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一例外地涉及大月氏國，雖未免有不實之辭，但至少說明一個事實，即與傳法最初有關系者爲大月氏。據曆史記載，最初傳譯佛經到中國的也有許多是月氏人。如支婁迦谶就是漢代最著名的譯經大師，與安世高分別開創了初期譯經的月氏大乘系統和安息小乘系統。支谶之後，至華大月氏譯師還有東漢支曜；叁國支謙，支強梁接；西晉竺法護，支法度；東晉支道根，支施侖，昙摩難提；劉宋道泰和唐代的月婆首那等人。他們所譯經典據近人東初《中印佛教交通史》的粗略統計約有一百七十五部、五百六十卷，其中包括大乘經典一百二十七部、二百九十九卷。大月氏人譯出的佛經以大乘占優勢，若華嚴、方等、般若、法華、涅槃五大部無不具備，實是中國大乘佛教的策源地。
安息在西漢時是中亞最大強國之一，漢武帝時即與中國正式交通，後一度斷絕。東漢章帝章和元年(87年)才恢複往來。安息人長于行商，其地成爲東西貿易中心，中國絲綢往往經安息商人之手運往歐洲。故經西域到安息的絲綢之路上駱駝商隊絡繹不絕，安息的佛教徒便隨之東來傳法。東漢最著名的譯經大師安世高即爲安息王太子，可見當時佛教在安息社會已經十分盛行。從安世高所譯經典可知當時安息信奉的仍是小乘一切有部的教義。漢靈帝末年來華的安玄則是一個周遊各地的安息商人，佛教居士。他譯出早期大乘佛教經典《法鏡經》(即《大寶積經·郁伽長者會》的異譯)，大概此時大乘佛教已在安息傳播。安世高、安玄之後東來的安息譯師還有叁國的昙無谛、西晉的安法欽和安法賢等人。康居國和大月氏、安息並爲印度佛教向中國傳播的媒介，其先後東來傳譯佛經的有叁國康僧會。此人爲佛教傳入中國江南地區之第一功臣。漢代還有康臣、康孟詳，叁國時有智嶷、慧明、康僧铠；東晉時有康法邃、法本、法華、支昙谛；劉宋時有阿那摩只等人。康居人譯經所本皆爲粟特文，這是他們通用的語言。近代西方探險家斯坦因等曾在羅布泊至敦煌古道上，發現公元一世紀的粟特文佛經。可見康居人對佛教文化傳播之貢獻殊大。
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國直接與中國西域地區毗鄰，西域成爲東西文化彙流之地，無論是東方文明西傳，還是西方文化東被，均須經過西域。佛法東漸，西域自然也首蒙其化，特別是絲綢之路南北兩道的重鎮于阗和龜茲因而成爲西域地區的佛教中心。于阗，《大唐西域記》稱“瞿薩旦那國”。漢譯“地乳”。關于于阗建國和早期佛教的曆史充滿神話色彩，不足爲訓。但據《史記》、《漢書》記載至少在漢武帝時已經立國。其佛教也是公元前從印度迦濕彌羅直接輸入。此國長期流傳迦濕彌羅的小乘佛教。東晉法顯西行到于阗時，見其國中有十四大僧伽藍，小寺百余所，僧徒五千人。從四月一日起，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帏幕，事事嚴飾，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此時當爲于阗佛教全盛期。而大乘教已經爲王敬重，占了主導地位。于阗爲印度佛教進入中國的第一站，初期來華譯師所譯大乘佛教經典原本十有八九來自于阗。如曹魏朱士行西行尋求《放光般若經》原本，即由于阗獲得。西晉時支法領在于阗獲《華嚴經》梵本叁萬六千偈。沮渠京聲所譯禅法要解等經典原本也大多來自于阗。蕭齊時，達磨摩提譯出《法華經·提摩達多品》，雖僅一卷，但是最早傳譯的《法華經》其原本也在于阗所得。當時于阗王宮有《法華》梵本六千五百偈，昙無谶譯《大涅槃經》四十卷，只有其中前十二卷原本爲其從中印度攜來，余則皆在于阗獲得。在最初的譯經師中也有許多于阗佛教徒。如西晉的只多蜜，唐代的實叉難陀、提雲般若和智嚴等，皆爲著名譯師。在西域諸國中，龜茲與中原關系最爲密切。關于龜茲早期佛教曆史雖然現在已無史可證，但它地處中印交通要沖，漢代印度和中亞各國欲來中國內地必須取道龜茲。大月氏在公元前即與中國發生佛教關系，大月氏佛教徒東來必經龜茲。據此推測，佛教傳入龜茲必不會晚于此時。佛教傳入中國之初，龜茲乃是佛經傳播中心。印度佛經東傳，一般皆先由梵文譯成“胡語”(吐火羅文等)，再由胡語譯爲漢文。許多龜茲佛教徒皆直接參加譯事。曹魏正始之末，龜茲王子帛延“善晉胡音”，“博解群籍，內外兼綜”，曾參與支施倉翻譯《首楞嚴經》(見《出叁藏記集》卷十叁)，還親自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六部經典。西晉時，竺法護譯《正法華經》也有龜茲居士帛元信參校。至于龜茲高僧鸠摩羅什則更爲中國佛教翻譯史上一位劃時代的偉大人物。公元四世紀中葉，龜茲小乘佛教領袖佛圖舌彌則對佛教律學的傳譯作出了貢獻。當時僧純從佛圖舌彌那裏獲比丘尼戒本和授戒法，漢地比丘尼戒法自此盛行。東漢末年以來，印度佛教徒陸續來華，如竺佛朔、維只難、竺律炎、竺大力、昙果、昙柯迦羅等來到洛陽譯經。他們中間大多數人都是經絲綢之路抵達西域，然後再一步一步東行走向中國腹地的。可以說，沒有絲綢之路，也就不會有佛法東來的曆史。
西域佛教向東擴散，最先影響隴西一帶居民。涼州、敦煌等地自古即爲內地通向西域的門戶，也是絲綢之路的東端。西域僧人常有留居隴西之地者。如據《高僧傳》所載，竺佛念、竺法護、寶雲、智嚴、道普、法盛等初期譯經僧都出生于這一帶。當地漢族居民對他們以禮相待，處之既久，也都通曉胡語，信奉佛法。自隴西再向東傳至洛陽，這是佛教始入內地的主要路線。洛陽爲漢代譯經的中心。安世高、支谶均在此譯經，中國第一個參與譯事的漢族佛教徒嚴佛調也在洛陽出家。漢桓帝奉佛，北宮已立浮屠之祠。而據《道行經後記》記載，漢代洛陽城西已有菩薩寺。近人梁啓超和法人伯希和皆謂漢代佛教傳入先由海道，似不可信。漢代雖有海上交通，但尚不發達。魏晉南北朝時，中國與印度、安息等國交通曾因戰爭關系一度受阻，但受影響的主要是政府間的交往和經濟貿易。佛教徒的往來當不致受到太大影響。故漢魏兩晉間，雖時有印度、中亞僧人搭船從海上抵中國南方，但自海路來華者往往自有特殊原因。如康僧會雖爲康居人，但世居印度，其父以商賈移住交趾，故他取海道東來是很自然的。而大多數傳教者則仍不取海程。因爲對中國佛教産生影響的大乘教派主要根據地在印度西北部，他們當然是不會舍近求遠，繞道而行的。
漢代佛教雖已傳至中國內地，但信仰者主要是來華經商的中亞和西域“胡人”。當時中國的絲綢貿易往往由外國商人經營，“大宛善市賈，爭分铢之利”，罽賓也“實利賞賜賈市”。托留美《地理學》第一卷也記述有馬其頓商人蒂相納斯的代理人自巴克特裏亞經石塔進入中國經商。爲滿足這些來自佛教地區的商人之宗教需要，漢朝政府允許在內地設立寺院。但“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高僧傳·佛圖澄傳》)。當時像楚王英、嚴佛調、牟融那樣的漢族佛教徒在整個社會裏只是鳳毛麟角。佛教真正在中國內地的盛行則是由漢末魏晉以來西北少數民族內移的推動。東漢末年，西北邊陲的許多民族陸續向內地遷移，在遼西、幽並、關隴等地與漢人雜居一處。到西晉時已出現“關中之人百余萬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的局面。同時，中亞和西域地區經常發生動亂和政爭，于是也有許多人避居中國內地。如支謙一族就是漢靈帝時由其祖父法度率數百人來歸化的月氏人，智嶷、慧明則是叁國時爲避國難來歸的康居人後裔。這些西北少數民族大多早已皈依佛教，在向內地的遷移過程中自然成爲自覺或不自覺的傳教者。如果說以前佛教東來不過是涓涓細流的話，此時已成一強大的潮流，對中原漢文化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沖擊。以往論者皆把佛教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的原因，僅僅歸結爲苦難中的人民希望借助佛教得到精神安慰。但倘若沒有西北少數民族內移這一契機，漢族人民又何以能夠選擇完全來自異質文化圈的佛教作爲自己的信仰呢
可見少數民族的內移實爲中國佛教興起的先決條件之一。永嘉亂後，中原更是成爲各民族的紛爭之地。各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者自覺地把佛教作爲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更使佛教的擴散如虎添翼。這些少數民族統治者所以選擇佛教，而不是選擇儒道作爲其統治思想，不過是爲了迎合當時少數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反漢心理。他們認同于非華夏正統的佛教文化正是這種民族心理的反映。《高僧傳·佛圖澄傳》記載石虎與王度的一段君臣對答很能說明問題。當時“(佛圖)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漢族士大夫出身的王度對石虎說：“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可宣奉。”石虎卻說：“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于飨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直到西晉初，漢人中的佛教徒爲數仍甚少。東晉時，王谧答桓玄問，說“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既衆，皆是諸胡，且王者不與之接”(見《全晉文》卷二十)，正是反映了這一事實。但最後佛教文化還是對衆多的北方漢族人民發生了影響。晉室南渡之後，隨之南下的士大夫又把他們剛剛接受的佛教文化影響帶到了廣大的南方地區，和本來已在南方建立了若幹橋頭堡的佛教勢力相彙合。從此，佛教文化就覆蓋了整個中國。
縱覽印度佛教文化向中國傳播的曆史過程，人們不難發現它所以能夠順利地自西向東推進，一方面因爲當時的中國“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爲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馳使，絕不介懷”，“那時我們的祖先們對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極堅強的把握，決不輕易地動搖他們的自信心，同時對于別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與極精嚴的抉擇，決不輕易地崇拜或輕易地唾棄”(魯迅語)，故能對佛教采取開放的態度。另一方面，也因爲佛教的輸入完全是采取和平傳教的方式。既無借傳教而觊觎中國領土的…
《中國佛教文化論稿 第十章 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