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讲解
陈士强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二册。现代汤用彤着。成于1938年。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1955年由中华书局再版，1962年重印。1983年中华书局将它改为横排简体的新版出版。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原籍湖北黄梅，生于甘肃渭源。幼年在父亲的塾馆里习读经史。1912年考入北京顺天学校，1914年进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三年后毕业，留校任国文教员，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翌年赴美，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获哲学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包括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并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7年赴美国加利弗尼亚大学讲学，次年回国。1949年以后，曾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考古专门委员，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第三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着有《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学术论文集》、《高僧传校注》、《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等。生平事迹见《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学术名着提要·宗教卷》(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书首的“出版说明”(中华书局)等。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一部叙述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的佛教史著作。关于它的撰述缘起，作者在书末的跋中有这样的说明:“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彤稍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宗派之变迁。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尝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帙。自知于佛法默应体会，有志未逮，语文史地，所知甚少。故陈述肤浅，详略失序，百无一当。惟今值国变(指抗战爆发)，戎马生郊，乃以其一部勉付梓人。非谓考证之学可济时艰，然敝帚自珍，愿以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结束。惟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义安，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简而言之，此书乃是作者积十余年教学与研究的成果，而勒成的一部力作。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分为二十章。其中第一章至第五章为“第一分:汉代之佛教”，第六章至第二十章为“第二分:魏晋南北朝佛教”。上册为第一章至第十二章，即“汉代之佛教”的全部和“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前部分;下册为第十三章至第二十章，即“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后部分。
第一章，佛教入华诸传说。叙述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问题上的各种传说。对《山海经·海内经》及郭璞注所传夏禹时代伯益已知有佛说;《周书异记》称周昭王时已知有佛说;《列子》中孔子称佛为“大圣”说;晋王嘉《拾遗记》载战国燕昭王时有道人(僧人)自“身毒”(印度)来朝说;刘宋宗炳《明佛论》称西晋时已于临淄、蒲坂发现阿育王时代所建佛寺说;唐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称秦始皇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来华传教说;梁慧皎《高僧传》载西汉武帝时东方朔已言“劫火”(佛教的一种说法)说;《魏书·释老志》所记张骞通西域而“始闻浮屠之教(佛教)”，霍去病讨匈奴而获“金人”(隐喻佛像)说;西汉刘向《列仙传》所言西汉刘向校书时已见佛经说，等等，一一进行了介绍与辨析，指出这些传说都是不可靠的。
第二章，永平求法传说之考证。对最早见于《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记载的汉明帝永平年间，遣使前往大月氏求法，此为佛教入华之始的传说加以考证。认为，“牟子汉末作《理惑论》，上距永平不过百余年。《四十二章经》则桓帝以前亦已译出，《经序》或已早附入，上距永平更近，或且不及百年。此推论若确，则其记载出于佛徒，虽或有虚饰，然不应全属无稽，无中生有也。”又说，“凡治史者，就事推证，应有分际，不可作一往论断，以快心目。求法故事虽有可疑，而是否断定全无其事则更当慎重。昔者王仲任(指王充)着《论衡》，《书虚》、《语增》分为二事。汉明求法之说，毋宁谓语多增饰，不可即断其全属子虚乌有也。”从而对“永平求法”说作了基本肯定。但同时指出，“至若佛教之流传，自不始于东汉初叶。”
第三章，《四十二章经》考证。对被梁启超等人视为出世甚晚，而且为中国人所自着的《四十二章经》进行了考证。指出，《四十二章经》在东汉时就已出世。最早引用它的是后汉的襄楷。襄楷在延熹九年(公元166)上书桓帝时，有“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允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语，其中“不三宿桑下”、“革囊盛血”云云，出自《四十二章经》。“则后汉时已有此经，实无可疑。”三国时的《法句经序》及东晋郄超的《奉法要》也引用了此经。对于此经的性质，作者的看法是:“《四十二章经》，虽不含大乘教义、《老》《庄》玄理，虽其所陈朴实平实，原出于小乘经典，但取其所言，与汉代流传之道术比较，则均可相通。一方面本经诸章，至见于巴利文及汉译佛典者极多，可知其非出汉人伪造。一方面诸章如细研之，实在与汉代道术相合。”
第四章，汉代佛法之流布。叙述两汉时期的佛教流布及有关的一些问题。认为，“(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之记载，其可无疑者，即为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事。”此事在西汉末年哀帝之世，见《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曹魏鱼豢《魏略·西戎传》。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最初是陆路，通过西域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传入，到了东汉也有经海上输入的。东汉时，楚王英为浮屠(即“佛陀”)斋戒祭祀，桓帝并祀黄老、浮屠，均说明“佛教最初为道术之附庸”。“考伊存授经、明帝求法以后，佛教寂然无所闻见。然实则其时仅为方术之一，流行民间，独与异族有接触，及好奇之士乃有称述，其本来面目原未显着。”及至东汉末年桓帝、灵帝之际，安清(字世高)、支谶(全称“支娄迦谶”)等相继来华，出经较多，佛教才有依据，逐渐昌明。
第五章，佛道。论述汉代佛教的主要教理、修持、僧伽(僧团)，《太平经》与佛教的关系，汉晋的讲经与注经，并对五章所述“汉代之佛教”进行总结。认为，精灵起灭、省欲去奢(克欲的方法为禅定与戒律)、仁慈好施、佛陀祭祀，是汉代佛教的主要理论。汉代的佛教僧人“沙门”主要是自西域来华的传教者，汉人出家的很少，信奉佛教的一般是未出家的居士。
第六章，佛教玄学之滥觞(三国)。叙述三国佛教的史实与传说，支谦、康僧会的译经及所主的学说，以及作为西行求法第一人的曹魏朱士行的事迹。说:“汉末洛都佛教有二大系统。至三国时，传播于南方。一为安世高之禅学，偏于小乘。其重要典籍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安玄之《法镜经》，及康氏(指康僧会)之《六度集经》等。安之弟子有严浮调，临淮人也。此外有南阳韩林、颍川皮业及会稽陈慧。而生于交趾之康僧会，曾从三人问学。……二为支谶之《般若》，乃大乘学。其重要典籍为《道行经》、《首楞严经》及支谦之《维摩》及《明度》等。支谶之弟子支亮，支亮之弟子支谦。世高与谶同在洛阳，僧会与谦同住建业，二者虽互相关涉，但其系统在学说及传授上，固甚为分明也。”
第七章，两晋际之名僧与名士。对两晋时期《般若经》的流传，竺法护、于法兰、于道邃、竺叔兰、支孝龙、帛法祖、竺道潜、支遁等名僧的事迹，东晋诸帝与佛法的关系，名士与佛学的因缘等展开了论述。说:“自佛教入中国后，由汉至前魏，名士罕有推重佛教者。尊重僧人，更未之闻。西晋阮庾与孝龙为友，而东晋名士崇奉林公(指支道林，即支遁)，可谓空前。此其故不在当时佛法兴隆。实则当时名僧，既理趣符《老》《庄》，风神类谈客。而“支子特秀，领握玄标，大业冲粹，神风清肃”(《弘明集·日烛》中语——原注)，故名士士乐与往还也。”
第八章，释道安。叙述东晋高僧道安的生平事迹、思想学说，以及他在佛学上的地位，兼及魏晋佛法兴盛的原因和西晋高僧竺佛图(道安之师)的事迹等。
第九章，释道安时代之般若学。介绍东晋佛学的主潮——般若学(以《般若经》为中心而阐发的性空学说)中的“六家七宗”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所说的“六家”，指的是:道安的本无宗、支道林的即色宗、于法开的识含宗、道一的幻化宗、支愍度的心无宗、于道邃的缘会宗;“七宗”，指的是竺法深、竺法汰的本无异宗(本无宗的支派)。作者指出:“六家七宗，盖均中国人士对于性空本无之解释也。道安以静寂说真际。法深、法汰偏于虚豁之谈。其次四宗之分驰，悉在辨别心色之空无。即色言色不自识，识含以三界为大梦，幻化谓世谛诸法皆空。三者之空，均在色也;而支公(指支遁)力主凝神，于法开言位登十地，道一谓心神犹真，三者之空，皆不在心神也。与此三相反，则有心无义。言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乃空心不空境之说也。至若缘会宗既引灭坏色相之言，似亦重色空。综上所说，《般若》各家，可分三派。第一为二本无(指本无宗和本无异宗)，释本体之空无，第二为即色、识含、幻化以至缘会四者，悉主色无，而以支道林为最有名。第三为支愍度，则立心无。此盖恰相当于《不真空论》所呵之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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