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唐，请帝于西方造寺。遂以691年五月十五日附舶而回长安，并携归净新译杂论十卷，《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西行求法高僧传》二卷，即托大津带回者。
唐代最后西行巡礼的是悟空，俗姓车，京兆云阳人，任左卫泾州四门府别将。750年罽宾国大首领萨婆达干到唐进谒，翌年玄宗派张韬光、悟空等四十多人伴送使团还国，经龟兹、疏勒、五识匿，由勃律进入乌苌，在753年二月二十一日到达犍驮罗国(白沙瓦)。当时犍驮罗国已和迦毕试合并，成为国王的东都。757年，年方二十七岁的悟空因重病发愿出家，法号法界，留住迦湿弥罗、犍驮罗多年，学习梵语。764年游历中天竺，瞻仰佛迹，取道吐火罗、俱密、疏勒、于阗到达安西。又经焉耆、北庭，最后在790年二月回到长安。
中国佛教徒的西行求法运动，始于三国末年，讫于唐中叶，延续五百余年。宋初虽仍有西行者，但皆有政府资遣，已很难说是佛教徒的自觉运动了。在自三国至唐代的五百余年里，西行求法者多达二百余人。据梁启超统计，其中有到达印度学成安然返国者，如法显、玄奘、义净等四十二人；也有未到印度而中途折回者，如与智猛同行的九人，与义净同行的数十人，有已到印度即折回的慧命、善行等两人；也有未到印度而死于道路的于法兰、慧景、道嵩等三十一人。有留学中病死者，如师鞭、会守、法振等六人；也有学成归国死于道路者，如道生、师子惠、玄会等五人。有归国后第二次出游者，如道普、玄照、智严等六人；也有留而不归者，如朱士行，道整，大乘灯等七人。更有留归生死不明者不计其数。有一人孤征者，如玄奘独来独往；也有结伴而行者，如法显十人团，智猛十五人团，法勇二十五人团，不空二十八人团。但法显、智猛虽结伴而行，中途同伴或死、或归，结果仍为一人独返。西行求法僧中，留印度时间最长者为悟空，几达四十年，最短者宝暹等也有七年，他们都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伟大功臣。
西行求法运动的动力固然在于中国佛教徒巨大的宗教热忱和忘我的献身精神，可是它又不同于基督徒对耶路撒冷的礼拜或伊斯兰教徒对麦加的朝觐。应该说，法显、玄奘、义净等人冒险犯难、百折不回的毅力是建立在理性追求基础上的。他们所以乘危远迈，视死如归，无不是为了求得“正知见”。具体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在经典残缺不全，译文错讹百出的情况下，欲往佛教的策源地——印度求得原本。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所译的经典都由西域间接传来，译经诸师又不通汉语。笔述者则不解教理，故每译一句，必经数度审思，仍不免错误。中国佛教徒不满于西域间接传来的经典，故欲亲赴印度探索根源。如朱士行即是觉当时佛经“文意隐质，诸未尽善”而发愿西行的。更重要的是当时传译佛经极不完整系统，难以满足中国佛教发展的需要，这也促成了佛教徒的西行。如法显西行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汉地缺乏戒律。当时虽然已有《僧只戒本》、《比丘尼戒》、《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等戒本译出。但这些戒本只是各部戒律的片断摘译，没有一部是完整的戒律，这就影响到僧制和僧团组织的完善巩固。于是法显便决意“至天竺寻求戒律”。唐代西行求法运动的背景则完全不同。当时，佛经已经大量传译，基本齐备。大多数西行求法僧在未出国前就已学识丰富，对三藏研究有素。他们主要是为适应佛教在中国的深入发展，解决教义纷争，加强理论建设，而到印度去留学以求根本解决的。如玄奘杖策孤征的原因便是为了追求佛教学术真理。佛教传入中国后，至南北朝时开创学派，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但因翻译互有不同，理解也各有传授，故各学派之间互相指责。到南北朝末期及隋唐之际，已从义理的分歧演变为宗派的对峙。玄奘生长在全国佛教中心——洛阳，出家后又听取各家分歧的讲说，苦思冥索之下，“自然会有全体佛学统一解释的迫切要求”。他企图贯通大小乘，圆融空有之争，在中国建立直承印度“正宗”的佛学体系。因师承关系，先入为主，他又主张从法相唯识学入手来融会贯通。可是印度大乘瑜伽行派的法相唯识学说，传到中国因翻译上的问题，而义理不一，学说歧出，形成地论学派和摄论学派之异。地论学派又分裂为南北两道，各事所是，相互攻击。玄奘“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所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慈恩传》)。到了印度以后，他也曾对戒日王说：“玄奘远寻佛法，为闻《瑜伽师地论》。”可见，他西行的直接动机就是求取大乘有宗的重要论着《瑜伽师地论》以创建自己的学说体系。唐代佛教徒的西行求法运动比前期推进了一大步，这标志着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西行求法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西晋竺法护，唐代玄奘、义净、不空在译经史上的丰功伟绩已有论述，无须多赘。其次如朱士行在于阗求得《放光般若》，肇魏晋般若性空学之源。支法领求得《华严经》原本，智严、宝云迎请佛驮跋陀罗以归，使《华严经》得以在中国传译。其余如智猛传译《涅槃》、法显传译《阿含》及诸部律学、道泰传译《毗婆沙论》、慧日传译净土，都对中国佛教发展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唐代留学僧使中国人对佛教理论的理解更加深入，并在渊博的学识上逐渐脱离印度成说，发挥独创性的见解，使中国佛教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中国留学僧不仅引进了印度佛教文化，而且也把中国古代文明传播到印度和中亚各国。如《洛阳伽蓝记》载有宋云与乌苌国王的对答，国王“语人问宋云曰：“卿是日出人也
”宋云答曰：“我国东方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实如来旨。”王又问曰：“彼国出圣人否
”宋云具说周、孔、庄、老之德，次序蓬莱山上银阙金堂，神仙圣人，并在其上。说管辂善卜，华佗治疾，左慈方术，如此之事，分别说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国，我若命终，愿生彼国。”可见当时印度人对中国文化的钦慕之心。又如玄奘西行到中印度向戒日王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别提到了唐乐大曲《秦王破阵乐》。称颂新登位的唐太宗，宣扬唐代文化，后戒日王遣使和唐太宗通好。玄奘回国后还把《道德经》译成梵文，和把在印度本土失传的马鸣《大乘起信论》还译成梵文送回印度，为中印文化交流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特征养成了人民安土重迁的性格。加之，其东南临海，西北流沙千里，雪山阻隔的地理环境，更使国人望而生畏，无意于向外发展。当时，唯有佛教徒怀着一腔宗教热忱，“轻万死以徒葱河，重一言而之禁苑”，敢于冒险，敢于出国。中印交通无论陆路海道，其艰苦皆非笔墨所能形容。以陆路来说，西出阳关即为八百里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视日月以辨东西，观遗骨而识路径。如《慈恩传》说：“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螭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卷沙，散如时雨。心无所惧，但苦水尽，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燥，几将殒绝。”及至葱岭，冰雪万里，瘴气千重，如《法显传》说：“葱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砂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悬垣过河，数十余处。”智猛结伴十五人，至葱岭而九人退还，此途之艰难于此可见。及度雪山，其险尤甚以往百倍。“南度小雪山，山冬夏积雪，由山北阴中过，大寒暴起，人皆噤战，慧景口吐白沫，语法显曰：“我不复活，便可前去，勿俱死。”遂终。法显悲号，力前过岭。”《昙无竭传》云：“小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彼山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行经三日，复过一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石壁皆有故杙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转相攀，经三日方过，及到平地相待，料检同侣，失十二人。”于此可见途中艰苦之状。海道之险更甚于陆，昔日之风帆不比今日之轮船。法显东归，漂流海上，曾三度易船，历时三年，海行亦逾二百天。道普因船破伤足，负痛而死，常愍遇险不争，师徒随波而没。这种献身精神可歌可泣者不知凡几。迨至印度，“以大唐无寺，飘寄凄然，为客遑遑，停托无所”，往往“去者数盈半百，存者仅有数人”。古代佛教徒能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数百年间接踵往来，络绎不绝，重塑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实为后世向海外开拓探险并活跃于世界各地的华侨之先锋。
可以说，西行求法的佛教徒也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人。古代中国因地理环境重重阻碍，与外界不易发生接触。汉武帝开辟西域，张骞出使大夏，仅闻身毒国之浮图教，并未能与之发生直接关系。汉武帝虽曾有意由云南谋通天竺之道，但为昆明夷所阻终归失败。汉代以前对南海交通也只限于外国贡献，中国商船仅沿海航行，最远不出柬埔寨和马来半岛。故当时中国人对印度、中亚、南海以至整个外部世界的真实面貌不甚了了。在佛教传入前，中国文化是在一种闭户自精、独学无友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其虽然灿烂辉煌，但却已日渐失去活力。西行求法运动，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那些从印度、中亚、南海回国的佛教徒们带回了第一手的资料。许多人还根据亲身经历撰成实录，如法显的《法显传》；宝云的《游履外国传》(今佚)；昙无竭的《历国传记》(今佚)；道普的《游履异域传》(今佚)；支僧载的《外国事》(今佚)；智猛的《游行外国事》(今佚)；竺法维的《佛国记》(今佚)；法盛的《历国传》(今佚)；竺枝的《扶南记》(今佚)；道药的《道药传》(今佚)；惠生的《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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