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山一甯等往日本通好。初被日本疑爲間諜，遭受逮捕，不久釋放，被迎住建長、圓覺、淨智、南禅等大禅寺。在鐮倉、京都盛揚禅風，前後近二十年。門下造就英才甚衆，其中如龍山德見、雪村友梅、無著良緣、嵩山居中、東林友丘等都曾入元朝禮祖庭。
江戶時代，日本臨濟宗、曹洞宗已出現頹勢。1654年，中國黃蘖山住持、臨濟宗高僧隱元隆琦應日本長琦崇福寺僧逸然之請，率弟子數十人東渡日本。受到德川幕府皈依，在宇治開創黃蘖山萬福寺，龍吟虎嘯，大振宗風。當時日本臨濟、曹洞宗人紛紛投入他的門下，在日本名聲大噪。不但創立了日本黃蘖宗，也刺激了臨濟、曹洞宗，終于使日本禅宗叁派長盛不衰。隱元到日本後，明亡，滿人入主中原。他爲不忘故國，寺院一切規製都依中國舊例。誦經用漢音，交談用漢語。據說，當時日本“唐音所聞，幾遍于全國”。甚至飲食起居也是中國生活方式。自隱元以後，黃蘖住持十叁世皆爲中國僧，曾有日本內地“小中國”之說。日本黃蘖宗至今仍有佛寺五百零一座，信徒八萬人，大多數寺院仍保存中國近代禅林風格。
隋唐以後，中國儒家文化也逐漸影響日本。但它的傳播主要是借助于佛教徒的傳教求法運動，本身則很少有佛教那樣的傳播規模。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儒學是依附于佛教才得以傳到日本的。日本最初派出遣隋使只是爲了尋求佛法，但因此而了解中國文化的各項成就，而産生廣泛輸入中國文化的願望。如《馭戎慨言》說：“及至聖德太子聽政時，所遣多爲求佛法之使節，而自昔韓國之人，來者甚多，得親侍太子。太子既聞其經常贊揚大唐爲可欽羨之國，並閱讀漢文精湛典籍，便思設法與之通好，萬事悉欲仿效之心與日俱增。”雖然，自第二次遣隋使起，就經常有學習中國儒學、法律、陰陽、醫學的留學生來華。但他們與學問僧相比較，不但人數少，而且很少有單獨來華的。故他們的影響遠不及佛教徒。況且，日本求法僧中間更有不少兼通內外之學的知識分子，許多儒家學說及其經典反而是經他們介紹到日本去的。特別是後來宋代理學在日本的傳播起初幾乎全部依賴于佛教禅僧。1199年春，日本律學沙門俊芿乘舶入宋，曆訪天臺、雪窦、徑山等兩浙名刹，與律、禅、密宗名僧廣泛交遊。最後于1211年攜所得佛儒經典二千余卷回國，住泉湧寺，重興日本律學。他攜回的經籍中包括儒家經典二百五十六卷，雜書四百六十叁卷。俊芿帶回大量儒書，是與他對宋代理學的興趣分不開的。他在宋都臨安與當時的儒學大師過從甚密。後人稱俊芿其人：“孔父老莊之教，相如揚雄之文，診脈漏刻之方，镕钛混淆，洞達深致。不啻通內外，兼巧操觚藝，筆神墨妙，人多珍玩。”足見他的學識淵博。另外，東福寺的開山祖圓爾辨圓也于1241年自宋帶回數千卷典籍，藏在普門院書庫，並親自撰《叁教典籍目錄》。據日本《元亨釋書·圓爾傳》記載，“蓋爾師歸時，將來經籍數千卷，見今普門院書庫，內外之書充棟焉”。這些典籍對于日本五山儒學、詩文學的興盛起過很大作用(注：五山指京都五山：第一山爲天龍，建長寺；第二山爲相國，圓覺寺；第叁山爲建仁，壽福寺；第四山爲東都，淨智寺；第五山爲萬壽，淨妙寺)。不過，正式在日本傳播宋學的則是一山一甯。一山學識淵博，他在日本二十年，不但大振禅風，並積極傳播宋學。他的高足虎關師煉曾從其問程朱《易》說及《太玄》之旨，于宋學則排斥朱子而推重周濂溪。師煉成爲日本的宋學先驅。當時的禅宗中心——五山也逐漸兼有儒學中心的作用，不但大量印行禅書，同時也積極出版儒書。五山禅僧裏也湧現出不少兼精宋學的學者。如義常周信涉獵經史百家，著《空華工集》持論糅合儒釋，以五常同以佛教五戒，以《孟子》、《中庸》、《孝經》爲人所必讀。中岩月圓，十二歲熟讀《孝經》、《論語》。入元遊學八年，回國後住持禅寺。著有《東海一讴集》、《中正子》等，力倡佛儒相爲表裏。在五山學僧中爲傑出人才。當時儒家之講述，全出于佛教僧人。當時日本的參禅者對于禅所帶來的一切都樂于接受，故宋學便在日本知識層裏廣泛傳播開來。後來這一本來附著于禅宗的文化形態，逐漸離開本體而成爲獨立的存在。江戶時代初期，朱子理學已經與禅學各自劃出勢力範圍，但當時儒者仍與僧人一樣是剃光頭的。如最早用朱子訓注來祖述宋學的藤原惺窩本來是一位禅僧，因愛好儒學，而抛棄了僧衣，但仍保持了他的圓頂。由此也可見日本儒學與佛教的密切關系。明末清初，余姚朱舜水到日本創水戶學派，使江戶時代的儒學大盛，但影響仍在上層社會和知識分子中間。明治維新以後，歐美的西方文化風靡日本，儒學幾成絕響，但佛教卻仍然影響著日本現代文化。這也從另一角度證明了佛教對日本文化影響遠勝于儒學。
中國佛教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既深刻又廣泛，不但直接涉及建築、雕塑、繪畫、書法、文學、文字、印刷和風俗等方面，也間接影響到政治。從推古朝的製度設施，直到“大化改新”，無一不是佛教影響的結果。推古朝的官製、禮製、法律等皆由入唐求法僧移植隋唐製度而來。“大化改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二人曾受教于南淵清安，而入唐學問僧僧旻則任國博士，在大化改新中成爲中堅分子。在這些效果之外，佛教思想對日本人內心的感化也是極大的。正如日本學者村上專精所言：“我國人在過去僅提出如正直、清靜等幾條道德規範，還沒有形成超出祭祖的幽玄的思想，然而在佛教傳入以後，也得以養成頗爲形而上的觀念。”(見《日本佛教史綱·總論》)特別是宋代禅宗傳入日本後激發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因爲禅宗以寡欲質素爲宗旨，故能克服營私縱欲的念頭。禅宗既不重視形式，又不尚理論，只在真參實究，求得心地解脫。叁衣一缽之外，不思居處，不求衣食。奉守百丈清規，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這種積極性，刻苦磨煉身心的力行，正與武家教訓相契合。而禅宗視死如歸，生死一如，“身輕法重，死身弘法”一類的思想，對于武士道的影響也很大。武士道的德目，以忠孝、武勇、慈悲、禮讓、勤儉、質素爲主。即以廉潔而論，這跟質素生活有密切的關系。因爲廉潔，就得質素，因能質素，就能保持廉潔操守。武人一愛錢，就得不到民衆擁戴。因之，我們縱不能說武士道的精神全來自禅宗，但至少武士道的德目，正與禅宗教義相契合。無學祖元東渡後，經常對武士說法，他說：“若能空一念，一切皆無惱；一切皆無怖，猶如著重甲，入諸魔賊中；魔賊雖衆多，不被魔賊害，掉臂魔賊中，魔賊皆降伏。”祖元這種壯烈鼓勵武士的精神，較諸寡欲質素的生活教育，更爲積極，更爲生動，更令武士醉心于禅宗精神。當時幕府中心人物北條時賴因皈依佛教禅宗，終于依道隆出家，讓政權于北條長時，並獲另一宋僧普甯印可。臨終時身穿袈裟，端坐禅床，述偈而逝。普甯稱其：“末後一機，超佛越祖。”這更對鐮倉武士精神上産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
在建築方面，日本佛教寺院完全仿照中國規模。如天平時遷建大安寺時，就是由道慈仿照長安西明寺設計建造的。據《續日本紀》記載：“遷造大安寺于平城，賴法師勾當其事，法師尤妙工巧，構作形製皆禀其規模，所有工匠莫不歎服焉。”大安寺是日本古代最宏偉的寺院。又如源賴朝重建奈良東大寺大佛殿，督工是兩次入宋的重源和尚。鐮倉圓覺寺的舍利殿是照搬宋代禅刹式樣，由榮西傳入。佛寺建築也影響到一般宮殿民宅的建築風格。藤原時代的貴族住宅布局，建築物與庭院之間的調和，發揮了優美典雅的日本風趣。但其左右對稱的配置顯然是受到中國傳統的影響。
在雕塑方面，日本奈良時代東大寺盧舍那佛的鑄造，則是模仿唐代白司馬坂大佛像。藤之朝鑄造東大寺大佛時則有宋朝鑄佛師陳和卿參加。天平時代日本佛教造像藝術更是達到頂峰，這顯然是得力于鑒真東渡。《東征傳》記載：鑒真于“講授之閑，造立寺舍，供養十方衆僧；造佛菩薩像，其數無量”。其中最傑出的是唐招提寺金堂的盧舍那佛坐像，這是現在日本所保存的幹漆雕像中最大、最宏偉的一尊。其面相于穩靜之中露出嚴肅的神情，體態宏偉，衣紋柔和自然，都是同時代其他佛像所不能比擬的。鑒真帶去的雕白旃檀千手像，藥師彌陀彌勒菩薩瑞像，法隆寺九面觀音像，也對日本造像藝術的風格和技術産生重要影響。
在繪畫方面，隋唐傳入的大量佛像與宗教畫，所謂卷軸畫，逐漸形成藤原時代流麗典雅的畫風。明末僧人帶來大批書畫，黃蘖山遂成爲大陸書畫美術館，日本藝術得此山啓發者不少。雪舟等于明成化中西遊，學潑墨山水，歸國後自成一派。自室町時代至江戶時代，所有水墨畫、狩野派、文人畫派以至園山一四條派等，雖然派不同，卻都與中國畫的影響有關。如平安時代發展最盛的是卷軸畫藝術，用圖畫解釋佛經的因果故事。這些卷軸，上下平分爲兩組，腰線以上從右到左，上邊爲繪畫，下半部分爲連環講解經題的故事。這從中國石窟繪畫演變而來，成爲獨立發展的卷軸畫。又如十叁世紀後，特別是受中國宋元兩代傳來的影響，日本繪畫又有了嶄新的面貌。那種逸筆草草、不拘一格、以古淡爲貴的水墨畫與禅宗的關系是很深的。其時的如拙、周文、宗湛、雪舟、宗譽、雪村、秋月、宗淵、周德等既是禅師又是畫師。尤以雪舟的藝術成就最爲突出。中村不折在《中國繪畫史》中說：“中國繪畫是日本繪畫的母體，不懂中國繪畫而欲研究日本繪畫是不合理的要求。”這是較爲切實的說法。
在書法方面，書法線條筆畫的葛藤之美，是東方藝術的瑰寶，被人譽爲“無聲的音樂，立體的畫，有情的詩”。日本通過百濟始輸入漢字，又由于遣唐使的往返而直接引進了中國書法。使得追慕唐風的聖德太子于政事之余，爲大陸書法的翰墨濃香沐熏陶醉了。其格調優美而和諧的…
《中國佛教文化論稿 第十章 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