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积极主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只要中国佛教高举“人间佛教”的旗帜，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社会，立足国内，在21世纪世界与中国的大舞台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也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全球佛教的基本模式。
代表们认为，21世纪人类的发展，必须在建设科学的同时，加强道德建设。江泽民主席不失时机地提出“以德治国”的口号，实在是适时适机的明策。而在这个纲领之下，倡导人心净化，提升人格的佛教与其它一切向善的宗教一样，承担着不可推诿的责任，尤其是佛教一贯提倡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更要将净化人心道德，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视为佛教徒天然的使命。有学者说，佛教是人本的，教人要珍惜人生。人的道德是建立在人类惭愧心，也就羞耻心的基础上的，遵行道德是立足于人自身身份的需要。因果思想揭示了自利与利他的统一性。佛教道德也是社会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佛教的五戒四摄中。报恩精神是佛教道德的核心，普渡众生是归宿点，基本内涵是十善。佛教道德的立足点在人间，在现世，不排除个人利益，而是肯定个人利益。发掘和继承佛教伦理中有现代价值的成分，不仅对于建设“人间佛教”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各宗教间的对话与交流，对于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对话与交流，对于推进佛教适应社会主义制度，都会起到重大作用。当前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阶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佛教教义思想在一部分信教群众中仍有一定的影响，佛教的道德说教在一定的社会领域内还发挥着作用。所以在新世纪中，如何发挥佛教伦理道德学说中的积极因素，使佛教伦理学说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起到积极的作用，能够促进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是中国佛教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代表指出，必须重视发掘佛教医学养生思想之菁华，将博大精深的佛医理法融于社会，服务于人生。虽然，仅凭佛教，不可能解决当代的生态危机，但是，佛教却可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剂苦口的良药和清凉剂。代表认为21世纪的佛教研究，首先是“佛教的研究仍处于上升的时期”，佛教的研究会朝着健康和扩大的方向运作，而且还可能再会出现一个高潮。其次是佛教研究人才的配置与分布将会更为合理。未来的佛教研究机构或团体也会不断地涌出。利用民间经济的实力来促进佛教的研究应该成为未来佛教研究经费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之一。未来的佛教研究将会出现多层次、内容广、有深度、精细化这样几个特点。只要中国学者发挥传统的研究优势，对未来中国佛教研究与世界佛教研究的接轨势在必然。由于佛教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契理契机的现实需要，将会推动当代佛教研究的进展，与社会现实有关的各种现实性研究和对策性的讨论，将成为未来中国佛教研究的一大特色。
“少林寺与中国律宗学术研讨会” 10月19日至21日在河南省登封县举行，来自国内20余个省市60多个单位，其中高等学校18所，社会科学管理机构18个，寺院6所的代表共120多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44篇。大家一致认为，少林寺对于律宗的开创与繁荣贡献很大，特别是曾任少林寺住持的慧光法师一系，对律学的弘扬和律宗的建立作用尤巨。慧光是当时佛教的领袖，在律学、教理和禅学方面都的很高的成就，但他在后世的名声与地位和他的贡献很不相称，加强对达摩前少林寺的研究，充分展示跋陀、慧光一系列对律宗的贡献，应当是今后律宗研究的重要课题。学者认为，佛教戒律基本原则与儒家核心观念之间存在相当多的契合之处，最突出者就是主体化与生活化。作为本土主流文化代表的儒家思想所具有的话语霸权，也促使佛教从初传时的必然到其后的主动向儒家靠拢，最终形成与印度佛教有所不同的“中国化佛教”。南山律在义理上以《四分》会通大乘，符合了唐代社会本有的“中道”思想，协调了佛道的冲突，合乎学人对大乘佛教圆融无碍的接受。将《高僧传》、《唐高僧传》、《宋高僧传》三书的明律传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可以说是一部短短的中土戒律史。其中《高僧传》以《十诵》为其重心，《唐传》与《宋传》则较偏重四分。《高僧传》将以戒定慧为本提得最为突出，《唐传》与《宋传》先是强调戒定慧之间三者是一的辩证关系，然后再点出戒律的作用，从而更多地显示出大乘哲学对其影响。《高僧传》还强调大乘菩萨戒的重要性。《宋传》则重视戒律的传授之道。此外，三僧传的论中都夹杂着儒家的礼制思想。自始至终都将儒家的礼法来对照佛教的戒律，无形中使儒家的礼法精神成了整合佛教戒律的指南。大家一致肯定道宣作为中国律宗实际创始者的历史地位。学者指出，通过对各种文献的疏理，定本《四分律》。时间大约应在弘始十二年至十四年(410-412)之间，卷数有四十、四十四、四十五、六十、六十一等开合的不同，而以六十卷的分法为定型。道宣将忏梅分为理忏、事忏、律忏，但是他更强调律忏，强烈地表现一位律师护教的精神。而作为道宣的同戒道世，只是强调理忏与事忏。学者们肯定禅宗适应时代的要求革新戒律的贡献，但也对由此伴生的律学与律宗的衰退微表示担心。有人说沦为官禅使得北宗的戒律改革走向了另一条道路，是戒禅合一、化禅为律的结果。但是，慧能一系的南宗继续保持了禅宗的风格与精神，并将革命引向深入，提出了更具广泛的适应性的无相戒。慧能禅宗越往后发展，以往戒律对于南宗门人就越来越来越丧失拘束的作用。禅门荡涤戒律的另一面，则是重新收拾自家戒规，这种重新工作，是由百丈怀海完成的。往后的中土丛林社会中，清规的理念落实于现实生活的程度已不便一概而论，而违背百丈创制自家规戒、整肃修道德业、悉心穷究佛道的本旨，使清规理念繁琐异化、丛林生活恶化的现象却无法让人视而不见。透过这类现象，我们也许会找到中土戒律思想变革的内在动因，诸如“六祖革命”中的无相戒法，明末丛林恶化情境中的律学中等等。专家指出，传统清规的研究基本是局部的，缺乏宏观的视野和必要的深度。这种研究对搜集历史材料、理清历史脉络有一定的作用，但对说明“问题”缺乏必要的创建。清规及对清规的研究都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史的一部分，应当把它们放在中国大历史的框架中去看待，同时，“清规”还包含了单纯的哲学研究所无法包含的方面，对这些方面的进一步剖析，有利于对“清规”的理解和对“清规”的研究进一步展开。这种研究方法可望成为对“清规”研究的新起点，也可能为禅宗史的研究开出另一生面。也有人对一些个案作了具体而详尽的研究，如湖南律学发展史，沩山道场兴隆鼎盛的原因，明代如磬律师中兴律宗的贡献，现存的阿吒力经典中的“授菩提心戒仪”，当据为澄观撰《受菩提心戒仪》改编而成，等等。会议强调，中国佛教在戒律的根本精神指导下，凡是能因时因地持守戒律的教团，其流传的时间就比较长，社会影响也比较大。切实勤修三学，加强信仰建设，重扬律学，实现严肃道风，精严戒行之目标等，正是当代佛教提高自身素质的必由之路。佛教界“出一大批佛学大师”，是审时度势的庄严号召。这就要求僧尼成为社会德行的终身志愿者和特种示范者。寺、庙、庵成为社会德化的一个重要据点和阵地。同时佛协组织也要成为社会德教的一个重要枢纽。总之，这次会议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专门召开的研讨中国律宗的学术会议，具有开创性，其意义和价值不容低估。
“第九次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 11月30日至31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由日本《中外日报》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会议的主题是“佛教与中日两国的历史和文化”。中日学者共宣读了10篇论文。中国杨曾文对宋初禅宗正在江浙一带迅速兴起，以主张“识心见性”、自修自悟的教说和独特的参禅方式吸引了众多信徒，特别受到越来越多的儒者士大夫的欢迎的情况作了研究，介绍了佛印了元与宋代文人的交往情况，指出了禅宗对他们的影响。日本末木文美士介绍了日本的中国佛教研究的情况。指出日本的中国佛教研究在整个研究体制上一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难以在合理的研究体制的指导规范下不断地积累扎实的研究成果，而只能依赖于若干杰出的学术研究领袖的个人努力。 因此有必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加强研究队伍的培养和建设。日本近代的佛教研究的源流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源于江户时代僧侣的治学研究方法；其二，源于近代以后由西欧导人的治学研究方法。前者可与中国清朝的考证学媲美，研究成果丰硕。但局限于对梵文经典的研究，只有若干成果，而汉文佛教经典研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明治时代以后，达到了较高水平；同时批判性研究未能获得充分发展，但在经典的训诂注释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大多成果以既成的宗教信仰为前提，自由的学术思想发展得极其缓慢。各宗派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分为以各宗派自身的教学研究为内容的“宗乘”；余乘的内容包括俱舍学、唯识学、天台学、华严学等，成为明治时代以后佛教学研究的一大源流。佛教各宗派于明治时代以后设立的宗办大学也大多基于上述框架从事研究和教学，其传统持续至今。这种余乘研究传统虽然推动了某一特定教学领域的精密研究，但难于全面地认识中国佛教，更何况把握佛教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位置了。
后者是近代以后由西欧引进的印度学的研究方法，即将梵文(或巴利文)佛教经典与汉文佛教经典加以比较研究，《大正新修大藏经》就是最大的研究成果。此外，基于收集古写本而成体系这一经验，开始逐步着手调查日本的古老寺院与收藏的佛教典籍，发掘出许多湮没于世的有关中国佛教方面的新的历史资料。不过，单纯依靠印度学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完全地把握中国佛教的实质的，而且导致了基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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