡,塔于大慈山,壽七十二。臨終時勸谕忠懿王“納土歸宋,舍別歸總”,錢弘亻叔 接受了他的建議,歸降宋朝,使吳越國人民免受戰亂之苦,也保存了吳越國的文明成果免遭破壞,功不可沒,受到朝廷贊賞,追谥爲“宗照師”。清代雍正帝又加封爲妙園正修智覺禅師,並把《宗鏡錄》列入《禦選語錄》,稱之爲“禅學要典”。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清帝弘曆南巡,親臨淨慈寺手書“正法眼藏”四字。由于曆代帝王的贊揚,淨慈寺曾被譽爲杭城第一叢林。

  延壽著作豐碩,尤以《宗鏡錄》一百卷、《萬善同歸集》六卷影響最大。另有《唯心決》、《定慧相資歌》、《神棲安養賦》、《警世》等。其理高遠,其論雄健,以折衷融合爲特色。法眼宗雖于宋代中葉逐漸衰微,但延壽之巨著卻流傳千古。清世祖雍正在曆覽古來名僧語錄後稱:

  近閱古錐言句,至永明智覺大師,觀其《唯心訣》、《心賦》、《宗鏡錄》

  諸書,其于宗旨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至高至明,至廣至大,超出曆代

  古德之上,因加封號,爲妙圓正修智覺禅師。其唱導之地,在杭之淨慈,

  特敕地方有司,訪其有無支派,擇人承接,修葺塔院,莊嚴法相,令僧徒

  朝夕禮拜供養。誠以六祖以後永明爲古今第一大善知識也。(2)

  延壽在理論上倡導祖佛同诠,禅教一致,折衷法相、叁論、華嚴、天臺,以融合于禅學。在修持實踐上,他持律清嚴,行道念佛,主張禅淨合一,禅淨雙修。其《宗鏡錄》的宗旨是要發揚禅教一致的理論;其《萬善同歸集》則著重宣傳禅淨合一、禅淨雙修的思想。

  延壽的《宗鏡錄》開始寫作于奉化雪窦寺,完成于杭州永明寺。據載,爲了解決禅教之間的矛盾和教內各家之間的矛盾,延壽曾召集唯識、華嚴、天臺叁宗僧人,“分居博覽,互相質疑”,最後由他以禅門之“心宗之衡准平之”,著成《宗鏡錄》,闡明禅教一致思想,把禅教和教內各家在“舉一心爲宗,照萬法如鏡”的旨要下融合統一起來。《宗鏡錄》全書一百卷,漾漾八十余萬言,引證了《大乘經》一百二十種,諸祖語錄一百二十種,賢聖集六十種,保存了許多珍貴文獻。是研究當時我國禅宗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本書編成後,受到吳越忠懿王的重視,親自爲其作序。宋神宗元豐年間,皇弟魏端獻王曾镂板分送,元礻右 年間(公元1086——1093年)經法湧等校讀後重刻新版。明清間收入《嘉興藏》,清雍正朝選入《禦選語錄》,再刻流行,對後世佛教的影響極其深遠。

  《萬善同歸集》是延壽另一部影響很大的著作。初刻于熙甯五年(公元1073年),清雍正朝與《宗鏡錄》等一起被選入《禦選語錄》而重刊,稱殿本。本書的核心思想是強調悟與修的統一,反對“守愚空坐,以滯真修”,號召禅者回到修諸善行的實處,主張禅淨合一,禅淨雙修。

  延壽在禅淨合一,禅淨雙修的實踐中,更是身體力行。《佛祖統紀》卷二十六載:延壽“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爲宗,以悟爲則,日暮往別峰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據《智覺禅師自行錄》,延壽每日每夜作一百零八件佛事,其中主要者,爲受持神咒、念佛淨業、禮佛、忏悔、行道、誦經等。在淨土宗史上,人們尊延壽爲淨土宗第六代祖師。

  二、舉一心爲宗,照萬法爲鏡

  永明延壽的禅教一致論,主要體現在他的巨著《宗鏡錄》中。《宗鏡錄》的産生適應了佛教發展的內在邏輯的需要,也適應了吳越國開放兼容的文化政策的需要。

  禅宗發展至五代,其弊端已充分顯現。禅宗的主旨是強調精神的領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雖具有鮮明的神秘直覺體驗的性質,但它明快簡易,剔除了繁雜的宗教修行和深奧艱澀的經典,因而適應了社會的需要,成爲唐代以後佛教的主流。但這個優點同時就包含著缺點和流弊。由強調主體意識發展到呵佛罵祖,毀佛謗法;由不重視甚至否定佛教經典發展到不識義理、不明佛意祖心,便濫稱知識,互相模仿,承言滯句便鼓吻搖唇,指鹿爲馬,以爲妙解。且派別紛呈,矛盾相攻,以爭鬥爲神通。這些流弊,法眼宗創始人文益在其所著《宗門十規論》中已作了淋漓盡致的披露。這種狀況,使延壽深感不安。

  從佛教各派狀況來看,天臺宗、唯識宗、華嚴宗等本來是既重視理論又重視修行的,特別是在佛教的理論研究上都有過輝煌的成就。但是,在禅宗的沖擊下,不僅教家內部矛盾重重,而且鑽研理論之風日衰,學者水平日趨下降。正如延壽所說:“今時學者,全寡見聞,恃我解而不近明師,執已見而罔披寶藏。”(3)這種狀況表明,佛教發展的內在邏輯要求禅教會通,融合一致,相互補充。事實上,這種發展趨勢早已有所顯露。華嚴宗四祖澄觀在宗主華嚴的同時,就會通華嚴、天臺、禅叁宗,提倡禅教一致說。禅宗在發展過程也吸收了教衆的學說,例如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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