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的佛教女衆教育

　　何建明

　　在中國近代的佛教文化複興運動中，僧伽佛教文化教育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爲，除了在清末積極進行佛教振興活動的一些年高德劭的開明寺僧外，民國時期成爲佛教文化複興運動之主力的寺僧，幾乎都曾經接受過近代新式的佛教文化教育。而在近代僧伽佛教文化教育中，佛教的女衆教育雖不及男衆教育那麼有影響，但是，作爲近代僧伽教育的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對于推動中國佛教女衆文化的近代振興與轉型，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早在清末，楊文會居士在積極籌劃釋氏學堂時就明確地提出，現代僧伽教育包含著尼衆教育，認爲內學班叁級課程的教授，是“仿照小學、中學、大學之例，能令天下僧尼，人人講求如來教法與經世之學，互相輝應，豈非國家之盛事乎”雖然因當時各種主客觀條件所致而未能實現創辦尼衆學堂的願望，但是他的這一思想對太虛等佛教複興事業的後繼者們産生了重要影響。

　　近代第一所佛教女衆教育機構，是始建于1924年的武昌佛學院女衆院。創辦人就是楊文會開辦的祗洹精舍學生釋太虛，以及武漢地區大護法李開侁、王森甫等。這所學院仿照武昌佛學院的 辦學方式，招收出家和在家女子信徒，實行解行相應。它的成立，不僅真正實現了清末楊文會的未了心願，而且使廣大女子佛教信衆真正開始走上了平等接受佛學教育的光明大道，因而具有不可估量的曆史意義。

　　武昌佛學院女衆院的發展非常曲折。在成立不到兩年時間，因當時時局動蕩，不得不停辦。1928年國民政府成立後，由法舫法師和唐大圓居士等再度恢複招生開學。但是，由于多種原因，發展並不順利。1931年太虛法師籌建世界佛學苑，武昌佛學院女衆院相應改成世界佛學苑女衆院。1935年，在大護法方耀庭夫人的大力支持下組成了女衆院董事會，太虛法師、大醒法師和王森甫居士等佛教界名流親臨指導，女衆院又一度有所發展，並成爲當時全國女子佛教文化教育的重鎮。

　　繼武昌佛學院女衆院之後，在武昌又先後于1931年和1932年成立了兩所佛教女衆學校——武昌菩提精舍和八敬學院。不久，位于漢口的漢口佛教正信會又于1933年增設了正信會女子研究部，專門開展女衆佛教文化教育。這樣，在叁十年代，武漢地區就有佛教女衆教育機構四處，成爲近代全國佛教女衆教育最發達和最有成效的地區。

　　當然，二、叁十年代中國佛教女衆教育並不限于武漢地區。1929年，香港爵紳何東的夫人張蓮覺居士，爲改善港澳地區婦女的社會地位，特別感到“國中研究佛學機關，多屬男界，少有爲女界設者”，便借用澳門觀本法師所創設的女修院——無量壽功德林，設立女子佛學院，使數十名港澳地區的佛教女衆得以接受新式佛教文化教育，從而開嶺南佛教女衆教育之先河。

　　北方的佛教界也于二十年代開始進行佛教女衆教育。1928年，山東濟南東流村第四虹橋女子蓮社創辦了佛化半日女工小學校，招收社會女信徒來校學習佛教文化知識，半天工作，半天學習。

　　江浙本是近代中國佛教文化教育最發達的地區，早在清末就創辦了多所僧學堂，設立于南京的祗洹精舍，更是近代中國新式佛教文化教育的發源地。可是，江浙地區佛教女衆教育的開展，反而相對落後于華中、華北和華南地區。較早創辦佛教女衆教育機構並有一定影響的，要數著名佛教女居士張聖慧于1937年春在浙江奉化設立的法昌佛學院。該院曾聘請宜興海會塔院覺明尼師講授《楞嚴經》，深得廣大學員的贊譽。

　　在近代中國佛教女衆教育中，除了武昌佛學院女衆院以外，頗值得特別提及的，要數分別活躍于叁、四十年代的武昌菩提精舍和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院。

　　武昌菩提精舍，是在當時漢口佛教正信會會長王森甫居士和武昌佛學院教授會覺法師的大力支持與幫助下，購得鄧姓公館作爲院址而成的。創辦人是湘籍尼師恒寶。據說恒寶尼師博通經論，深趣法味，善于講解，並且能忍苦耐勞。該精舍主要培養有一定文化和佛學基礎的尼衆，招收的學員有來自武昌佛學院女衆院的，大多數則來自湖南、湖北、山西和浙江等地的具有初小水平的出家女衆。授課的教授，都是當時佛教學術界的名流，如會覺、談玄、法舫、塵空、葦舫、大醒、孚仲等法師以及唐大圓、周觀仁、張聖慧、呂碧城、李慧空等大居士。開設的課程，以講解和研讀佛教的經律論爲必修課，傍習科學、哲學、文學和藝術等。此外，還有早晚課誦，兼習禅定，行解並重。從第一學年到第五學年各學期，都有詳細的課程安排表，使學員能夠循序漸進 地學習佛教文化知識。爲了更好地增進學員的知識學習，精舍還專門設置圖書館，藏有《大正新修大藏經》一部，另有《華嚴經》、《首楞嚴經》、《涅槃經》、《五燈會元》、《瑜伽師地論》和《成唯識論》等散裝佛經，並有教內外雜志十余種，如《海潮音》、《海潮音文庫》、《威音》、《人海燈》、《新中華》、《東方雜志》和《女子文庫》等。1936年，也就是武昌菩提精舍成立五周年之際，精舍同仁編輯出版了《佛教女衆專刊》。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本佛教女衆雜志。該刊的作者以精舍同仁爲主，並專就佛教女衆、尤其是女衆教育問題發表意見，正如精舍舍長恒寶尼師在《創刊詞》中所言：“本刊出世的願望，佛教女衆有大心菩薩出世，發揚佛陀的真精神，振興中國佛教，提倡佛教女衆教育，導利人間，善男信女，皆能洞明因果，緣生真理，破除迷信行爲，而能真正信仰，歸敬叁寶，發菩提心，興隆正法，創設佛教女子大學，廣集佛教女衆人材。”這也就是說，武昌菩提精舍把開辦佛教女衆教育與發達佛教女子文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院雖然創始于1929年，但是真正在嶺南地區産生影響，是在1939年以後。因爲功德林創辦之初的師資主要是觀本法師，而觀本法師後來回內地跟隨虛雲法師到鼓山等處修道弘法。1935年張蓮覺居士利用江蘇鎮江竹林寺高僧霭亭退位遊港的機會，特別邀請老法師幫助在香港恢複未繼的澳門功德林女子佛教文化教育事業，終于在港成立寶覺佛學社，招收港澳和內地潮汕地區的佛教女衆。這實際上是澳門佛教功德林女子佛教文化教育的繼續。澳門佛教功德林女子佛教文化教育的真正恢複，是1939年從內地來港澳弘法的高僧竺摩法師應邀來功德林主持佛學講座。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法師到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教授來自港澳的佛教女衆。竺摩先後開講了《維摩诘經》、《地藏經》等佛教經典，並在功德林編輯出版《覺音》雜志，積極聯絡海內外愛國愛教的有識之士，推動佛教文化交流。他的講授由于注重啓發與討論，大大激發了學員們研討佛學的興趣。特別是1941年在他講授《解深密經》的啓發和指導下，功德林“佛學研究班”學員江之萍等以經文中有“女性暗弱”等貶斥女性的言論爲主題，掀起了一場如何看待大小乘經典中輕視女人問題的討論。在竺摩法師的直接幫助下，這場討論還專門邀請了著名高僧弘一法師和太虛法師進行指導，得到兩位內地高僧的高度重視和多次來函指導，使這場討論成爲近代中國關于佛教女性問題的一次重要事件，推動了中國近代佛教女性觀念的現代發展。

　　綜上所述，近代中國佛教女衆教育的道路並不平坦，但是，經過諸多高僧大德和關心佛教的社會有識之士的艱苦努力，的確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因爲正是由于這些佛教女子教育活動的開展，才使得許多渴望了解佛教文化知識的佛教女衆有了學習的機會，使她們走上了正信之路，改變了長期以來佛教女衆缺乏佛學教養的局面。實際上，近代佛教女衆教育的開展，也大大豐富了近代複興中的佛教文化，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近代的佛教革新運動全面深入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