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延壽對禅淨合一的重大貢獻
浙江工商大學宗教研究中心 陳榮富
摘要：唐末宋初，吳越國永明延壽大師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利佛教發展的內在邏輯。在《萬善同歸集》等著作中，從理論上對禅淨合一作了全面論證，從修持實踐上尋找禅淨合一的具體道路，爲佛教各宗的融合而以淨土爲指歸的發展道路作出了重大貢獻。
關鍵詞：永明延壽 禅淨合一 貢獻
唐末宋初，吳越國永明延壽大師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和佛教發展的內在邏輯，從理論上爲禅淨合一作了全面論證，從修持實踐上尋找禅淨合一的具體道路，爲佛教各宗的融合而以淨土爲指歸的發展道路作出了重大貢獻，起了承上啓下的重要作用，在中華佛教史上享有很高地位。其《萬善同歸集》就是主張禅淨合一的代表作。
一、曆史性的重大課題
佛教白東漢末年傳入中國，經魏晉南北朝的傳播而立足和發展，經隋唐而進入興盛期，徹底完成了中國化的演變過程，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到了唐末宋初，佛教的發展出現了新情況，面臨著新危機。佛教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夠不斷進行自我調節，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永明延壽自覺承擔起了佛教發展面臨的這一曆史性的重大課題，撰寫了
《宗鏡錄》、《萬善同歸集》等著作。他在《萬善同歸集》卷六中敘述了寫作該書的背景和目的。
今時則劫濁時訛，志微根鈍我慢，垢重懈怠障深，一行無成，百非恒習，乘戒俱喪，
理事雙亡，墜無知坑，坐黑暗獄，不達即事即理之旨，空念破執破病之言。智者深嗟，
愚人仿仿，既成途轍，頓奪尤難。是以廣引祖佛之深心，備彰經論之大意，希俊舊執庶
改前非，同蹑先聖之遣蹤，共禀覺王之慈，勅無虧本志，免負四恩，齊登解脫之門，……
敬述茲集。
很明顯，永明延壽撰《萬善同歸集》決不是爲了附庸風雅，或留名青史，而是爲了擴教，爲了使佛教度過危機，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延壽大師所說的佛教現狀，佛教各宗都存在，但主要是指禅宗。佛教自東漢末傳入中國，至隋唐，形成了中國化的八大宗派。許多高僧爲了使佛教在中國立足、生根、發展，融合儒、道各家的學說，進行了精細的、深入的理論創造。使佛教成爲典籍浩瀚、哲理深刻、文化內涵豐富，但極爲複雜深奧的理性型宗教。但是，宗教不是少數文人雅士、達官顯貴茶余飯後把玩的文字遊戲或教條。宗教是民衆生活的需要，它是以拯救人的靈魂爲宗旨的，它所關心的不是形而上層面的哲學問題，而是超越生命的終極意義問題。所以，一種宗教要想能延續和發展，既要有系統化理論化的經典作爲根基，又要有一套適用于廣大民衆的宗教思想和方法，把宗教信仰觀念和宗教行爲(宗教禮儀)有機結合起來。因此，在中華佛教史上，叁論宗和唯識宗由于過于深奧因而流行的時間很短。叁論宗只在隋代和唐初流傳：唯識宗在唐太宗時期曾風靡一時，中唐時即呈衰相，晚唐時，研究者寥寥；華嚴宗以《華嚴經》爲根本經典，而《華嚴經》卷帙浩大，義理深奧，非有較高的知識，較多的時間，不能卒讀，故”華嚴宗在中國多爲單傳，信衆不多；天臺宗以義理分析見長，在唐初如日中天，影響最大，但隨著灌頂大師的寂滅，天臺宗就從其興盛的頂點進入一個較爲暗淡的時期，唐玄宗時，九祖湛然中興天臺宗，湛然于公元782年入滅後，至宋，天臺宗長期衰微。因此， 自中唐以後，在中國最爲流行的是義理簡明，方法直截、簡單的禅宗和淨土宗，尤其是淨土宗在民間影響很大，信徒衆多。但是淨土宗相對于其他各宗來說，缺乏理論論證和哲理，在思想史上，儒家、道教都沒有注意淨土宗，佛教內部一談到哲理也從來不說淨土宗。禅宗發展至晚唐，“狂禅”泛濫，“乘戒俱喪，理事雙亡，墜無知坑，坐黑暗獄，不達即事即理之旨，空念破執破病之言”。延壽認爲這種狀況已經積重難返，“既成途轍，頓奪尤難”，這說明佛教的發展面臨巨大的危機。
禅宗在發展的初期並沒有排斥行善、禮佛、念佛、讀經、坐禅等佛教通行的，或者說作爲佛教所必須具備的基本要素。但是，禅宗發展至南宗，由片面強調“頓悟”“悟心”到否定禮佛、經典、戒律，逐步走向極端。葛兆光在《禅宗與中國文化》中指出：南禅由強調清淨到適意，從適意到自然，從自然到自由，從自由到放縱，“一切外在的束縛如偶像的崇拜，經典的研讀都是對本心的桎梏，持戒禁欲坐禅也只是畫蛇添足……，因此，禅宗不知不覺開發了人的個性意識，承認了個人思想的無比權威，並演出了一場“呵佛罵祖”、反叛一切教條的鬧劇……”這實際上走上了一條自我否定的道路。因爲對超自然的神聖實體和境界的信仰，以及相應的崇拜儀式、宗教體驗、修行方法、道德戒律是宗教賴以存在的基本要素，否定了這些基本要素，也就否定了自身。所以南宗的這種發展趨勢從一開始就遭到抵製和批評。
永嘉玄覺是慧能的弟子，但他卻主張漸修，他的《永嘉集》是建立在“道不浪階，隨功涉位”的基礎之上的，通篇論述的是如何通過漸修而逐步登階涉位，直至悟道。全書分爲十門，即漸修之十個階段，這“表明南宗同時存在一股磨滅禅宗本色，向佛教原始教旨回歸的潮流”。 慧能的另一位弟子南陽慧忠雖然也主張“即心是佛”，但與南宗禅師對“心”的解釋不同。他認爲色即是心，心即是色，二者不可分離，批評“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真心，認賊爲子”。他反對不讀經論，信口開河，任口而說，主張博涉經律，兼究論藏。
百丈懷海痛感當時禅僧戒律之松懈，製定了《百丈清規》，從組織體製，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作了規定，表現了向傳統佛教思想的回歸。
牛頭禅徑山法欽的弟子道林，曾留—蔔禅宗史上著名的“布毛示法”公案，主張佛性人皆有之，不假外求，但卻主張善惡分明，興慈運悲。當白居易向他請教“如何是佛法大意
”時，道林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這同主張“善惡都莫思量， 自然得入心體”的禅思想顯然有重大區別，實際上也是對當時南宗流行觀點的批評。
被尊爲華嚴五祖的宗密(780—841年)，同時又是禅宗荷澤神會一派的傳人，他兼承華嚴四祖澄觀的禅教一致論，進一步闡述了以“華嚴禅”爲核心的禅教一致論。它在《禅源諸诠集都序》中提出了十條理由，詳細論述了禅教一致的理論。其目的是爲了解決佛教內部：“修心者以經論爲別宗，講說者以禅門爲別法”的矛盾。
宗密之後，禅宗的混亂愈演愈烈，因此法眼宗創始人文益(885—958)著《宗門十規論》，比較系統地揭露了晚唐五代叢林之時弊，同時總結了禅宗各派參禅的理論，注重用華嚴宗的理事關系說作爲禅宗的宗旨，闡述了他的禅教一改論。
總結以上論述，永明延壽所面臨的佛教發展的態勢，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佛教發展面臨危機，過于精致、複雜、深奧的叁論宗、法相宗、華嚴宗早已寂寞，思辨性較強的天臺宗也長期衰微。當年印度大乘佛教因爲中觀學派和瑜伽行派的思辨性太強而逐漸失去群衆。曆史有驚人相似之處，唐末五代的中國佛教也出現了類似情況。第二，在佛教義學喪失廣大信衆的同時，直指人心的禅宗和稱名念佛的淨土宗由于簡便易行而迅速傳播。但禅宗狂禅泛濫，正走向自我否定，而淨土宗又缺乏理論支撐，哲理性差。第叁，佛門中的許多有識之士對狂禅作了批評，提出了禅教一致論，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思想，但缺乏從理論上對禅教一致，禅淨一致論作全面、系統的論述。因此佛教的發展向永明延壽大師提出的曆史性課題就是，融合佛教各宗，用原始佛教以及華嚴宗、法相宗、天臺宗等的基本理論論述禅教一致，禅淨一致，使禅宗走上正道。使淨土宗既有易行的修行方式，又有深厚的理論根基，使佛教由分化(形成八大宗)到整合，提升到新的層次。
二、從理論上全面論述禅；爭一致
禅淨一致論並非延壽最早提出，延壽的重大貢獻在于運用華嚴、天臺、法相諸宗的基本理論，從理論上全面、系統地論述禅淨一致。
延壽在漾漾百卷的宏篇巨著《宗鏡錄》中廣證博引、多番問答，全面論述了禅教一致，反對“崇教毀禅、宗禅斥教”，認爲這是“智燈焰短，心境光昏”之見。在此基礎上又撰《萬善同歸集》，著重論述禅淨一致，以淨土爲指歸。
延壽在《萬善同歸集》卷六，對書名和所依據的主要理論作了說明：
問：“此集所陳，有何名目
”答：“若問假名，數乃恒沙，今略而言之，總名萬善
同歸。別開十義：一名理事無礙，二名權實雙行，叁名二谛並陳，四名性相融即，五名
體用自在，六名空有相成，七名正助兼修，八名同異一際，九名修性不二，十名因果無
差”。爲何總名稱“萬善同歸集”，延壽說：
今所論衆善者，只爲成就般若……故雲萬善同歸集，離般若外更無一法，如衆川投
滄海，皆同一味，雜鳥近妙高，更無異色。
“般若”漢譯“智慧”，“智”即洞徹了知因緣生法，也就是緣起的道理；“慧”即由根本智所證得到的真如境，一般指“空性”、“法性”，“真如”、“菩提”、“涅槃”等。故“智慧”就是如實知曉“緣起性空”的基本道理，這是佛親自宣說的，是通達真理的最高智慧，是統攝萬行之根本。
在般若學的統攝之下，延壽緊緊圍繞理與事、權與實、真谛與俗谛、性與相、體與用、空與有、正與助、同與異、修與性、因與果等十大範疇的辯證關系，也即佛教最基本的十大理論問題，融合華嚴、天臺、唯識以及各派對這些問題的見解，批評了當前禅宗流行的種種錯誤觀點，闡述了禅淨一致，以淨土爲指歸的思想。
延壽認爲，禅宗之所以否定“修”，輕視善行，輕視佛教經典，主要是因爲他們在幾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上陷入了片面性。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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