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講解
陳士強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二冊。現代湯用彤著。成于1938年。同年由商務印書館在長沙印行。1955年由中華書局再版，1962年重印。1983年中華書局將它改爲橫排簡體的新版出版。
湯用彤(1893—1964)，字錫予，原籍湖北黃梅，生于甘肅渭源。幼年在父親的塾館裏習讀經史。1912年考入北京順天學校，1914年進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叁年後畢業，留校任國文教員，並兼任《清華周刊》總編輯。翌年赴美，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哲學，學習梵文和巴利文，獲哲學碩士學位。1922年回國，曆任東南大學、南開大學、中央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包括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教授、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等職，並被選爲中央研究院院士。1947年赴美國加利弗尼亞大學講學，次年回國。1949年以後，曾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曆史考古專門委員，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第叁屆常委，第一、二、叁屆全國人大代表。著有《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學史略》、《魏晉玄學論稿》、《湯用彤學術論文集》、《高僧傳校注》、《漢文佛經中的印度哲學史料》等。生平事迹見《民國人物傳》(中華書局)、《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國學術名著提要·宗教卷》(複旦大學出版社)、《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書首的“出版說明”(中華書局)等。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是一部敘述佛教在漢代傳入中國，並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的佛教史著作。關于它的撰述緣起，作者在書末的跋中有這樣的說明:“彤幼承庭訓，早覽乙部。先父雨叁公教人，雖諄諄于立身行己之端，而啓發愚蒙，則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誡。彤稍長，寄心于玄遠之學，居恒愛讀內典。顧亦頗喜疏尋往古思想之脈絡，宗派之變遷。十余年來，教學南北，嘗以中國佛教史授學者。講義積年，彙成卷帙。自知于佛法默應體會，有志未逮，語文史地，所知甚少。故陳述膚淺，詳略失序，百無一當。惟今值國變(指抗戰爆發)，戎馬生郊，乃以其一部勉付梓人。非謂考證之學可濟時艱，然敝帚自珍，願以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結束。惟冀他日國勢昌隆，海內義安，學者由讀此編，而于中國佛教史繼續述作。”簡而言之，此書乃是作者積十余年教學與研究的成果，而勒成的一部力作。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分爲二十章。其中第一章至第五章爲“第一分:漢代之佛教”，第六章至第二十章爲“第二分:魏晉南北朝佛教”。上冊爲第一章至第十二章，即“漢代之佛教”的全部和“魏晉南北朝佛教”的前部分;下冊爲第十叁章至第二十章，即“魏晉南北朝佛教”的後部分。
第一章，佛教入華諸傳說。敘述在佛教傳入中國的年代問題上的各種傳說。對《山海經·海內經》及郭璞注所傳夏禹時代伯益已知有佛說;《周書異記》稱周昭王時已知有佛說;《列子》中孔子稱佛爲“大聖”說;晉王嘉《拾遺記》載戰國燕昭王時有道人(僧人)自“身毒”(印度)來朝說;劉宋宗炳《明佛論》稱西晉時已于臨淄、蒲坂發現阿育王時代所建佛寺說;唐法琳《對傅奕廢佛僧事》稱秦始皇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來華傳教說;梁慧皎《高僧傳》載西漢武帝時東方朔已言“劫火”(佛教的一種說法)說;《魏書·釋老志》所記張骞通西域而“始聞浮屠之教(佛教)”，霍去病討匈奴而獲“金人”(隱喻佛像)說;西漢劉向《列仙傳》所言西漢劉向校書時已見佛經說，等等，一一進行了介紹與辨析，指出這些傳說都是不可靠的。
第二章，永平求法傳說之考證。對最早見于《牟子理惑論》、《四十二章經》記載的漢明帝永平年間，遣使前往大月氏求法，此爲佛教入華之始的傳說加以考證。認爲，“牟子漢末作《理惑論》，上距永平不過百余年。《四十二章經》則桓帝以前亦已譯出，《經序》或已早附入，上距永平更近，或且不及百年。此推論若確，則其記載出于佛徒，雖或有虛飾，然不應全屬無稽，無中生有也。”又說，“凡治史者，就事推證，應有分際，不可作一往論斷，以快心目。求法故事雖有可疑，而是否斷定全無其事則更當慎重。昔者王仲任(指王充)著《論衡》，《書虛》、《語增》分爲二事。漢明求法之說，毋甯謂語多增飾，不可即斷其全屬子虛烏有也。”從而對“永平求法”說作了基本肯定。但同時指出，“至若佛教之流傳，自不始于東漢初葉。”
第叁章，《四十二章經》考證。對被梁啓超等人視爲出世甚晚，而且爲中國人所自著的《四十二章經》進行了考證。指出，《四十二章經》在東漢時就已出世。最早引用它的是後漢的襄楷。襄楷在延熹九年(公元166)上書桓帝時，有“浮屠不叁宿桑下，不欲允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語，其中“不叁宿桑下”、“革囊盛血”雲雲，出自《四十二章經》。“則後漢時已有此經，實無可疑。”叁國時的《法句經序》及東晉郄超的《奉法要》也引用了此經。對于此經的性質，作者的看法是:“《四十二章經》，雖不含大乘教義、《老》《莊》玄理，雖其所陳樸實平實，原出于小乘經典，但取其所言，與漢代流傳之道術比較，則均可相通。一方面本經諸章，至見于巴利文及漢譯佛典者極多，可知其非出漢人僞造。一方面諸章如細研之，實在與漢代道術相合。”
第四章，漢代佛法之流布。敘述兩漢時期的佛教流布及有關的一些問題。認爲，“(佛教)最初傳入中國之記載，其可無疑者，即爲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經》事。”此事在西漢末年哀帝之世，見《叁國志》裴松之注所引曹魏魚豢《魏略·西戎傳》。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最初是陸路，通過西域大月氏、康居、安息諸國傳入，到了東漢也有經海上輸入的。東漢時，楚王英爲浮屠(即“佛陀”)齋戒祭祀，桓帝並祀黃老、浮屠，均說明“佛教最初爲道術之附庸”。“考伊存授經、明帝求法以後，佛教寂然無所聞見。然實則其時僅爲方術之一，流行民間，獨與異族有接觸，及好奇之士乃有稱述，其本來面目原未顯著。”及至東漢末年桓帝、靈帝之際，安清(字世高)、支谶(全稱“支婁迦谶”)等相繼來華，出經較多，佛教才有依據，逐漸昌明。
第五章，佛道。論述漢代佛教的主要教理、修持、僧伽(僧團)，《太平經》與佛教的關系，漢晉的講經與注經，並對五章所述“漢代之佛教”進行總結。認爲，精靈起滅、省欲去奢(克欲的方法爲禅定與戒律)、仁慈好施、佛陀祭祀，是漢代佛教的主要理論。漢代的佛教僧人“沙門”主要是自西域來華的傳教者，漢人出家的很少，信奉佛教的一般是未出家的居士。
第六章，佛教玄學之濫觞(叁國)。敘述叁國佛教的史實與傳說，支謙、康僧會的譯經及所主的學說，以及作爲西行求法第一人的曹魏朱士行的事迹。說:“漢末洛都佛教有二大系統。至叁國時，傳播于南方。一爲安世高之禅學，偏于小乘。其重要典籍爲《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安玄之《法鏡經》，及康氏(指康僧會)之《六度集經》等。安之弟子有嚴浮調，臨淮人也。此外有南陽韓林、颍川皮業及會稽陳慧。而生于交趾之康僧會，曾從叁人問學。……二爲支谶之《般若》，乃大乘學。其重要典籍爲《道行經》、《首楞嚴經》及支謙之《維摩》及《明度》等。支谶之弟子支亮，支亮之弟子支謙。世高與谶同在洛陽，僧會與謙同住建業，二者雖互相關涉，但其系統在學說及傳授上，固甚爲分明也。”
第七章，兩晉際之名僧與名士。對兩晉時期《般若經》的流傳，竺法護、于法蘭、于道邃、竺叔蘭、支孝龍、帛法祖、竺道潛、支遁等名僧的事迹，東晉諸帝與佛法的關系，名士與佛學的因緣等展開了論述。說:“自佛教入中國後，由漢至前魏，名士罕有推重佛教者。尊重僧人，更未之聞。西晉阮庾與孝龍爲友，而東晉名士崇奉林公(指支道林，即支遁)，可謂空前。此其故不在當時佛法興隆。實則當時名僧，既理趣符《老》《莊》，風神類談客。而“支子特秀，領握玄標，大業沖粹，神風清肅”(《弘明集·日燭》中語——原注)，故名士士樂與往還也。”
第八章，釋道安。敘述東晉高僧道安的生平事迹、思想學說，以及他在佛學上的地位，兼及魏晉佛法興盛的原因和西晉高僧竺佛圖(道安之師)的事迹等。
第九章，釋道安時代之般若學。介紹東晉佛學的主潮——般若學(以《般若經》爲中心而闡發的性空學說)中的“六家七宗”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論。所說的“六家”，指的是:道安的本無宗、支道林的即色宗、于法開的識含宗、道一的幻化宗、支愍度的心無宗、于道邃的緣會宗;“七宗”，指的是竺法深、竺法汰的本無異宗(本無宗的支派)。作者指出:“六家七宗，蓋均中國人士對于性空本無之解釋也。道安以靜寂說真際。法深、法汰偏于虛豁之談。其次四宗之分馳，悉在辨別心色之空無。即色言色不自識，識含以叁界爲大夢，幻化謂世谛諸法皆空。叁者之空，均在色也;而支公(指支遁)力主凝神，于法開言位登十地，道一謂心神猶真，叁者之空，皆不在心神也。與此叁相反，則有心無義。言無心于萬物，萬物未嘗無，乃空心不空境之說也。至若緣會宗既引滅壞色相之言，似亦重色空。綜上所說，《般若》各家，可分叁派。第一爲二本無(指本無宗和本無異宗)，釋本體之空無，第二爲即色、識含、幻化以至緣會四者，悉主色無，而以支道林爲最有名。第叁爲支愍度，則立心無。此蓋恰相當于《不真空論》所呵之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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