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積極主動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充分發揮其應有的社會功能。只要中國佛教高舉“人間佛教”的旗幟，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社會，立足國內，在21世紀世界與中國的大舞臺上是可以大有作爲的，也極有可能成爲21世紀全球佛教的基本模式。
代表們認爲，21世紀人類的發展，必須在建設科學的同時，加強道德建設。江澤民主席不失時機地提出“以德治國”的口號，實在是適時適機的明策。而在這個綱領之下，倡導人心淨化，提升人格的佛教與其它一切向善的宗教一樣，承擔著不可推诿的責任，尤其是佛教一貫提倡的“上報四重恩，下濟叁途苦”更要將淨化人心道德，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視爲佛教徒天然的使命。有學者說，佛教是人本的，教人要珍惜人生。人的道德是建立在人類慚愧心，也就羞恥心的基礎上的，遵行道德是立足于人自身身份的需要。因果思想揭示了自利與利他的統一性。佛教道德也是社會道德的一個組成部分，主要體現在佛教的五戒四攝中。報恩精神是佛教道德的核心，普渡衆生是歸宿點，基本內涵是十善。佛教道德的立足點在人間，在現世，不排除個人利益，而是肯定個人利益。發掘和繼承佛教倫理中有現代價值的成分，不僅對于建設“人間佛教”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各宗教間的對話與交流，對于有神論與無神論的對話與交流，對于推進佛教適應社會主義製度，都會起到重大作用。當前我們尚處于社會主義階段，作爲中國傳統文化一部分的佛教教義思想在一部分信教群衆中仍有一定的影響，佛教的道德說教在一定的社會領域內還發揮著作用。所以在新世紀中，如何發揮佛教倫理道德學說中的積極因素，使佛教倫理學說在新的社會條件下起到積極的作用，能夠促進社會的道德文明建設，是中國佛教面臨的一個新課題。
代表指出，必須重視發掘佛教醫學養生思想之菁華，將博大精深的佛醫理法融于社會，服務于人生。雖然，僅憑佛教，不可能解決當代的生態危機，但是，佛教卻可以爲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一劑苦口的良藥和清涼劑。代表認爲21世紀的佛教研究，首先是“佛教的研究仍處于上升的時期”，佛教的研究會朝著健康和擴大的方向運作，而且還可能再會出現一個高潮。其次是佛教研究人才的配置與分布將會更爲合理。未來的佛教研究機構或團體也會不斷地湧出。利用民間經濟的實力來促進佛教的研究應該成爲未來佛教研究經費來源的一個重要渠道之一。未來的佛教研究將會出現多層次、內容廣、有深度、精細化這樣幾個特點。只要中國學者發揮傳統的研究優勢，對未來中國佛教研究與世界佛教研究的接軌勢在必然。由于佛教在中國當代社會的契理契機的現實需要，將會推動當代佛教研究的進展，與社會現實有關的各種現實性研究和對策性的討論，將成爲未來中國佛教研究的一大特色。
“少林寺與中國律宗學術研討會” 10月19日至21日在河南省登封縣舉行，來自國內20余個省市60多個單位，其中高等學校18所，社會科學管理機構18個，寺院6所的代表共120多人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44篇。大家一致認爲，少林寺對于律宗的開創與繁榮貢獻很大，特別是曾任少林寺住持的慧光法師一系，對律學的弘揚和律宗的建立作用尤巨。慧光是當時佛教的領袖，在律學、教理和禅學方面都的很高的成就，但他在後世的名聲與地位和他的貢獻很不相稱，加強對達摩前少林寺的研究，充分展示跋陀、慧光一系列對律宗的貢獻，應當是今後律宗研究的重要課題。學者認爲，佛教戒律基本原則與儒家核心觀念之間存在相當多的契合之處，最突出者就是主體化與生活化。作爲本土主流文化代表的儒家思想所具有的話語霸權，也促使佛教從初傳時的必然到其後的主動向儒家靠攏，最終形成與印度佛教有所不同的“中國化佛教”。南山律在義理上以《四分》會通大乘，符合了唐代社會本有的“中道”思想，協調了佛道的沖突，合乎學人對大乘佛教圓融無礙的接受。將《高僧傳》、《唐高僧傳》、《宋高僧傳》叁書的明律傳論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可以說是一部短短的中土戒律史。其中《高僧傳》以《十誦》爲其重心，《唐傳》與《宋傳》則較偏重四分。《高僧傳》將以戒定慧爲本提得最爲突出，《唐傳》與《宋傳》先是強調戒定慧之間叁者是一的辯證關系，然後再點出戒律的作用，從而更多地顯示出大乘哲學對其影響。《高僧傳》還強調大乘菩薩戒的重要性。《宋傳》則重視戒律的傳授之道。此外，叁僧傳的論中都夾雜著儒家的禮製思想。自始至終都將儒家的禮法來對照佛教的戒律，無形中使儒家的禮法精神成了整合佛教戒律的指南。大家一致肯定道宣作爲中國律宗實際創始者的曆史地位。學者指出，通過對各種文獻的疏理，定本《四分律》。時間大約應在弘始十二年至十四年(410-412)之間，卷數有四十、四十四、四十五、六十、六十一等開合的不同，而以六十卷的分法爲定型。道宣將忏梅分爲理忏、事忏、律忏，但是他更強調律忏，強烈地表現一位律師護教的精神。而作爲道宣的同戒道世，只是強調理忏與事忏。學者們肯定禅宗適應時代的要求革新戒律的貢獻，但也對由此伴生的律學與律宗的衰退微表示擔心。有人說淪爲官禅使得北宗的戒律改革走向了另一條道路，是戒禅合一、化禅爲律的結果。但是，慧能一系的南宗繼續保持了禅宗的風格與精神，並將革命引向深入，提出了更具廣泛的適應性的無相戒。慧能禅宗越往後發展，以往戒律對于南宗門人就越來越來越喪失拘束的作用。禅門蕩滌戒律的另一面，則是重新收拾自家戒規，這種重新工作，是由百丈懷海完成的。往後的中土叢林社會中，清規的理念落實于現實生活的程度已不便一概而論，而違背百丈創製自家規戒、整肅修道德業、悉心窮究佛道的本旨，使清規理念繁瑣異化、叢林生活惡化的現象卻無法讓人視而不見。透過這類現象，我們也許會找到中土戒律思想變革的內在動因，諸如“六祖革命”中的無相戒法，明末叢林惡化情境中的律學中等等。專家指出，傳統清規的研究基本是局部的，缺乏宏觀的視野和必要的深度。這種研究對搜集曆史材料、理清曆史脈絡有一定的作用，但對說明“問題”缺乏必要的創建。清規及對清規的研究都是中華民族曆史文化史的一部分，應當把它們放在中國大曆史的框架中去看待，同時，“清規”還包含了單純的哲學研究所無法包含的方面，對這些方面的進一步剖析，有利于對“清規”的理解和對“清規”的研究進一步展開。這種研究方法可望成爲對“清規”研究的新起點，也可能爲禅宗史的研究開出另一生面。也有人對一些個案作了具體而詳盡的研究，如湖南律學發展史，沩山道場興隆鼎盛的原因，明代如磬律師中興律宗的貢獻，現存的阿吒力經典中的“授菩提心戒儀”，當據爲澄觀撰《受菩提心戒儀》改編而成，等等。會議強調，中國佛教在戒律的根本精神指導下，凡是能因時因地持守戒律的教團，其流傳的時間就比較長，社會影響也比較大。切實勤修叁學，加強信仰建設，重揚律學，實現嚴肅道風，精嚴戒行之目標等，正是當代佛教提高自身素質的必由之路。佛教界“出一大批佛學大師”，是審時度勢的莊嚴號召。這就要求僧尼成爲社會德行的終身志願者和特種示範者。寺、廟、庵成爲社會德化的一個重要據點和陣地。同時佛協組織也要成爲社會德教的一個重要樞紐。總之，這次會議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專門召開的研討中國律宗的學術會議，具有開創性，其意義和價值不容低估。
“第九次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議” 11月30日至31日在日本京都召開，由日本《中外日報》社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辦，會議的主題是“佛教與中日兩國的曆史和文化”。中日學者共宣讀了10篇論文。中國楊曾文對宋初禅宗正在江浙一帶迅速興起，以主張“識心見性”、自修自悟的教說和獨特的參禅方式吸引了衆多信徒，特別受到越來越多的儒者士大夫的歡迎的情況作了研究，介紹了佛印了元與宋代文人的交往情況，指出了禅宗對他們的影響。日本末木文美士介紹了日本的中國佛教研究的情況。指出日本的中國佛教研究在整個研究體製上一直存在著很大的問題，難以在合理的研究體製的指導規範下不斷地積累紮實的研究成果，而只能依賴于若幹傑出的學術研究領袖的個人努力。 因此有必要吸取以往的經驗教訓，加強研究隊伍的培養和建設。日本近代的佛教研究的源流可分爲兩大類，其一，源于江戶時代僧侶的治學研究方法；其二，源于近代以後由西歐導人的治學研究方法。前者可與中國清朝的考證學媲美，研究成果豐碩。但局限于對梵文經典的研究，只有若幹成果，而漢文佛教經典研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明治時代以後，達到了較高水平；同時批判性研究未能獲得充分發展，但在經典的訓诂注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其中大多成果以既成的宗教信仰爲前提，自由的學術思想發展得極其緩慢。各宗派的學術研究基本上分爲以各宗派自身的教學研究爲內容的“宗乘”；余乘的內容包括俱舍學、唯識學、天臺學、華嚴學等，成爲明治時代以後佛教學研究的一大源流。佛教各宗派于明治時代以後設立的宗辦大學也大多基于上述框架從事研究和教學，其傳統持續至今。這種余乘研究傳統雖然推動了某一特定教學領域的精密研究，但難于全面地認識中國佛教，更何況把握佛教在中國思想史上的位置了。
後者是近代以後由西歐引進的印度學的研究方法，即將梵文(或巴利文)佛教經典與漢文佛教經典加以比較研究，《大正新修大藏經》就是最大的研究成果。此外，基于收集古寫本而成體系這一經驗，開始逐步著手調查日本的古老寺院與收藏的佛教典籍，發掘出許多湮沒于世的有關中國佛教方面的新的曆史資料。不過，單純依靠印度學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完全地把握中國佛教的實質的，而且導致了基于中國…
《2001年中國大陸佛教會議綜述》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