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重大成果。如果沒有大的良好環境，我們根本不可能召開這樣的會議，所以學術環境至關重要，同時也說明佛教已經突破禁區，受到了學術界的充分重視。
其次，佛教學術會議的主題豐富，內容廣泛，在衆多的會議中，既有專題斷代史主題，又有地區性主題，還有宗派主題。特別是以佛教文化爲題的會議日益增多，說明學術界已經接受了佛教不僅是一種宗教，還兼有文化形態之特征的觀點，反映了國內文化思潮的發展。這種觀念不僅在學術界，而且對政府也有影響。江澤民總書記在視察河南洛陽白馬寺時也談到：“宗教的形成有很長的曆史，其中包含著一定的曆史文化。”
學術會議的召開推動了各地佛研究的蓬勃發展，例如五臺山、樂山、法門寺、峨眉山等地的佛教學術會議召開後，使當地的佛教研究進一步深入，會議所發表的論文集，論述了地方佛教文化的種種形態，實爲一部地方佛教史志，有重要的利用價值，作爲古都的曆史文化名城西安，在召開了佛教學術會議之後，長安佛教的課題開始上馬，成立了長安佛教中心，陝西社科院一批從事曆史、考古的研究人員轉爲研究佛教，短短的幾年內就撰寫了一批長安寺志，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佛教史》魏晉南北朝和隋唐卷曾分別在1985年洛陽會議和1986年的西安會議上征求了參會代表意見，對該書的寫作有過很大的幫助，而且每次隨著學術會議的召開，都湧現出一些新的佛教研究工作者，壯大了學術界的隊伍。可以這樣說：每一次佛教學術會議，都是對我國佛學研究成果的一次大檢閱，爲未來的佛學研究和佛教事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動。
第叁，佛教學術會議的召開加強了國內各團體和單位間的聯系，溝通了海峽兩的學術友好來往，促進了國際間的文化交流。過去學術和宗教界的工作聯系不多，雙方對佛教的看法存在著一些分歧或不同認識，通過學術界會議交流，兩者之間的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縮小，有很多地方取得了共識和諒解。特別是雙方共同舉辦學術會議，表明了雙方對佛教學術問題關心，其意義已經超過了會議的本身，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1988年國內首次由教界和學界在江蘇常熟興福寺舉辦的“印度哲學宗教與中國佛教”討論會，開創了兩界之間的合作關系，此後這種關系得到了良好的發展。1998年在無錫召開的“回顧與展望——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國際研討會”上，自始至終地充滿了“團結、祥和、熱烈”的氣氛，各界代表發言踴躍，涉及內容廣泛，中心突出，有思想、有深度，表現出良好的學術功底。與會的僧人代表達16位。會議期間不僅學者積極提問，僧人應答，而且僧人也敢于發表自己的觀點，與學者對話，表明了佛教界人才濟濟，充滿生機，他們的不俗表現得到了學術界的稱贊。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淨慧法師在會議閉幕式上總結說：“此次會議非常明顯的特點是，學界和教界關系融洽，討論的問題接近，從發展的眼光來看等二千年的中國佛教，共同探討佛教在未來的發展中如何爲人類的文明做貢獻。佛教界年青一代僧才在成長，他們所發表的論文很有深度，所持的觀點穩妥而積極，這是解放以來所沒有的，令人欣慰。特別是我們在探討佛教當前自身建設方面，大家所持的觀點都是具有非常積極進取的精神，既能夠正視現實，又能夠堅持傳統，以使佛教薪火相傳。通過這次會議，使我們感到佛教事業發達有望。”
第四，召開佛學會議的資金分配也出現了不同的變化。在改革開放伊始，佛學會議主要由學術界來承辦，會議資金由國家撥款。以後由于撥款減少，學術會議改爲通常由幾個單位共同出資主辦，最多時有近10個單位來共同主辦，進入90年代以後，許多學術會議通常只由一個地方或單位來承辦，資金已不是影響開會的大問題了。特別是近年來佛教界在組織召開學術會議方面表現明顯，承擔了絕大部分的會議，通過這些事例說明，一方面佛教界對學術文化的關心增加了，另一方面，佛教界的資金也充足了，與過去相比，真是天壤之別！
第五，過去由于種種原因，大陸和臺灣、香港的佛教學術交流，一直處于隔絕的狀態。叁地學者只能通過已出版的著述和刊物了解對方的佛教研究情況，無緣面對面地交流學術問題。1989年“第叁次中日佛教學術會議”召開，臺灣學者首次與會，打開了兩岸佛學交流的大門，此後佛教學術交流已經成爲海峽兩岸學者的經常性工作。臺灣學者出席大陸佛教學術會議，並參加大陸的學術代表團到海外與會，不僅促進了兩岸的學術繁榮，而且對祖國統一的千年大計起到積極的作用，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中外佛教文化學術會議交流，早期主要是在中日兩國學術界之間展開的。1980年西安召開的“中國佛教討論會”，日本著名學者中村元率團與中國學者座談，開始了兩國學者間的學術交流。到1984年，首屆“中日佛教學術會議”召開，兩國間的國際會議啓動。基于共同的大乘佛教文化的維系和大乘佛教文化圈的存在，兩國的佛教學術會議，雙方所派出的正式代表都是兩國學有專長，一流的學者，代表了最高的水平。盡管現今中日兩國在學術研究方法論和一些學術問題上還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和差距，但是有益的學術交流，達到了雙方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的目的。中韓兩國的學術交流，是在中韓建交以後全面開展的。但是兩國佛學界還沒有召開過專門的佛學會議，目前僅僅是停留在韓國學者到中國參加由中國舉行的會議，或者中國學者到韓國參加韓國舉行的佛學會議。但通過學術會議的交流，中日韓幾方的學術差距明顯減少，佛教學者之間的了解日益加深。學術水平也有了明顯的提高，出現了可喜的現象。同時，歐美地區的佛教學者參加大陸舉行的佛教學術會議，擴大了中國學術界的影響，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交流。
20世紀的中國佛學研究走過的是一條曲折的道路，但是隨著曆史的發展，佛學研究最終走上了一條光明大道。佛學研究在中國決不是擺設，它是實實在在的事情，中國學者有能力，也有實力來發揚光大中國佛教學術，僅從佛教學術會議的召開這個事實，就可以說明中國學術界和佛教界對佛教的關心程度，它不僅是中國學者的聚會，也是中國學術界與國外的同行進行接觸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正是由于召開了這麼多的學術會議，使得當代中國佛學有了迅速地發展，已經開始與國際學術界進行接軌，所以當我們在回顧20世紀的佛學研究時，佛教學術會議的召開是功不可沒的，它對我國的佛教學術研究曾經起到過曆史性的貢獻！
《20世紀中國佛教學術會議綜述》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