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述參禅日課說，他“每日太陽將出，先舉“念佛者是誰”起身”；終日“單參“念佛是誰”一法，毫無其他妄念”(《語錄》卷七《自行錄》第560、561頁)。在他看來，參看“念佛是誰”這個話頭，是參禅之初關(《語錄》第204頁)、“敲禅門瓦子”(同上書，第142頁)。且“唯有“念佛是誰”法，最爲妥當，最爲當機”(同上書，第469頁)。鈴木大拙則以此話頭的參行是“念佛與禅抱合而行”。果真如此嗎

　　且不說早在明末清初，禅門大德們就已明確地區分了淨土宗“念話頭”與禅宗的“參話頭”，就是在近代中國禅門中，也普遍地認爲參看“念佛(者)是誰”這個話，並“不是口念便會明心見性”(月溪禅師《禅宗修持法》載《禅定指南》第229頁，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而是要“將心緣“念佛是誰””(《來果禅師語錄》第271頁)。虛雲法師說得更明確：“如果你要說看念經的是誰，看持咒的是誰，看拜佛的是誰，看吃飯的是誰，看穿衣的是誰，看睡覺的是誰，都是一個樣子，“誰”字下的答案，就是“心”。所謂話頭，“即是念頭，念之前頭就是心”。“看話頭”，或者說“看念佛(者)是誰

　　”實際上“就是觀心：即是觀照自心清淨覺體，即是觀照自性佛””(《開示錄》，第27頁)。從以上不難看出，參看“念佛是誰”，完全就是參禅明心見性，哪裏還有鈴木大拙所講的淨土宗的念佛成分呢

　　五、從禅堂生活製度看近代禅佛教　　

　　禅堂是禅僧參禅生活的地方，鈴木大拙稱之爲“禅教育僧侶的場所”，並指出：“了解了禅堂製度是怎樣規定的，也就了解了禅的實際和訓練情況，這是一種無與倫比的製度。日本以禅爲主的寺院，大部分具備這種製度。”(《禅堂與僧侶生活》，載《禅學入門》，第138頁)那麼近代中國禅佛教中的禅堂生活製度是怎樣的呢

　　鈴木大拙在30年代初的那次中國寺院考察中並沒有完全了解到當時中國的禅堂生活製度，但是，他推測，當時中國禅寺其他情況既然與日本大不相同，禅堂生活製度也便很可能沒有象日本寺院那樣繼承“百丈清規”的勞動生活方式。

　　流傳下來的唐代百丈懷海革新禅佛教生活方式所創立的禅堂清規，基本原則就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強調參禅不能局限于靜坐，而應體現在行坐走臥，特別是體力勞動之中。正如鈴木大拙所指出的，這種勞動生活，“使得禅宗沒有墮入純粹的寂靜主義或知解活動(這正是或多或少落入佛教其他諸宗身上的命運)的”。“這種勞動的福音”，對于“保持禅宗的健全，使它得以通過悠久的發展曆史而不致中夭，也是一種有效的因子”(《鈴木大拙禅論集：曆史發展》，第290—291頁。臺灣志文出版社，1989年版)。

　　近代中國禅宗生活來源，主要依靠佛教節日做法會的收入、燒香敬佛的人捐送的香資、廟田地租和僧尼農耕的收入。各禅寺或同一禅寺因各種不同因素影響(如廟田多少、香資多少等等)在不同時期表現出不同的情況。例如山東德州地區的各地寺廟，有的(如永慶寺)廟田較多，完全由農民租種，寺院裏的一些粗活也雇工勞作，寺僧就不參加體力勞動了；有的(如城西小洋村僧寺)廟田不多，寺僧與附近農民合夥耕種；有的(如城西葉家園的尼庵)廟田很少，加之常住年老或體弱，只能請人耕種，體力活動就只限于打掃院堂等(參見《德州文史》，第118—119頁，1988年，第六輯)。不過象鈴木大拙所說的，日本禅寺勞動生活大部分是“掃除、洗滌、燒飯、拾柴，或者到遠近村落去化緣”(《禅學入學》，第138頁)。在近代中國，除了少數廟田較多、香資較豐的寺院和一些落墮僧所把持的寺院外，大多數寺院的上述勞作，都是由僧尼自己承擔的。僧尼們參加田地中的勞動耕作活動，在近代中國的許多禅寺中並不鮮見。例如四川秀山寺廟的僧人，“日奔常熟晚休息”，“除了朝暮課誦、坐禅、誦戒、拜忏和應酬事外，相當多的時間則是從事生産勞動，大多數都養成了勤勞儉樸的習慣”(《回憶秀山佛教的活動情況》，載《秀山文史資料》，1988年，第四輯)。百丈懷海所創立的禅僧生活規範在近代中國不僅沒有丟棄，反而在各地寺廟的改革和振興中，得到了繼承和發揚。近代中國禅佛教的許多高僧大德，都積極地倡導和實踐百丈風範，並以此作爲革除各種宗門陋習的一項重要舉措。太虛法師在民國初年大膽地提出了“佛教叁大革命”主張，其中的兩大革命(即教産和教製革命)就是直接涉及到寺僧的生活方式問題。他和宗仰法師、圓瑛法師等許多寺僧，大力“倡導恢複百丈懷海禅師所開創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禅作風，積極開展集體勞作，或種田，或造林，或種植果園，或辦茶場，或興工廠，或經營商貿，或開醫院等等，所得經濟收入，除寺院正常開支外，剩余部分主要用來維修寺廟，擴大再生産，實行社會救濟和各種教務，興辦僧俗教育和各種慈善事業”。他們還大力倡導和推行在各寺民主推選住持僧，廢除衣缽傳承，嚴格剃度，整肅選派製度等。(參見拙文《民初佛教革新運動述論》，載《近代史研究》，1992第四期)。

　　虛雲法師在振興雞足山寺、鼓山寺、南華寺和雲門寺時，都不失時機地大力推行一系列的禅堂生活製度改革措施。在鼓山，不僅革除陋習，擴大禅堂規模，還“創辦佛學社、以造就年青學子”(《虛雲和尚年譜》第86至87頁)。在南華寺，他采取了“驅逐流棍，革除積弊”；“嚴守戒律，以挽頹風”；“傳戒法，立學校，以培育人材”等等一系列措施(《重興曹溪六祖道場記》，載《圓音月刊》創刊號)。在雲門寺，除了莊嚴法相等外，他還“上追百丈芳型，近察社會環境”，“在雲門開辦“大覺農場”，凡在寺共住者，均須墾荒種植”；“又倡導于韶關大鑒寺開辦紡織工廠，使佛徒四衆均于修行辦道之外，向農工方面從事生産”(《虛雲和尚年譜》第133至135頁)。

　　在高寺，來果禅師深感百丈古規久爲叢林所不屑，于是以百丈清規爲基礎，適應當時社會情況，重新訂立了禅堂規約，使僧衆一一照規約執行。他還相繼革除了近代廟常中頗爲盛行的經忏等一切大小佛事，斷絕執行和攀緣土紳權貴等舊習。堂內各種事務，一律必爲寺僧承擔。強調僧衆必須嚴守戒律，斷絕一切幹擾(參見《來果禅師語錄》卷七《自行錄》)。通過他幾十年的精心整肅和革新，高竁寺乃成爲全國各地禅堂競相效仿的典範。

　　尚須特別指出的是，近代中國面臨著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內困外迫。反帝反封建的救亡圖存運動，是近代中國全民族最緊迫、最艱巨、最偉大的曆史使命。不少愛國愛教的禅門僧俗，在各種進步的政治宣傳和許許多多愛國英雄業績的影響和感召下，並沒有沈湎于禅堂避世生活，而是逐漸自覺地順應曆史潮流，發揚宗門度己先度衆生和勇猛精進等積極的精神風尚，積極地走出禅堂，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愛教的救亡運動之中，在中國近代史上譜寫了一曲曲動人的篇章。在辛亥革命中，漢陽歸元寺僧衆不僅出讓堂舍作爲黃興總指揮的指揮部，而且還拿起武器，與革命軍並肩浴血奮戰。在他們的帶動下，上海、南京、杭州、長沙、西安等地寺僧也相繼行動起來，支持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這場劃時代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運動。在隨後的抗日戰爭中，越來越多的愛國愛教禅僧，或利用禅寺，或走出寺院，積極投身于抗日反帝救亡運動，極大地繼承和發展了在辛亥革命中所鍛煉出來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型愛國愛教精神傳統，爲中華民族的近代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應該說，這是中國近代禅堂生活方式在適應近代中國社會發展中所實現的一次曆史性的變革。

《略論近代中國禅佛教(何建明)》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