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外佛教文化交流
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紀,佛教在印度恒河流域創立以後,不久就向周邊國家傳播。其中向北一路傳至中亞各國,並越過蔥嶺進入中國西域地區。漢代打通了內地與西域的交通後,佛教又沿著絲綢之路逐漸向中國內地傳播。魏晉南北朝時,印度佛教向中國文化圈的推進勢頭由弱轉強。它不但已爲當時的中國人普遍接受,而且中國佛教徒還發揮主動精神,發起西行求法運動,有力地促進了中印佛教文化交流。隋唐時期,隨著佛教中國化的完成,佛教又由中國本土向東擴散。東北一路傳至朝鮮、日本;東南一路傳至越南,逐漸形成了中國佛教文化圈。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曆史表明,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就有對外來文化兼容並包的恢廓胸襟,這不但是它具有強大生命力的表現,也是它能夠繁榮發展的重要原因。中國文化一方面善于吸收和融合外來文化,另一方面又充滿自信地走向世界,在全人類文化中顯示了它的獨特價值。
一、佛法東來和絲綢之路
對佛教始入漢地的曆史長期以來一直是撲朔迷離、傳說紛纭。後人揣測附會,假托造僞,以致種種傳說與時俱增。但這些傳說幾乎又都認爲佛教是沿著絲綢之路,由西北向東南擴散,先影響西域再影響內地的。漢代西域的範圍有廣狹兩義。廣義的西域,包括天山南北及蔥嶺以外中亞、印度、高加索、黑海之北一帶地方。狹義的西域,爲今新疆天山南路之全部。一般所指即爲狹義的西域。其西爲帕米爾,北爲天山,南爲昆侖山,叁面高山環繞。中部爲塔裏木盆地,盆地中橫亘著塔克拉瑪幹大沙漠。自西往東,長達900公裏左右,寬叁百余公裏。盆地東頭有羅布泊,爲鹽塊堆積之海床,乃史前時代鹹水湖幹涸所成,史稱“鹽澤”、“蒲昌海”。盆地南北邊緣有狹小的綠洲可以居人。漢初分布著叁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余。近人方豪先生以爲是雅利安人種。在塔裏木盆地的南緣,有樓蘭(鄯善)、且末、于阗、莎車等國(南道諸國);在盆地的北緣,有尉犁、焉耆、龜茲、姑墨、疏勒等國(北道諸國)。這些國家多以城郭爲中心,兼營農牧,有的還能自鑄兵器,只有少數國家逐水草而居,糧食仰賴鄰國供給。西域諸國語言不一,互不統屬。月氏、龜茲、焉耆人操吐火羅語;于阗人操和阗語;流通最廣的是粟特語,康居人即操這種語言。叁者皆屬印歐語系。由于自然條件的限製和其他原因,它們每國的人口一般只有幾千人到二叁萬人;人口最多的龜茲,才達到八萬人,最少的僅有幾百人。天山以北的准噶爾盆地,是一個遊牧區域。盆地東部的天山缺口,由車師(姑師)控製著。車師以西的伊犁河流域,原來是塞種人居住的地方。漢文帝時,敦煌、祁連一帶的月氏人被匈奴人逼迫,向西遷徙到這裏,趕走了塞種人。後來,河西地區的烏孫人又向西遷徙,把月氏人趕走,占領了這塊土地。烏孫人有十二萬戶,六十叁萬口,“不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西漢初年,匈奴的勢力伸展到西域,征服了這些國家。置“僮仆都尉”于北道的焉耆、危須、尉犁之間,榨取西域的財富。自玉門關出西域,有兩條主要的路徑。一條經塔裏木盆地東端的鄯善,沿昆侖山北麓西行至莎車,稱爲南道。南道西出蔥嶺至中亞的大月氏、安息。另一條經車師前王庭,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稱爲北道。北道西出蔥嶺,至中亞的大宛、康居、奄蔡。以上南北二道都在天山南麓,稱天山南路。此外還有一條天山北路,即從哈密出發,沿天山北麓而行,中經烏孫、大宛,至康居。這幾條溝通中西交通的路線就是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與西域相鄰的中亞諸國中,大宛戶六萬、口叁十萬,有城郭屋室,屬邑大小七十余城,農業和畜牧業都比較發達,産稻、麥、葡萄和良馬。大宛西南是從河西遷來的大月氏。大月氏地跨妫水(今阿姆河)南北,營遊牧生活。原住這裏的被大月氏所臣服的大夏人,“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是希臘人後裔。公元前327年,馬其頓國王亞曆山大率領希臘軍隊入侵印度,曾到達印度西北地區的旁遮普一帶。後亞曆山大被迫退出印度,卻在印度西北地區建立了兩個殖民省。公元前255年希臘人狄奧多特據巴克特裏亞獨立,漢語稱大夏國。公元前130年左右被大月氏人征服。大月氏以西的安息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其屬大小數百城,城方數千裏”,“商賈車船行傍國”。在大宛、安息的北面,今鹹海以東的草原,則由遊牧的康居人控製著。
張骞出使西域,標志著“絲綢之路”的開辟,溝通了內地與西域的聯系。漢武帝聽說西遷的大月氏有報複匈奴之意,所以募使使大月氏,想聯絡他們夾攻匈奴。漢中人張骞以郎應募,建元叁年(公元前138年)率衆一百余人向西域進發。張骞在西行途中,被匈奴俘獲,他保留漢節,居匈奴中十余年,終于率衆逃脫,西行數十日到達大宛。那時大月氏已自伊犁河流域遷到中亞,張骞乃經康居到達大月氏。大月氏在中亞“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漢書·張骞傳》)。張骞不得要領,居歲余而還。他在歸途經過羌中,又被匈奴俘獲,扣留了一年多。元朔叁年(公元前126年),張骞回到長安,元朔六年受封爲博望侯。張骞出使西域,前後達十余年,曆盡各種艱險。他的西行,傳播了漢朝的情況,獲得了大量前所末聞的西域資料,所以司馬遷把此行稱爲“鑿空”。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張骞再度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烏孫回河西故地,並與西域各國聯系。張骞此行率將士叁百人,每人備馬兩匹,並帶牛羊以萬數,金幣絲帛巨萬。張骞到烏孫,未達目的,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偕同烏孫使者數十人返抵長安。隨後,被張骞派到大宛、康居、大夏等國的副使,也同這些國家報聘漢朝的使者一起,陸續來到長安。從此以後,漢同西域的交通頻繁起來,漢王朝派到西域去的使臣,每年多的十幾批,少的五六批;每批大的幾百人,小的百余人。這些使者皆貧人之子,“私縣官赍物,欲賤市以私其利”,所以使者隊伍實際上也是商隊(《漢書·西域傳》序)。絲綢之路開辟後西域與內地聯爲一體,經濟、文化聯系日益密切,其中影響最大的則是絲綢西去,佛法東來。釋迦牟尼創立佛教後,起初主要在恒河中上遊傳教。至孔雀王朝阿育王時代(前273—前232年)佛教大盛。阿育王在各地廣建寺塔,供養僧侶;樹立石柱,弘揚佛法;並經常舉辦法會,佛教史上的第叁次結集,便是在他的支持下舉行的。阿育王還分派長老到印度各地和毗鄰印度的中亞、南亞、東南亞一帶傳教。其中末闡提一路到達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羅和迦濕彌羅(即罽賓國)。大勒棄多到達希臘人建立的大夏國。後來佛法又遠播到中亞的安息、康居等國。佛教文化逐漸在這些地區廣泛傳播。部派佛教時期在這些地區流傳的主要是小乘佛教一切有部。大乘佛教興起後,這裏又逐漸成爲大乘佛教的中心。大月氏征服大夏後,迅速吸收當地的古代波斯、希臘和印度文化,大夏的佛教文化也被大月氏傳承下來。大月氏後分爲休密、雙靡、貴霜、肝頓、都密“五部翁侯”。約在公元一世紀初,貴霜翁侯丘就攻滅其他四部,自立爲王,建立貴霜王國,並西侵安息,南略印度。至其子閻膏珍時攻占整個印度西北部,控製了恒河流域。迦膩色迦王時代,貴霜王國的統治遍及全印度,成爲中亞的一大帝國,迦膩色迦王崇信佛教,積極把佛教推向大月氏占領的一切地區。他下令舉行了佛教第四次結集,規定以梵文編訂佛經。然這次結集實際上只是一切有部的結集,南印度各派僧侶均不與會,遂使佛教分爲南北系統。南部以錫蘭島爲根據地,後傳到緬甸、泰國及南洋諸島。北部則以北印度罽賓爲根據地。
佛教雖源于印度,但最初則由印度西北部傳到大夏、大月氏、安息、康居。再東逾蔥嶺傳入西域地區。經天山南路的于阗、龜茲等國,進玉門關、陽關而傳入中國內地。最初來華的傳教者是笃信佛教的中亞各國和西域僧人,而不是印度僧。最初的佛教經典也是先傳至于阗、龜茲等地,再傳到內地的。據今人季羨林先生考證,認爲漢地最早的佛經皆不是直接從梵文譯過來的,而是經過中亞古代語言,特別是吐火羅語的媒介。在中印文化交流的初期,這兩個東方文明古國並不完全是直接來往,使用吐火羅語的各個民族曾在中間起了橋梁作用。特別是大月氏建立了橫跨中亞印度的貴霜王國,對推動佛教向中國的傳播更是起了主要作用。不但西域佛教受其直接影響,中國內地與佛教的最初接觸也與大月氏密切相關。如《魏書·釋老志》記載:“及開西域,遣張骞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浮屠之教。”這是中國人最早得到有關佛教的信息。《魏略·西戎傳》記載:“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廬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曰複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蒲塞、桑門、伯聞、疏間、白疏問、比丘、晨門,皆弟子號。”這是中國人最早接觸佛教教義的記載,口授佛經正是當時印度佛教的傳播方式。東漢《四十二章經》序言記載:“昔漢孝明皇帝,夜夢見神人,身體有金色,頂有日光,飛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悅之。明日問群臣,此爲何神也
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殆將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張骞、羽林中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國,寫取佛經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處處修立佛寺,遠人伏化,願爲臣妾者不可勝數。國內清甯,含識之類蒙恩受賴,于今不絕也。”後來,明帝感夢遣使求法的傳說又衍生出“使者張骞,羽林中郎將秦景到西域,始于月支國遇沙門攝摩騰,譯寫此經(指《四十二章經》)還洛陽”(見《出叁藏記集》、《冥祥記》、《高僧傳》等,但互有出入)。所有這些關于佛教始傳中國的傳說幾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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