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行傳》(今佚)；宋雲的《家記》(今佚)；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和《大唐西行求法高僧傳》；無行的《中天附書》(今佚)；惠超的《往五天竺國傳》；繼業的《西域行程》等，都是極有價值的古代史地文獻。其中《法顯傳》、《大唐西域記》、《南海寄歸內法傳》和《大唐西行求法高僧傳》被完整地保存下來。這些文獻記述了印度、中亞、南海各國的地理、政情、宗教、文化、語言、曆史和風土人情。中國人的眼界，從前僅限于五嶽四渎之間，從此一躍而透過蔥嶺以西，地中海以東，印度洋以北的廣大地區。中國文化也因佛教的加入而發生革命性的轉變。談天地何止叁十叁天、叁千大千世界，說時間則無始無終，億萬年也只在一彈指一瞬目間。一切都是無挂無礙不可思議。故唐代文化因受佛教啓發，不同于秦漢時代狹隘拘謹而具有磅礴雄偉的氣象。這些變化實由曆代西行求法僧爲中國開一思想新境界所致。

　　叁、中國佛教向日本的傳播

　　佛教傳入中國後，經曆了一個長時期的中國化過程，到了隋唐時期正式形成了中國佛教。與此同時，中國佛教繼續向東擴散。東北一路影響朝鮮和日本；東南一路影響越南，形成了以大乘佛教爲特色的中國佛教文化圈。時下一般論者皆稱中國文化所及地區爲“儒家文化圈”，其實這種說法頗可商榷。因爲所謂儒家文化圈內各國所受中國文化影響最深刻、最廣泛的並不是儒學，而是佛教。因此，可以說中國文化圈的文化內涵應以佛教爲主。對此，我們可以在中日文化關系史上找到充分例證。人們常說，古代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支流，日本文化之所以能形成發展爲今日之規模，全受惠于中國文化。而中國文化對日本影響最大者則爲佛教。只要正確了解兩國文化關系的底蘊，了解佛教輸入日本後是如何發展，又是如何影響日本文化的，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一部中日文化關系史幾乎就是中國佛教向日本的傳播史。

　　從曆史上看，中日兩國大規模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徑是佛教徒之間的相互來往；主要形式是佛教的傳教和求法運動；主要內容是包括思想、製度、文物和風俗在內的佛教文化形態。秦漢時期雖然已有漢人移民日本而帶去中國文化，但這只是一種無意識、無系統的文化輸入，並未對日本文化産生重大影響。六朝時中國文化經朝鮮半島東漸，儒學和佛教都傳到日本。應神天皇十五年(284年)，百濟《朝鮮古國》阿直岐來到日本，被聘爲皇子菟道邪郎子的老師，他又推薦漢人後裔王仁攜《論語》一卷和《千字文》一卷至日。這是儒學傳入日本之始。繼體天皇十六年(522年)，南梁人司馬達等由朝鮮至日，在大和阪田原結草堂，安置佛像，日本人稱之爲韓國神，這是佛教傳入日本之始。雖然佛教傳入日本晚于儒學約二百五十六年左右，但儒家文化最初並未在日本社會造成影響。相反，佛教傳入日本後，經蘇我氏迎佛派與物部氏、中臣氏拒佛派沖突之結果，蘇我氏迎佛派獲勝，不久就風靡日本列島了。欽明天皇在向原建立了日本第一座佛寺。不久因社會上疫疠流行，人民死亡很多，大臣物部尾與等陳奏天皇，歸罪于佛教，把佛像投入難波河中，並燒毀了廟宇。可是災難仍未平息，國人恐懼起來，又紛紛將佛像撈起，重修佛寺，佛教的聲勢重新恢複。敏達天皇時，蘇我稻目之子馬子繼其父極力維護佛教。崇峻天皇繼位，馬子獨攬大權，拒佛派勢力被徹底消滅，佛教大盛。及至推古天皇即位(592年)，立聖德太子爲攝政王，佛教更趨隆盛。推古二年天皇下诏興隆叁寶，後來又把笃信叁寶正式列入“十七條憲法”。聖德太子設立法學院，組織佛學研究，還親自作《勝鬘經》、《維摩經》、《法華經》注疏。在日本各地大興土木，修建佛寺。法隆寺、法興寺、四天王寺、廣隆寺等著名大寺都是在這一時期竣工的。到推古天皇末年，已建寺院四十六座，僧尼數達一千叁百多人，並設僧正、僧都、法頭等檢校僧尼。佛教繪畫、雕塑；建築等藝術也已相當發達。在此之前，日本佛教文化均由朝鮮間接傳入，當時已不能適應日本佛教發展的需要，于是推古十五年(607年)聖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等前往隋朝，直接到中國尋求佛法，拉開了中日兩國大規模文化交流的序幕。

　　聖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等出使隋朝的目的十分明確；據《隋書·東夷傳》記載：“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顯然是爲了尋求佛法。推古十六年(608年)再次派遣隋使，這次有僧旻、清安、惠隱、廣齊等學問僧四人和留學生四人同往。他們八人都是在日本的漢人後裔或移民。這是日本曆史上向海外派遣留學生的嚆矢。隨後又有學問僧靈雲、惠雲等入隋求學佛法。他們在中國留學時間都很長，一般多從隋末到唐初，經二、叁十年後方才歸國，從此日本派遣僧俗學人來中國留學者絡繹不絕。據日本史書記載，入唐求法僧知名者共有一百一十二人。其中有些是學問僧。有些則是已在國內學有專長，帶著疑難問題入唐請教深造的請益僧。五代時來華知名日本僧人計有七人，北宋計有二十人，南宋一百零九人，元代二百二十二人，明代一百一十余人(據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統計)。當然因史書失載而湮沒無聞者更是不計其數，這些日本來華求法僧在曆代日本來華的文化使者中占了絕大多數。他們從中國吸取佛教文化，順便也把儒學、道教和一切中國傳統文化之精華帶回日本。在大批日本僧來華的同時，又有許多中國高僧東渡。他們不獨傳播佛教，也弘揚了中國各方面的文化成就。其中尤以道睿、鑒真、道隆、祖元、一山一甯、隱元影響最大。他們都對日本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隨著來隋唐留學求法的僧侶次第返日，以及中國高僧赴日弘法，奈良時代在日本逐漸形成了叁論、法相、華嚴、律、成實、俱舍等六大宗派。日本曆史上稱爲“南都六宗”，它們無不淵源于中國佛教。首先，叁論宗是由吉藏的弟子高麗僧慧灌最早傳到日本。625年慧灌在飛鳥元興寺弘講叁論，開始建立叁論宗。這是日本有佛教宗派的開端。隨後慧灌的大弟子福亮又入唐，谒吉藏大師，重研叁論。返日後在元興寺弘化，盛弘空宗。福亮的兒子出家，法名智藏，後來也入唐遊學，歸住法隆寺，弘傳叁論。智藏門下英才濟濟，其中道慈于702年入唐，在唐十八年，廣學多聞，尤其精通叁論學。歸國後弘揚叁論，兼傳真言律學。日本史家稱：“叁論一宗從唐土傳入有叁代傳：一慧灌僧正傳，二智藏僧正傳，叁道慈律師傳。”(《叁國佛教傳通緣起》)道慈的弟子善議也曾渡海入唐，遍訪名德，深求義蘊，歸國住大安寺，盛傳一宗的教旨。慧灌在日本同時傳習的還有成實宗。但它後來沒有獨立弘傳，只是附在叁論宗內。其次法相宗(唯識宗)是由日本僧道昭最早傳入日本，俱舍宗是法相宗的附宗，也是同時傳入日本的。道昭于653年隨遣唐使赴唐，受教于玄奘大師。研習唯識學，兼及《俱舍》。在唐七年，661年赍經論歸國住元興寺開創日本法相宗。658年，又有智通、智達兩人乘新羅船西航赴唐，從玄奘、窺基學唯識法相教義，業成返國，弘傳所學，爲日本法相宗第二傳。703年，智鳳、智鸾、智雄等人奉旨赴唐，受學于濮陽智周門下，後返日本傳法，爲第叁傳。其時日本法相宗皆以元興寺爲傳法基地，稱元興寺傳，或南寺傳。法相宗到智鳳門下義淵時勢力有很大發展，開龍門、龍蓋、龍福等五寺大力培養門徒。行基、玄昉、宣教等被稱爲淵門七高足。其中玄昉于716年入唐，仍從智周學習法相宗義。735年赍所得佛像和漢文經論五千余卷歸國，時在唐《開元藏》編定不久。一般認爲可能就是開元《大藏經》的全部。玄昉歸國後，爲奈良興福寺弘傳法相，爲第四傳，又稱爲北寺傳。再次，在華嚴宗方面，最早來日本弘法的是唐東都大福先寺僧璿。他應日本學問僧榮璿、普照之請于735年攜帶《華嚴》章疏東渡日本，弘傳此宗，兼傳戒律。後來賢首的弟子新羅僧審祥到日本。在金鍾寺道場開講《華嚴經》，爲日本華嚴宗初祖。

　　日本律宗則是由唐代高僧鑒真大師創立的。鑒真(688—763年)俗姓淳于，揚州江陰人。十四歲出家。705年，他十八歲時依律學大師道岸受菩薩戒。707年到洛陽、長安，從恒景受具足戒，成爲南山律宗的嫡派傳人。約709年，鑒真回到揚州時已是博通律學的大師了。從此他在淮南江左一帶弘法傳教，前後度人授戒四萬人，登壇宣講律疏四十遍，律鈔七十遍，《輕重禮》和《羯磨疏》各十遍，在律學界堪稱“獨秀無倫”了。當時日本佛教的授戒傳律沒有統一的正規的製度，諸寺院各行其事，僧人剃度也大都采用“自誓”的方式。故日本僧榮璿、普照等于733年相偕入唐，求學戒律。他們聽說鑒真爲當代律學大師，遂于742年至揚州懇請他東渡弘化，當蒙允准。其時他已經五十五歲，他的大弟子祥彥曾以“彼國太遠，生命難存，滄海淼漫，百無一至”之語苦谏阻其行。但鑒真毅然決然地說：“是爲法事也，何惜生命，諸人不去，我即去耳!”次年鑒真和他的徒衆赍經論法物啓舟東行。前後五次皆因人爲阻力和風浪遇險而失敗。大弟子祥彥和日本僧榮璿皆死在途中，他自己也雙目失明。但一次次地失敗，他又一次次東渡。在橫逆頻加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初衷，夙志不變。經過十二年不屈不撓的奮鬥，第六次即753年的東渡，終于抵達日本，受到朝野僧俗的盛大歡迎。次年在奈良東大寺築戒壇，天皇、皇後、皇太後、公卿等四百四十余人皆從受菩薩戒。日僧靈裕、賢戒、志忠等八十余人皆舍舊戒，重新請鑒真授有叁師七證的具足戒。是爲日本登壇受戒的開始。759年又于奈良興建唐招提寺，並設戒壇，前後受度者四萬余人。依法授戒還只是律儀上的示範。鑒真認爲更主要的是傳布律學。他和同行弟子以東大寺、唐招提寺爲基地，向日本各地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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