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为,鸠摩罗什的为学宗旨可以归纳为四事:“一曰:什公确最重《般若》三论(或四论——原注)之学也。”“二曰:什公深斥小乘一切有之说也。”“三曰:至什公而无我义始大明也。”“四曰:罗什之学主毕竟空也。”而僧肇之学,“一言以蔽之曰:即体即用。”在他所着的论、序、表、注、诔、书中,以《肇论》的影响为最大,“其所作论,已谈至有无、体用问题之最高峰,后出诸公,已难乎为继也。”而在《肇论》中,又以《物不迁论》为最重要。
第十一章,释慧远。叙述东晋时庐山高僧慧远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兼及东晋末年朝廷与佛教的关系、毗昙学的传布、江东禅法的流行等。
第十二章,传译求法与南北朝之佛教。叙述南北朝时期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路线,西行求法运动,以及佛典的传译等。指出,“佛典之来华,一由于我国僧人之西行,一由于西域僧人之东来。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或旨在从天竺高僧亲炙受学。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或远诣异国,寻求名师来华。”晋末宋初,西行求法运动至为活跃,其中最有名的是东晋法显。法显旅行所至之地,不但汉代的张骞、甘英未曾到过,而且在他之前西行求法的西晋朱士行、东晋支法领等也未曾到过。“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东晋南北朝时期的译经较以前有很大的进步,后世所流通的经典不是隋唐时译,就是晋以后出。究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翻译眼光之渐正确也。”“第二,翻译工具之渐完备也。”“第三,翻译制度之渐严密也。”
第十三章,佛教之南统。叙述南朝诸帝、诸王、世族、名士与佛教的关系,以及儒、道、佛三教之间的交争。认为,南朝时期朝廷与佛教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十件事:一、奉行八关斋;二、营建寺塔;三、造佛像;四、举办法会;五、舍身入寺;六、令沙门致敬王者;七、沙汰僧人;八、设置僧官;九、延请名僧到郡州去弘法;十、僧尼干预政事。“北朝道佛之争根据在权力。故其抗争之结果,往往为武力之毁灭。南方道佛之争根据为理论。其诤论至急切,则用学理谋根本之推翻。南朝人士所持可以根本推翻佛法之学说有二:一为神灭,二为夷夏。因二者均可以根本倾覆佛教,故双方均辩之至急,而论之至多也。”
第十四章,佛教之北统。叙述北朝的毁佛、排佛、兴佛,以及与之相关的造像之风、僧伽管理、佛道之争等。认为,南朝与北朝的佛教在学风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南朝之学,玄理、佛理,实相合流。北朝之学,经学、佛学,似为俱起。合流者交至影响,相得益彰。俱起者则由于国家学术之发达,二教各自同时兴盛,因而互有关涉。”“隋唐之佛理,虽颇采江南之学,但其大宗,固犹上承北方。于是玄学澌尽,而中华教化以及佛学乃另开一新时代。”
第十五章,南北朝释教撰述。将南北朝时的佛教撰述分为六大类,进行详细的介绍。甲、注疏,包括章句、叙大意;乙、论着,包括经序、通论或专论、义章、争论、杂论;丙、译着撰集,包括单经的抄录、群经的纂集、会译、法集;丁、史地编着,包括释迦传记、印土圣贤传记、中国僧传、佛教通史、名山寺塔记、外国传志、史料集;戊、目录;己、伪书。指出,“研究我国佛教之依据,首重译本。搜讨我国佛教之思想,则当研前贤撰述。印度有印度佛教,中国有中国佛教。其异点不专在经典之不同,而多在我国人士对于传来学说,有不同之反应也。……我国佛教之成熟,学说之分派,悉可于此丰富之著作见之。”
第十六章,竺道生。叙述刘宋时高僧竺道生的生平事迹、思想学说、以及他在佛学上的地位,兼及涅槃类经典的翻译、顿悟渐悟之争等。说:“晋宋之际佛学上有三件大事。一曰《般若》,鸠摩罗什之所弘阐。一曰《毗昙》,僧伽提婆为其大师。一曰《涅槃》,则以昙无谶所译为基本经典。竺道生之学问,盖集三者之大成。”
第十七章,南方涅槃佛性诸说。介绍南北朝佛学的主潮——涅槃佛性说(以《涅槃经》为中心而阐发的佛性学说)中的“本三家”和“末十家”。所说的“本三家”,指的是:竺道生的“当有为佛性体”义;昙无谶的“本有中道真如为佛性体”义;法瑶的“于上述二说中间,执得佛之理为正因佛性”义。“末十家”,指的是:白马寺爱法师的“执生公义云,当果为正因”义;灵根寺慧令的“执瑶法师义云,一切众生有得佛之理,为正因佛性”义;灵味寺宝亮的“真俗共成众生真如佛理为正因体”义;梁武帝的“真神为正因体”义;中寺法安的“心上有冥传不朽之义为正因体”义;光宅寺法云的“心有避苦求乐性义为正因体”义;河西道朗等的“众生为正因体”义;定林寺僧柔、开善寺智藏的“假实皆是正因”义;地论师的“第八无没识为正因体”义;摄论师的“第九无垢识为正因佛性”义。
第十八章,南朝《成实论》之流传与般若三论之复兴。介绍《成实论》的传译、研究者(称“成实论师”)和注疏,《般若》三论(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的研究者以及他们对《成实论》的批评。
第十九章,北方之禅法、净土与戒律。介绍南北朝北方(兼及南方)的禅法修持、净土信仰和戒律之学。关于禅法,作者说,汉晋流行的禅法,大别有四:一、念安般。“此法于安世高译《安般守意经》后甚见流行。”二、不净观。觉贤所译的《禅经》和鸠摩罗什所译三部《禅经》皆言及此门。三、念佛。“此门最要,为净土教之所依据。”四、首楞严三昧。“盖大乘最要之禅定也。首楞严者,华言健相,或曰勇伏定。因见其威力最大,故得是名。”自北魏孝文帝以后,禅法大行于北土。“魏世禅师以菩提达磨为有深智慧,而其影响亦最大。达磨称为中国禅宗之初祖。”他的学说为“二入四行”。二入,指理入(即壁观)和行入(即“四行”),四行,指的是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关于净土,作者说“念佛本为禅之附庸。及神教信仰羼入佛教,他力往生,渐占势力,于是蔚为大国,我国净土教,大别有二:一弥勒净土,二阿弥陀净土。”关于戒律,作者说:“南方在宋代除《十诵》以外,已几无律学。齐梁更然。”“北方在元魏时所行之律为《僧祗》及《十诵》。”此外,作者还介绍了由魏郡信行创立的三阶教的情况。
第二十章,北朝之佛学。简要地叙述了北朝的涅槃学、四宗(因缘宗、假名宗、不真宗、真宗)说、毗昙学、成实学、地论学、摄论学和华严学的情况,以及《摄论(《摄大乘论》)的翻译者真谛的事迹。说,“释迦之教,空有两轮。南方空学较盛,北方偏于有学。其于大乘,则研《涅槃》、《华严》、《地论》,于小乘则行《毗昙》、《成实》。”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条理清晰,资料宏富,论述必据事实,故自问世以来,驰誉海内外,成为汤用彤全部着述中影响最为巨大的一部名着。凡是研究中国佛教史、佛教哲学史的人莫不视之为瑰宝。以致迄今为止,在积聚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料方面,还没有别的著作能够超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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