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唐，請帝于西方造寺。遂以691年五月十五日附舶而回長安，並攜歸淨新譯雜論十卷，《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西行求法高僧傳》二卷，即托大津帶回者。
唐代最後西行巡禮的是悟空，俗姓車，京兆雲陽人，任左衛泾州四門府別將。750年罽賓國大首領薩婆達幹到唐進谒，翌年玄宗派張韬光、悟空等四十多人伴送使團還國，經龜茲、疏勒、五識匿，由勃律進入烏苌，在753年二月二十一日到達犍馱羅國(白沙瓦)。當時犍馱羅國已和迦畢試合並，成爲國王的東都。757年，年方二十七歲的悟空因重病發願出家，法號法界，留住迦濕彌羅、犍馱羅多年，學習梵語。764年遊曆中天竺，瞻仰佛迹，取道吐火羅、俱密、疏勒、于阗到達安西。又經焉耆、北庭，最後在790年二月回到長安。
中國佛教徒的西行求法運動，始于叁國末年，訖于唐中葉，延續五百余年。宋初雖仍有西行者，但皆有政府資遣，已很難說是佛教徒的自覺運動了。在自叁國至唐代的五百余年裏，西行求法者多達二百余人。據梁啓超統計，其中有到達印度學成安然返國者，如法顯、玄奘、義淨等四十二人；也有未到印度而中途折回者，如與智猛同行的九人，與義淨同行的數十人，有已到印度即折回的慧命、善行等兩人；也有未到印度而死于道路的于法蘭、慧景、道嵩等叁十一人。有留學中病死者，如師鞭、會守、法振等六人；也有學成歸國死于道路者，如道生、師子惠、玄會等五人。有歸國後第二次出遊者，如道普、玄照、智嚴等六人；也有留而不歸者，如朱士行，道整，大乘燈等七人。更有留歸生死不明者不計其數。有一人孤征者，如玄奘獨來獨往；也有結伴而行者，如法顯十人團，智猛十五人團，法勇二十五人團，不空二十八人團。但法顯、智猛雖結伴而行，中途同伴或死、或歸，結果仍爲一人獨返。西行求法僧中，留印度時間最長者爲悟空，幾達四十年，最短者寶暹等也有七年，他們都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偉大功臣。
西行求法運動的動力固然在于中國佛教徒巨大的宗教熱忱和忘我的獻身精神，可是它又不同于基督徒對耶路撒冷的禮拜或伊斯蘭教徒對麥加的朝觐。應該說，法顯、玄奘、義淨等人冒險犯難、百折不回的毅力是建立在理性追求基礎上的。他們所以乘危遠邁，視死如歸，無不是爲了求得“正知見”。具體來說，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是在經典殘缺不全，譯文錯訛百出的情況下，欲往佛教的策源地——印度求得原本。佛教傳入中國之初，所譯的經典都由西域間接傳來，譯經諸師又不通漢語。筆述者則不解教理，故每譯一句，必經數度審思，仍不免錯誤。中國佛教徒不滿于西域間接傳來的經典，故欲親赴印度探索根源。如朱士行即是覺當時佛經“文意隱質，諸未盡善”而發願西行的。更重要的是當時傳譯佛經極不完整系統，難以滿足中國佛教發展的需要，這也促成了佛教徒的西行。如法顯西行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漢地缺乏戒律。當時雖然已有《僧只戒本》、《比丘尼戒》、《十誦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教授比丘尼二歲壇文》等戒本譯出。但這些戒本只是各部戒律的片斷摘譯，沒有一部是完整的戒律，這就影響到僧製和僧團組織的完善鞏固。于是法顯便決意“至天竺尋求戒律”。唐代西行求法運動的背景則完全不同。當時，佛經已經大量傳譯，基本齊備。大多數西行求法僧在未出國前就已學識豐富，對叁藏研究有素。他們主要是爲適應佛教在中國的深入發展，解決教義紛爭，加強理論建設，而到印度去留學以求根本解決的。如玄奘杖策孤征的原因便是爲了追求佛教學術真理。佛教傳入中國後，至南北朝時開創學派，走向獨立發展的道路。但因翻譯互有不同，理解也各有傳授，故各學派之間互相指責。到南北朝末期及隋唐之際，已從義理的分歧演變爲宗派的對峙。玄奘生長在全國佛教中心——洛陽，出家後又聽取各家分歧的講說，苦思冥索之下，“自然會有全體佛學統一解釋的迫切要求”。他企圖貫通大小乘，圓融空有之爭，在中國建立直承印度“正宗”的佛學體系。因師承關系，先入爲主，他又主張從法相唯識學入手來融會貫通。可是印度大乘瑜伽行派的法相唯識學說，傳到中國因翻譯上的問題，而義理不一，學說歧出，形成地論學派和攝論學派之異。地論學派又分裂爲南北兩道，各事所是，相互攻擊。玄奘“遍谒衆師，備餐其說，詳考其理，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所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並取《十七地論》，以釋衆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慈恩傳》)。到了印度以後，他也曾對戒日王說：“玄奘遠尋佛法，爲聞《瑜伽師地論》。”可見，他西行的直接動機就是求取大乘有宗的重要論著《瑜伽師地論》以創建自己的學說體系。唐代佛教徒的西行求法運動比前期推進了一大步，這標志著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向更高層次的發展。
西行求法運動有力地推動了中國佛教的發展，西晉竺法護，唐代玄奘、義淨、不空在譯經史上的豐功偉績已有論述，無須多贅。其次如朱士行在于阗求得《放光般若》，肇魏晉般若性空學之源。支法領求得《華嚴經》原本，智嚴、寶雲迎請佛馱跋陀羅以歸，使《華嚴經》得以在中國傳譯。其余如智猛傳譯《涅槃》、法顯傳譯《阿含》及諸部律學、道泰傳譯《毗婆沙論》、慧日傳譯淨土，都對中國佛教發展作出了貢獻。特別是唐代留學僧使中國人對佛教理論的理解更加深入，並在淵博的學識上逐漸脫離印度成說，發揮獨創性的見解，使中國佛教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中國留學僧不僅引進了印度佛教文化，而且也把中國古代文明傳播到印度和中亞各國。如《洛陽伽藍記》載有宋雲與烏苌國王的對答，國王“語人問宋雲曰：“卿是日出人也
”宋雲答曰：“我國東方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來旨。”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
”宋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阙金堂，神仙聖人，並在其上。說管辂善蔔，華佗治疾，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說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國，我若命終，願生彼國。”可見當時印度人對中國文化的欽慕之心。又如玄奘西行到中印度向戒日王介紹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特別提到了唐樂大曲《秦王破陣樂》。稱頌新登位的唐太宗，宣揚唐代文化，後戒日王遣使和唐太宗通好。玄奘回國後還把《道德經》譯成梵文，和把在印度本土失傳的馬鳴《大乘起信論》還譯成梵文送回印度，爲中印文化交流起到了橋梁的作用。
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的特征養成了人民安土重遷的性格。加之，其東南臨海，西北流沙千裏，雪山阻隔的地理環境，更使國人望而生畏，無意于向外發展。當時，唯有佛教徒懷著一腔宗教熱忱，“輕萬死以徒蔥河，重一言而之禁苑”，敢于冒險，敢于出國。中印交通無論陸路海道，其艱苦皆非筆墨所能形容。以陸路來說，西出陽關即爲八百裏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視日月以辨東西，觀遺骨而識路徑。如《慈恩傳》說：“莫賀延碛，長八百余裏，四顧茫然，人馬俱絕，夜則妖螭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卷沙，散如時雨。心無所懼，但苦水盡，四夜五日，無一滴沾喉，口腹幹燥，幾將殒絕。”及至蔥嶺，冰雪萬裏，瘴氣千重，如《法顯傳》說：“蔥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砂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人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懸垣過河，數十余處。”智猛結伴十五人，至蔥嶺而九人退還，此途之艱難于此可見。及度雪山，其險尤甚以往百倍。“南度小雪山，山冬夏積雪，由山北陰中過，大寒暴起，人皆噤戰，慧景口吐白沫，語法顯曰：“我不複活，便可前去，勿俱死。”遂終。法顯悲號，力前過嶺。”《昙無竭傳》雲：“小雪山障氣千重，層冰萬裏，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東西兩山之脅，系索爲橋，十人一過，到彼山已，舉煙爲幟，後人見煙，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煙，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叁日，複過一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叁日方過，及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于此可見途中艱苦之狀。海道之險更甚于陸，昔日之風帆不比今日之輪船。法顯東歸，漂流海上，曾叁度易船，曆時叁年，海行亦逾二百天。道普因船破傷足，負痛而死，常愍遇險不爭，師徒隨波而沒。這種獻身精神可歌可泣者不知凡幾。迨至印度，“以大唐無寺，飄寄淒然，爲客遑遑，停托無所”，往往“去者數盈半百，存者僅有數人”。古代佛教徒能夠克服一切艱難險阻，數百年間接踵往來，絡繹不絕，重塑了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實爲後世向海外開拓探險並活躍于世界各地的華僑之先鋒。
可以說，西行求法的佛教徒也是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人。古代中國因地理環境重重阻礙，與外界不易發生接觸。漢武帝開辟西域，張骞出使大夏，僅聞身毒國之浮圖教，並未能與之發生直接關系。漢武帝雖曾有意由雲南謀通天竺之道，但爲昆明夷所阻終歸失敗。漢代以前對南海交通也只限于外國貢獻，中國商船僅沿海航行，最遠不出柬埔寨和馬來半島。故當時中國人對印度、中亞、南海以至整個外部世界的真實面貌不甚了了。在佛教傳入前，中國文化是在一種閉戶自精、獨學無友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其雖然燦爛輝煌，但卻已日漸失去活力。西行求法運動，打開了中國人的眼界。那些從印度、中亞、南海回國的佛教徒們帶回了第一手的資料。許多人還根據親身經曆撰成實錄，如法顯的《法顯傳》；寶雲的《遊履外國傳》(今佚)；昙無竭的《曆國傳記》(今佚)；道普的《遊履異域傳》(今佚)；支僧載的《外國事》(今佚)；智猛的《遊行外國事》(今佚)；竺法維的《佛國記》(今佚)；法盛的《曆國傳》(今佚)；竺枝的《扶南記》(今佚)；道藥的《道藥傳》(今佚)；惠生的《惠生…
《中國佛教文化論稿 第十章 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