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山一宁等往日本通好。初被日本疑为间谍，遭受逮捕，不久释放，被迎住建长、圆觉、净智、南禅等大禅寺。在镰仓、京都盛扬禅风，前后近二十年。门下造就英才甚众，其中如龙山德见、雪村友梅、无著良缘、嵩山居中、东林友丘等都曾入元朝礼祖庭。
江户时代，日本临济宗、曹洞宗已出现颓势。1654年，中国黄蘖山住持、临济宗高僧隐元隆琦应日本长琦崇福寺僧逸然之请，率弟子数十人东渡日本。受到德川幕府皈依，在宇治开创黄蘖山万福寺，龙吟虎啸，大振宗风。当时日本临济、曹洞宗人纷纷投入他的门下，在日本名声大噪。不但创立了日本黄蘖宗，也刺激了临济、曹洞宗，终于使日本禅宗三派长盛不衰。隐元到日本后，明亡，满人入主中原。他为不忘故国，寺院一切规制都依中国旧例。诵经用汉音，交谈用汉语。据说，当时日本“唐音所闻，几遍于全国”。甚至饮食起居也是中国生活方式。自隐元以后，黄蘖住持十三世皆为中国僧，曾有日本内地“小中国”之说。日本黄蘖宗至今仍有佛寺五百零一座，信徒八万人，大多数寺院仍保存中国近代禅林风格。
隋唐以后，中国儒家文化也逐渐影响日本。但它的传播主要是借助于佛教徒的传教求法运动，本身则很少有佛教那样的传播规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儒学是依附于佛教才得以传到日本的。日本最初派出遣隋使只是为了寻求佛法，但因此而了解中国文化的各项成就，而产生广泛输入中国文化的愿望。如《驭戎慨言》说：“及至圣德太子听政时，所遣多为求佛法之使节，而自昔韩国之人，来者甚多，得亲侍太子。太子既闻其经常赞扬大唐为可钦羡之国，并阅读汉文精湛典籍，便思设法与之通好，万事悉欲仿效之心与日俱增。”虽然，自第二次遣隋使起，就经常有学习中国儒学、法律、阴阳、医学的留学生来华。但他们与学问僧相比较，不但人数少，而且很少有单独来华的。故他们的影响远不及佛教徒。况且，日本求法僧中间更有不少兼通内外之学的知识分子，许多儒家学说及其经典反而是经他们介绍到日本去的。特别是后来宋代理学在日本的传播起初几乎全部依赖于佛教禅僧。1199年春，日本律学沙门俊芿乘舶入宋，历访天台、雪窦、径山等两浙名刹，与律、禅、密宗名僧广泛交游。最后于1211年携所得佛儒经典二千余卷回国，住泉涌寺，重兴日本律学。他携回的经籍中包括儒家经典二百五十六卷，杂书四百六十三卷。俊芿带回大量儒书，是与他对宋代理学的兴趣分不开的。他在宋都临安与当时的儒学大师过从甚密。后人称俊芿其人：“孔父老庄之教，相如扬雄之文，诊脉漏刻之方，镕钛混淆，洞达深致。不啻通内外，兼巧操觚艺，笔神墨妙，人多珍玩。”足见他的学识渊博。另外，东福寺的开山祖圆尔辨圆也于1241年自宋带回数千卷典籍，藏在普门院书库，并亲自撰《三教典籍目录》。据日本《元亨释书·圆尔传》记载，“盖尔师归时，将来经籍数千卷，见今普门院书库，内外之书充栋焉”。这些典籍对于日本五山儒学、诗文学的兴盛起过很大作用(注：五山指京都五山：第一山为天龙，建长寺；第二山为相国，圆觉寺；第三山为建仁，寿福寺；第四山为东都，净智寺；第五山为万寿，净妙寺)。不过，正式在日本传播宋学的则是一山一宁。一山学识渊博，他在日本二十年，不但大振禅风，并积极传播宋学。他的高足虎关师炼曾从其问程朱《易》说及《太玄》之旨，于宋学则排斥朱子而推重周濂溪。师炼成为日本的宋学先驱。当时的禅宗中心——五山也逐渐兼有儒学中心的作用，不但大量印行禅书，同时也积极出版儒书。五山禅僧里也涌现出不少兼精宋学的学者。如义常周信涉猎经史百家，着《空华工集》持论糅合儒释，以五常同以佛教五戒，以《孟子》、《中庸》、《孝经》为人所必读。中岩月圆，十二岁熟读《孝经》、《论语》。入元游学八年，回国后住持禅寺。着有《东海一讴集》、《中正子》等，力倡佛儒相为表里。在五山学僧中为杰出人才。当时儒家之讲述，全出于佛教僧人。当时日本的参禅者对于禅所带来的一切都乐于接受，故宋学便在日本知识层里广泛传播开来。后来这一本来附着于禅宗的文化形态，逐渐离开本体而成为独立的存在。江户时代初期，朱子理学已经与禅学各自划出势力范围，但当时儒者仍与僧人一样是剃光头的。如最早用朱子训注来祖述宋学的藤原惺窝本来是一位禅僧，因爱好儒学，而抛弃了僧衣，但仍保持了他的圆顶。由此也可见日本儒学与佛教的密切关系。明末清初，余姚朱舜水到日本创水户学派，使江户时代的儒学大盛，但影响仍在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中间。明治维新以后，欧美的西方文化风靡日本，儒学几成绝响，但佛教却仍然影响着日本现代文化。这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佛教对日本文化影响远胜于儒学。
中国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既深刻又广泛，不但直接涉及建筑、雕塑、绘画、书法、文学、文字、印刷和风俗等方面，也间接影响到政治。从推古朝的制度设施，直到“大化改新”，无一不是佛教影响的结果。推古朝的官制、礼制、法律等皆由入唐求法僧移植隋唐制度而来。“大化改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二人曾受教于南渊清安，而入唐学问僧僧旻则任国博士，在大化改新中成为中坚分子。在这些效果之外，佛教思想对日本人内心的感化也是极大的。正如日本学者村上专精所言：“我国人在过去仅提出如正直、清静等几条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超出祭祖的幽玄的思想，然而在佛教传入以后，也得以养成颇为形而上的观念。”(见《日本佛教史纲·总论》)特别是宋代禅宗传入日本后激发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因为禅宗以寡欲质素为宗旨，故能克服营私纵欲的念头。禅宗既不重视形式，又不尚理论，只在真参实究，求得心地解脱。三衣一钵之外，不思居处，不求衣食。奉守百丈清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种积极性，刻苦磨炼身心的力行，正与武家教训相契合。而禅宗视死如归，生死一如，“身轻法重，死身弘法”一类的思想，对于武士道的影响也很大。武士道的德目，以忠孝、武勇、慈悲、礼让、勤俭、质素为主。即以廉洁而论，这跟质素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廉洁，就得质素，因能质素，就能保持廉洁操守。武人一爱钱，就得不到民众拥戴。因之，我们纵不能说武士道的精神全来自禅宗，但至少武士道的德目，正与禅宗教义相契合。无学祖元东渡后，经常对武士说法，他说：“若能空一念，一切皆无恼；一切皆无怖，犹如着重甲，入诸魔贼中；魔贼虽众多，不被魔贼害，掉臂魔贼中，魔贼皆降伏。”祖元这种壮烈鼓励武士的精神，较诸寡欲质素的生活教育，更为积极，更为生动，更令武士醉心于禅宗精神。当时幕府中心人物北条时赖因皈依佛教禅宗，终于依道隆出家，让政权于北条长时，并获另一宋僧普宁印可。临终时身穿袈裟，端坐禅床，述偈而逝。普宁称其：“末后一机，超佛越祖。”这更对镰仓武士精神上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
在建筑方面，日本佛教寺院完全仿照中国规模。如天平时迁建大安寺时，就是由道慈仿照长安西明寺设计建造的。据《续日本纪》记载：“迁造大安寺于平城，赖法师勾当其事，法师尤妙工巧，构作形制皆禀其规模，所有工匠莫不叹服焉。”大安寺是日本古代最宏伟的寺院。又如源赖朝重建奈良东大寺大佛殿，督工是两次入宋的重源和尚。镰仓圆觉寺的舍利殿是照搬宋代禅刹式样，由荣西传入。佛寺建筑也影响到一般宫殿民宅的建筑风格。藤原时代的贵族住宅布局，建筑物与庭院之间的调和，发挥了优美典雅的日本风趣。但其左右对称的配置显然是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
在雕塑方面，日本奈良时代东大寺卢舍那佛的铸造，则是模仿唐代白司马坂大佛像。藤之朝铸造东大寺大佛时则有宋朝铸佛师陈和卿参加。天平时代日本佛教造像艺术更是达到顶峰，这显然是得力于鉴真东渡。《东征传》记载：鉴真于“讲授之闲，造立寺舍，供养十方众僧；造佛菩萨像，其数无量”。其中最杰出的是唐招提寺金堂的卢舍那佛坐像，这是现在日本所保存的干漆雕像中最大、最宏伟的一尊。其面相于稳静之中露出严肃的神情，体态宏伟，衣纹柔和自然，都是同时代其他佛像所不能比拟的。鉴真带去的雕白旃檀千手像，药师弥陀弥勒菩萨瑞像，法隆寺九面观音像，也对日本造像艺术的风格和技术产生重要影响。
在绘画方面，隋唐传入的大量佛像与宗教画，所谓卷轴画，逐渐形成藤原时代流丽典雅的画风。明末僧人带来大批书画，黄蘖山遂成为大陆书画美术馆，日本艺术得此山启发者不少。雪舟等于明成化中西游，学泼墨山水，归国后自成一派。自室町时代至江户时代，所有水墨画、狩野派、文人画派以至园山一四条派等，虽然派不同，却都与中国画的影响有关。如平安时代发展最盛的是卷轴画艺术，用图画解释佛经的因果故事。这些卷轴，上下平分为两组，腰线以上从右到左，上边为绘画，下半部分为连环讲解经题的故事。这从中国石窟绘画演变而来，成为独立发展的卷轴画。又如十三世纪后，特别是受中国宋元两代传来的影响，日本绘画又有了崭新的面貌。那种逸笔草草、不拘一格、以古淡为贵的水墨画与禅宗的关系是很深的。其时的如拙、周文、宗湛、雪舟、宗誉、雪村、秋月、宗渊、周德等既是禅师又是画师。尤以雪舟的艺术成就最为突出。中村不折在《中国绘画史》中说：“中国绘画是日本绘画的母体，不懂中国绘画而欲研究日本绘画是不合理的要求。”这是较为切实的说法。
在书法方面，书法线条笔画的葛藤之美，是东方艺术的瑰宝，被人誉为“无声的音乐，立体的画，有情的诗”。日本通过百济始输入汉字，又由于遣唐使的往返而直接引进了中国书法。使得追慕唐风的圣德太子于政事之余，为大陆书法的翰墨浓香沐熏陶醉了。其格调优美而和谐的…
《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第十章 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