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香港社會整合中的角色及其作用
◎宏明法師
引 言
香港六大宗教基督教、孔教、伊斯蘭教、天主教、道教和佛教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成立了“六宗教領袖座談會”，每年兩次舉行座談聚會及發表新年文告、聯誼訪問等，並以回應不同國際年的呼籲，舉辦關于老人福利、兒童教育、無家可歸者安居年慈善步行，以及涉及道德教育、社會福利等範圍的各類活動，對于香港社會的穩定發展，致力貢獻，至今已有整整二十五年。在這銀禧慶典之際，對于宗教在香港社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起到的社會功用，作一些回顧及展望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充份體現了六宗教同人對香港社會的關懷及宗教在社會的使命感。
我們知道，宗教的緣起有其社會的需要，超越了一切物質的價值，對社會有獨到的功能與作用，提供人類靈性的修持，應屬人生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並且往往是其他社會組織和團體所不能替代。今從佛教的角度概略地去探討佛教在香港社會整合中的角色及其發揮的功用。
一、回顧曆史，佛教在香港社會的殊勝功用。
佛教是現行世界上比較古老的宗教，傳到中國已有二千余年的曆史。在這漫長的曆史長河中，經曆了與中國本土文化的沖突、激蕩，融合與發展，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之佛教，並隨著時代的發展，煥發生生不息的生命光華。
香港佛教曆史可追溯至西元428年，時值中國南北朝時期，有杯渡禅師(380-458)來港弘法，于新界屯門青山和元朗開創寺院，爲香港佛教之嚆矢。說佛教是香港曆史最悠久的宗教可謂有史可考，有迹可尋。在一千五百多年的曆史進程中，香港佛教在曆代祖師大德的主持及四衆同人的護持下，法源流長，生機盎然。在上個世紀中葉以來，以覺光大師爲首的香港四衆弟子發揚“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的佛陀精神和“不爲自己求安樂，但願衆生得離苦”的菩薩弘願，不僅把香港佛教引領向世界，而且在香港社會的整合過程中起到了較大的功用。
近二十五年來，香港經曆了不平凡的曆程，在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都有重大的變化和改觀。植根于社會的土壤及民衆意識之中的各大宗教在這不尋常的曆史性階段，充分發揮了各自宗教的信仰理念與踐行方式，各盡所能，各顯所長，造福社會，利益人群。佛教主要從以下幾方面，扮演它的社會角色及發揮其社會功用：
其一、佛教扮演心理調節的角色，發揮疏解個人危機的功用。個人是信仰的最基本單位，會影響到家庭、團體乃至整個社會。佛教重視自力解脫，有“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是心即佛，是佛即心”等理論，勸化世人以一念心來轉變受困擾的心境。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會遇到種種不如意之事，諸如天災或人禍，以及個人及親屬的疾病、痛苦和死亡等。人們可從宗教信仰中舒解種種身心失調的困擾，積極地面對人生。
近年來，由于經濟不景等各種社會客觀因素，廣大市民壓力增加，情緒不安。許多青少年受不良風氣影響而往往有不端的思想行爲。香港佛教聯合會有見于此，曾聯合多所佛教學校，舉行一個爲期一年的“心靈探索行——個人價值觀重建計劃”，在校內透過進行禅修與義工服務，帶領同學考察國內佛教聖地，讓學生體驗宗教信仰對個人內在生命的影響，幫助同學疏解內心彷徨，建立一個正面與積極的人生觀。
以人爲本的佛教，有關自力他力互補的信仰力量，有助于人們消除恐懼，得到心靈撫慰及精神寄托，疏解個人心理危機，從而起到減輕痛苦、穩定情緒、達到內心平衡的作用，爲個人的人生提供了意義與目標。
其二、佛教扮演社團組合的角色，發揮凝聚群體力量的功用。凡是宗教皆有一種凝聚力，它能使一個群體，一個集團，一個社會團結整合。佛教有一個殊勝的理論——緣起論，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T72,67a《雜阿含經》)說明彼此的相關性和有無生滅的因果關系，由此強調因緣的組合是一切法成就的主導因素。“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雜阿含經》卷第二)，所以佛教重視“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理念落實和群體協作的配合精神。
香港佛教在經過數年的不懈努力和積極爭取，以及各兄弟宗教同人及社會各界的支持下，于1998年終于成功申請“佛誕公衆假期”，佛誕成爲社會公衆法定假日，不僅是特區政府對東方傳統宗教及文明的重視，而且對發揮佛教所提倡的“同體”精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榮辱與共，生死依存的精神起到積極的作用。
尤其在現代社會，重競爭，快節奏的生活使人際關系趨于淡化冷漠，而佛教的組織和活動爲人與人之間較密切的交流提供了條件，如佛教道場舉行的誦經，禮忏，佛七、禅七及各種類型和規模大小不一的共修活動等。香港佛教界在每年佛誕節，除分區舉行各類慶典之外，還聯合全港佛教各道場假紅磡體育館或會展中心等大型公共場所，舉行規模盛大的慶祝佛誕多項活動。通過諸如此類法會活動的籌備與開展，可以增加人與人之間的協作、配合和有意義的交往，以及大局爲重，集體爲上的理念，凝聚集體智慧，重視集體創作，對凝聚社會各界的力量發揮著重大的功用。而佛教的慈悲平等的教理教義，又決定著這種凝聚的團體力量，有助于人心的向善，風氣的淨化，從而促進整體社會的穩定，此爲香港社會當前尤所需要。
其叁、佛教扮演倫理建設的角色，發揮加強道德規範的功用。美國宗教社會學家羅納德L.約翰斯通《社會中的宗教——一種宗教社會學》中講到：“宗教在宣講和強調與整個社會相同的規範與價值的範圍內，在社會中有增強的功能……宗教是把社會的核心價值教化給公民的幾大機構之一。”，這裏羅氏所講的社會的核心價值，在我們認爲就是社會的道德規範，在佛教而言就是相關的倫理德目，主要是體現在佛教的戒律上及其戒律的擴展方面。如佛教所講的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作爲佛教最基本、最重要的戒規准則，含有更深層的內涵。不殺生，體現了對一切生命的尊重和無限同情，是“人我一體”的生命哲學。不偷盜，體現了對財富取得的合理渠道及正確的財富觀。不邪淫，體現了人事交往的清淨如法和維系家庭的和樂保證。不妄語，體現了人格品行的端正與誠信處世的准則等等。這都有利于提高人的道德素質和淨化世道人心，提升人格品質。正如著名佛教學者方立天教授在《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中談到佛教五戒時所說的︰有利于社會結構與社會秩序的穩定，也有利于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因而可以說是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規範。
香港佛教的寺院、庵堂、精舍共四百多間，遍布于港九、新界、離島各地。這些道場經常舉辦佛學講座及佛法交流等活動，把佛教中去惡從善，平等慈悲，自利利他等思想以及大乘入世精神，與大衆分享，爲信徒提供行爲准則和道德規範，使許多人在面臨道德選擇時，可以有所遵循，在行爲發動時，有所依歸和約束。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等種種基本教理的深入和普及，並與中國傳統世俗倫理相結合融彙，就擴展和深化了世俗倫理的內涵，對于提高和完善人的道德修養具有特殊的意義。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大師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一日假佛聯會禮堂邀請各宗教新春團拜聯歡會中就講到：
“研討時弊和需要，各盡所長，以宗教的信仰力量淨化人心，改造社會。……社會秩序的建立，除了用以強製外在的法律，就是導向心行的道德，道德是自發自覺的操持，可以啓發誘導。……甚麼是道德的基本規律呢
那就是中國儒家的仁恕，道家的法自然，基督教的博愛，伊斯蘭教的忠誠，佛教的慈悲。”(《覺光法師弘法集》第二集，p624)。
由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所佛教寺院道場就是一所學校，是一所品道德培育學校，是一所德之教育，覺之教育的學校，推動並加強社會的道德規範。
其四、佛教扮演慈善服務的角色，發揮開展社會福利的功用。佛教的教義教規，不僅對信徒起著陶冶品性，淨化思想的作用，並且在佛教倫理德目的指導下，投身社會公益事業。香港佛教團體和寺院全都是非牟利的社會福利機構，充分並合理利用各類法會的淨資、公衆的自願捐獻以及政府提供的津貼等，開展興辦各類慈善事業，佛教團體成爲社會福利事業的重要發起者和促進者之一。在醫療服務方面，早在一九七○年，香港佛教聯合會就開辦了一間佛教醫院，一九七七年被列爲港府分區醫療統籌計劃的輔助醫院，並于一九九叁年創立安養(善終)服務，成爲九龍中醫院網絡中僅有少數提供此類服務的機構之一。在幼兒服務、安老服務、葬殓服務方面，僅香港佛教聯合會就辦有佛教慈慧幼兒園一所，大型政府津助護理安老院一所，長者鄰舍中心叁間，長者文化服務中心一間，及占地2.65公頃的佛教墳場，供佛教人士安葬先人或安奉先人骨灰。在生、老、病、死人生各個環節，提供並落實全部關懷。另如正覺蓮社，在一九九○年即首先興辦佛教寶靜安老院，其後近年並先後建成“佛教李嘉誠護理安老院”、“佛教李莊月明護養院”，均獲李嘉誠先生個人捐建，設備先進，院務建全。其他如菩提學會、志蓮淨苑、湛山寺等佛教團體，也都設有安老服務機構，並且開展各種慈悲福利服務。
香港佛教界的社會福利事業更不僅局限于香港本地一隅，近年並向大陸內地開展相關服務，包括成立各種慈善基金、救災、解困、恤艱，對于一些邊遠貧窮地區的教育、衛生、慈善等方面支持不遺余力。如大嶼山寶蓮寺計劃在內地捐助一百八十所希望工程學校，將陸續籌建落成，另有其他多個佛教道場在內地捐建醫療診所、學校等等，均獲得社會各方的贊許和認同。
由于香港佛教社會福利事業的持續深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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