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外佛教文化交流

　　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佛教在印度恒河流域创立以后，不久就向周边国家传播。其中向北一路传至中亚各国，并越过葱岭进入中国西域地区。汉代打通了内地与西域的交通后，佛教又沿着丝绸之路逐渐向中国内地传播。魏晋南北朝时，印度佛教向中国文化圈的推进势头由弱转强。它不但已为当时的中国人普遍接受，而且中国佛教徒还发挥主动精神，发起西行求法运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印佛教文化交流。隋唐时期，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又由中国本土向东扩散。东北一路传至朝鲜、日本；东南一路传至越南，逐渐形成了中国佛教文化圈。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表明，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对外来文化兼容并包的恢廓胸襟，这不但是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也是它能够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文化一方面善于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另一方面又充满自信地走向世界，在全人类文化中显示了它的独特价值。

　　一、佛法东来和丝绸之路

　　对佛教始入汉地的历史长期以来一直是扑朔迷离、传说纷纭。后人揣测附会，假托造伪，以致种种传说与时俱增。但这些传说几乎又都认为佛教是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北向东南扩散，先影响西域再影响内地的。汉代西域的范围有广狭两义。广义的西域，包括天山南北及葱岭以外中亚、印度、高加索、黑海之北一带地方。狭义的西域，为今新疆天山南路之全部。一般所指即为狭义的西域。其西为帕米尔，北为天山，南为昆仑山，三面高山环绕。中部为塔里木盆地，盆地中横亘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自西往东，长达900公里左右，宽三百余公里。盆地东头有罗布泊，为盐块堆积之海床，乃史前时代咸水湖干涸所成，史称“盐泽”、“蒲昌海”。盆地南北边缘有狭小的绿洲可以居人。汉初分布着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近人方豪先生以为是雅利安人种。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缘，有楼兰(鄯善)、且末、于阗、莎车等国(南道诸国)；在盆地的北缘，有尉犁、焉耆、龟兹、姑墨、疏勒等国(北道诸国)。这些国家多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牧，有的还能自铸兵器，只有少数国家逐水草而居，粮食仰赖邻国供给。西域诸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月氏、龟兹、焉耆人操吐火罗语；于阗人操和阗语；流通最广的是粟特语，康居人即操这种语言。三者皆属印欧语系。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它们每国的人口一般只有几千人到二三万人；人口最多的龟兹，才达到八万人，最少的仅有几百人。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是一个游牧区域。盆地东部的天山缺口，由车师(姑师)控制着。车师以西的伊犁河流域，原来是塞种人居住的地方。汉文帝时，敦煌、祁连一带的月氏人被匈奴人逼迫，向西迁徙到这里，赶走了塞种人。后来，河西地区的乌孙人又向西迁徙，把月氏人赶走，占领了这块土地。乌孙人有十二万户，六十三万口，“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西汉初年，匈奴的势力伸展到西域，征服了这些国家。置“僮仆都尉”于北道的焉耆、危须、尉犁之间，榨取西域的财富。自玉门关出西域，有两条主要的路径。一条经塔里木盆地东端的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称为南道。南道西出葱岭至中亚的大月氏、安息。另一条经车师前王庭，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称为北道。北道西出葱岭，至中亚的大宛、康居、奄蔡。以上南北二道都在天山南麓，称天山南路。此外还有一条天山北路，即从哈密出发，沿天山北麓而行，中经乌孙、大宛，至康居。这几条沟通中西交通的路线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与西域相邻的中亚诸国中，大宛户六万、口三十万，有城郭屋室，属邑大小七十余城，农业和畜牧业都比较发达，产稻、麦、葡萄和良马。大宛西南是从河西迁来的大月氏。大月氏地跨妫水(今阿姆河)南北，营游牧生活。原住这里的被大月氏所臣服的大夏人，“俗土着，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是希腊人后裔。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领希腊军队入侵印度，曾到达印度西北地区的旁遮普一带。后亚历山大被迫退出印度，却在印度西北地区建立了两个殖民省。公元前255年希腊人狄奥多特据巴克特里亚独立，汉语称大夏国。公元前130年左右被大月氏人征服。大月氏以西的安息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其属大小数百城，城方数千里”，“商贾车船行傍国”。在大宛、安息的北面，今咸海以东的草原，则由游牧的康居人控制着。

　　张骞出使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开辟，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联系。汉武帝听说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所以募使使大月氏，想联络他们夹攻匈奴。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率众一百余人向西域进发。张骞在西行途中，被匈奴俘获，他保留汉节，居匈奴中十余年，终于率众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那时大月氏已自伊犁河流域迁到中亚，张骞乃经康居到达大月氏。大月氏在中亚“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汉书·张骞传》)。张骞不得要领，居岁余而还。他在归途经过羌中，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了一年多。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回到长安，元朔六年受封为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前后达十余年，历尽各种艰险。他的西行，传播了汉朝的情况，获得了大量前所末闻的西域资料，所以司马迁把此行称为“凿空”。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张骞此行率将士三百人，每人备马两匹，并带牛羊以万数，金币丝帛巨万。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数十人返抵长安。随后，被张骞派到大宛、康居、大夏等国的副使，也同这些国家报聘汉朝的使者一起，陆续来到长安。从此以后，汉同西域的交通频繁起来，汉王朝派到西域去的使臣，每年多的十几批，少的五六批；每批大的几百人，小的百余人。这些使者皆贫人之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所以使者队伍实际上也是商队(《汉书·西域传》序)。丝绸之路开辟后西域与内地联为一体，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丝绸西去，佛法东来。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后，起初主要在恒河中上游传教。至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前273—前232年)佛教大盛。阿育王在各地广建寺塔，供养僧侣；树立石柱，弘扬佛法；并经常举办法会，佛教史上的第三次结集，便是在他的支持下举行的。阿育王还分派长老到印度各地和毗邻印度的中亚、南亚、东南亚一带传教。其中末阐提一路到达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和迦湿弥罗(即罽宾国)。大勒弃多到达希腊人建立的大夏国。后来佛法又远播到中亚的安息、康居等国。佛教文化逐渐在这些地区广泛传播。部派佛教时期在这些地区流传的主要是小乘佛教一切有部。大乘佛教兴起后，这里又逐渐成为大乘佛教的中心。大月氏征服大夏后，迅速吸收当地的古代波斯、希腊和印度文化，大夏的佛教文化也被大月氏传承下来。大月氏后分为休密、双靡、贵霜、肝顿、都密“五部翁侯”。约在公元一世纪初，贵霜翁侯丘就攻灭其他四部，自立为王，建立贵霜王国，并西侵安息，南略印度。至其子阎膏珍时攻占整个印度西北部，控制了恒河流域。迦腻色迦王时代，贵霜王国的统治遍及全印度，成为中亚的一大帝国，迦腻色迦王崇信佛教，积极把佛教推向大月氏占领的一切地区。他下令举行了佛教第四次结集，规定以梵文编订佛经。然这次结集实际上只是一切有部的结集，南印度各派僧侣均不与会，遂使佛教分为南北系统。南部以锡兰岛为根据地，后传到缅甸、泰国及南洋诸岛。北部则以北印度罽宾为根据地。

　　佛教虽源于印度，但最初则由印度西北部传到大夏、大月氏、安息、康居。再东逾葱岭传入西域地区。经天山南路的于阗、龟兹等国，进玉门关、阳关而传入中国内地。最初来华的传教者是笃信佛教的中亚各国和西域僧人，而不是印度僧。最初的佛教经典也是先传至于阗、龟兹等地，再传到内地的。据今人季羡林先生考证，认为汉地最早的佛经皆不是直接从梵文译过来的，而是经过中亚古代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的媒介。在中印文化交流的初期，这两个东方文明古国并不完全是直接来往，使用吐火罗语的各个民族曾在中间起了桥梁作用。特别是大月氏建立了横跨中亚印度的贵霜王国，对推动佛教向中国的传播更是起了主要作用。不但西域佛教受其直接影响，中国内地与佛教的最初接触也与大月氏密切相关。如《魏书·释老志》记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这是中国人最早得到有关佛教的信息。《魏略·西戎传》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蒲塞、桑门、伯闻、疏间、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这是中国人最早接触佛教教义的记载，口授佛经正是当时印度佛教的传播方式。东汉《四十二章经》序言记载：“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顶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

　　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胜数。国内清宁，含识之类蒙恩受赖，于今不绝也。”后来，明帝感梦遣使求法的传说又衍生出“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到西域，始于月支国遇沙门摄摩腾，译写此经(指《四十二章经》)还洛阳”(见《出三藏记集》、《冥祥记》、《高僧传》等，但互有出入)。所有这些关于佛教始传中国的传说几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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