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國大陸佛教會議綜述

　　編輯：黃夏年

　　來源：閩南佛學

　　我們已經勝利地走過了2001年，回顧這一年的佛學研究，成果甚豐，生氣蓬勃。作爲每年的學術活動的主要方面——佛教學術會議，我們在這裏欣喜地向大家作一報告，現綜述如下：

　　“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1月5－6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主辦。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家宗教事務局、教育部社政司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複旦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四川大學、華南師範大學、東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和科研單位的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領域的著名專家學者共30余人參加了研討會。

　　與會的專家學者就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五年來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取得的成績及存在的問題作了認真的回顧與反思，並在此基礎上展望了新世紀我國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的發展前景。與會的專家學者一致認爲，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在黨和政府的關心、領導和支持下，我國的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有了很大的進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這些成績主要表現在：相對獨立的宗教學學科體系開始建立，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機構和研究隊伍不斷擴大，青年人才的培養迅猛發展，科研成果大量湧現，科研水平不斷提高，尤以佛教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最爲突出。據不完全統計，僅1996－1998年的3年間，我國國內各種報刊雜志發表的關于佛教研究的文章共計3300余篇，出版的各類佛教著作近400種，平均每年發表的研究成果相當于建國初至文革前的總和。在加強理論研究的同時，宗教學術界對現實宗教問題作了一些調查研究工作，運用宗教學理論知識對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僞宗教和非法宗教現象作了較爲深入的揭露和批判，爲黨和政府製訂宗教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咨詢服務，爲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我國目前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中所存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投入力度不夠，學科建製殘缺；研究領域狹窄，薄弱環節甚多；就佛教研究而言，我國學術界對作爲中國佛教源頭的印度佛教的研究還相當薄弱，迄今爲止還沒有撰寫出一部完整系統的印度佛教通史，對印度佛教發展史上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諸流派的曆史、教義和製度的專題研究也不是很多，對南傳佛教更沒有展開深入系統的研究。在中國佛教的研究方面，我們對漢語系佛教研究投入的力量較大，取得的成果也較多，但是對在我國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藏語系佛教和巴利語系佛教的研究則相對薄弱。即使就漢語系佛教研究而言，我們也多偏重于對隋唐以前的佛教進行研究，對宋、元、明、清以及近現代佛教的研究相對不足。另外，對佛教倫理、佛教藝術等跨學科的專題研究及對儒、釋、道叁教關系的綜合研究，也有待進一步加強。研究方法單一，表述方式呆板；科研體製陳舊，技術手段落後，總之，我國現代意義上的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尚處在起步階段需要在新世紀加以解決。

　　學者們認爲，在新世紀之初，我國的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應著重做好以下工作：正確處理基礎研究和現實研究的關系，以基礎研究爲依托，以現實研究爲標矢，在進一步加強基礎研究的同時，重視對現實宗教問題的調查研究工作，努力在基礎研究和現實研究這兩個方面都取得新的突破和進展。正確處理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的關系，除了繼續做好各宗教專史和宗教通史的研究之外，某些宗教研究將會告別概論性時代，而深入到某一面、某個點、某些個案的研究，努力促使宗教研究向更廣、更深的領域發展。健全宗教學學科體系，加強中國宗教學各分支學科之間、各宗教研究之間、以及宗教研究與其他學科研究之間的橫向交流和溝通，促進跨學科研究和各相關學科之間的整合。加強海內外學者、教內外學者之間的溝通、交流與對話，開辟資源共享、信息互通、學派共存的新局面，在保持各自學術特色及學術走向的同時，在學術規範上達成某種必要的學術共識，在研究方法上實現優勢互補之效。

　　“法尊法師學術思想研討會” 5月12至14日在佛教聖地五臺山舉行，由山西省佛教協會主辦，五臺山佛教協會、五臺山廣宗寺承辦。參會學者與中國佛學院師生共200余人。代表圍繞法尊法師愛國愛教、培養僧才、矢志翻譯、溝通漢藏文化以及匡僞扶正、破除邪教等方面，進行了座談。會議收到論文17篇。惟賢法師追憶了法尊法師30年代主理漢藏教理院的情形。指出法尊法師注重僧才培養，特別強調嚴持戒律，他“給學生講宗喀巴大師著述的《比丘學處》，又于每半月在大殿爲學生誦比丘戒，規定每天晚殿過程中，全體學生要坐半個小時禅，以收斂散亂的身心，培養定力，有利修學”。從此漢院增進了道風，學生從德學並重方面發展，培養人才取得了顯著成績。認爲法尊法師一生“最突出的貢獻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把藏傳佛教文獻中很多重要經典譯成漢文，介紹到內地；一是協助太虛法師振興中國佛教，特別是主持漢藏教理院培養現代僧才”。他的著作被學術界看作是介紹西藏佛教最受歡迎和值得信賴的成果。王堯教授講述了法尊法師對漢藏文化交流的獨特貢獻，並附法尊法師親筆信複印件。根通法師強調繼承和發揚法尊法師愛國愛教的精神，從重視佛教翻譯工作、培育僧才，以及當前弘揚正法，去僞匡正方面等論述了紀念法尊法師在目前佛教建設中的重大意義。靜波說，回顧法尊法師的人生足迹及佛法上的真知灼見，對于國家和社會的安定，對于佛教的正本清源，都極具現實意義。圓持法師認爲法尊法師對太虛大師倡導的人間佛教不但積極追隨，而且于思想和實踐上還有新的發展。如果將1991年初中央提出的“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要求，與法尊老法師的佛教“適應新興社會”的思想相比較，在我們贊歎他遠見卓識的同時，也就易于理解中央要求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了。楊德能說漢傳佛教自法尊法師以後才開始真實地、全面地了解藏傳佛教。黃明信指出法尊法師是第一位把《現觀莊嚴論》、《入中論》、《釋量論》翻譯出來的人。王新從“愛國與愛教”、“持戒與修道”、“學法與教育”、“獻身佛教畢命譯業”四個方面詳盡地評述了法尊法師的品性、行持以及教書育人、翻譯經籍的貢獻。黃夏年認爲法尊法師對藏傳佛教各派的研究，“在今天看來也是富有極其重要的啓示意義。當前我國的藏傳佛教研究繁榮，取得了不少的可喜成果，但是這些成果多是從曆史上去梳理，真正從思想理論上來分析藏傳佛教各派的思想特點，仍然並不是很多。法尊法師是這方面的先行者，深刻地影響了後人”。法尊法師對當代漢地佛教的命運也表現出極大的關注，通過研究藏傳佛教，指出了中國漢地佛教的缺陷是因爲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即理論上太玄虛，而修行又不行，特別是戒律的寬滯，由是造成了佛教的衰頹，佛法不興，並提出具體的改進意見。吳竹林認爲法尊法師的教育理念，一是振興佛教的關鍵是培養人才，二是培養人才必須走學院式教育的道路，叁是培養人才必須走全面發展的道路，四是佛學教育必須走適應于社會的道路。代表們強調，今天召開爲紀念溝通漢藏文化作出巨大貢獻的法尊法師學術研討會，既有深遠的曆史意義和學術價值，也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尤其在當前，學術界和宗教界更應弘揚正法，破除邪教；維護統一，反對分裂。緬懷紀念法尊法師，是對法師身上所體現出的精神和人格的敬仰。他的著作、思想、智慧、精神永遠留在世間，激勵著後人爲住持正法、弘傳佛教而精進不懈。

　　“唐宋的佛教與社會——寺院財富與世俗供養”國際學術研討會 6月28日在北京大學交流中心隆重召開，由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美國西北大學美術史系、中國敦煌研究院合作舉辦。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榮新江教授和美國西北大學胡素馨(Sarah E. Fraser)教授主持。來自美國、法國、加拿大、日本、港臺地區和大陸兄弟院校的近40位學術界學者參會。著名考古學家宿白教授作了主題報告。臺灣學者柯嘉豪(John Kieschnick)認爲中國佛教對物質文化的最根本的態度是“莊嚴具足”，並強調研究佛教經典和佛教思想必須注重佛教的物質觀。評議者指出，“少欲知足”和“莊嚴具足”中的兩個“足”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佛教徒爲了修行，必須抛棄物質享受，但出家後又需要世俗的供養，才能維持生存，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張力”，如何解決這一矛盾，是佛教自始至終要面對的兩難境地。因此對苦行、財富的態度，僅引用的一些早期的經典，存在著年代問題，因爲原始佛教對財富的態度，恐怕我們今天很難根據後來的經典來推測。加拿大學者盛余韻(Angela Sheng)揭示了刺繡作品及其技術發展與功德之間的關系；美國學者羅漢(Norman Rothschild)提出白鐵余起義作爲一場農民運動，是和當地的佛教反抗傳統以及民間流行的啓示錄式信仰分不開的，同時和稽胡勢力與政治中心的矛盾也是分不開的。中國學者郝春文通過對敦煌文書的深入研究，認爲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過的不是集體生活。他們中有相當數量是住在寺外，住在寺內者也都是過著個體生活。學者認爲，這涉及到了一個極爲關鍵的課題：如何看待世俗性與宗教性的區別與共存？質疑敦煌文書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實際狀況，並提出尼雅出土文獻所展示的僧人住家現象，是否和敦煌有關聯？馬世長認爲大足石窟大佛灣第15號龛和小佛灣第3號《父龛母恩重經》變相圖，實際上應該是《報父母恩重經》變相圖。進而指出疑僞經及其相關材料，對研究佛教在中國本土化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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