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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国大陆佛教研究综述

  2002年我国大陆佛教研究综述

  编辑:黄夏年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 2002年,我国大陆的佛教研究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术著作出版,二是学术观点的发表,三是学术会议的举行。2002年我国大陆出版佛教研究的书籍共100本左右,本文介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本。佛教研究的论文一直是佛教研究的重要方面,本文就所发表文章也选取几篇对其观点作一个简单介绍。

  关键词:大陆的佛教研究论文

  作者简介: 黄夏年,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文化》主编。

  2002年,我国大陆的佛教研究仍然是繁荣的,按照已有的轨道正常运转。佛学研究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术著作出版,二是学术观点的发表,三是学术会议的举行。因受篇幅的限制,本文仅对前二方面进行介绍,最后一部分内容的情况,请参见笔者已发表的文章。

  一、出版情况介绍

  2002年我国大陆出版佛教研究的书籍共100本左右。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有:赛仓·罗桑华丹著、王世镇译注《藏传佛教格鲁派史略》[1],措如·次朗著、王世镇译注《藏传佛教噶举派史略》[2],太虚著《法相唯识学》[3],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华林》[4]净海著《南传佛教史》[5]普慧著《南朝佛教与文学》[6],黄常伦主编《方外来鸿——近现代高僧致高鹤年居士信函手迹》[7],董平著《天台宗研究》[8],戒幢佛学研究所《戒幢佛学》[9],妙峰主编《曹溪禅研究》[10],吴言生主编《中国禅学》第一卷[11],宋立道著《传统与现代:南传佛教与现代性的调试》[12],刘成有著《近现代居士佛学研究》[13],苏州寒山寺编《寒山寺佛学》[14],尕藏加著《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15],拉巴平措·格勒主编《当代藏学研究的几个问题》[16],方立天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17],朱封鳌著《天台宗史迹考察与典籍研究》[18],高振农著《近现代中国佛教论》[19],黄心川著《东方佛教论》[20],杨曾文著《中国佛教史论》[21],白文固与赵春娥著《中国古代僧尼制度》[22],赖永海主编《禅学研究》(第五辑)[23],闽南佛学院编《闽南佛学》[24]等。

  这一年除了已有的由佛教界出资编纂《华林》[25]和《觉群·学术论文集》[26]出版了第二集外,还新出现了《中国禅学》(柏林寺)、《曹溪禅研究》(南华寺)、《戒幢佛学》(苏州西园寺)、《寒山寺佛学》(苏州寒山寺)、《闽南佛学》(厦门南普陀寺)等读物。此外,这一年召开了佛教学术会议共七次,它们是:中日敦煌学术会议、第三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五台山佛教文化国际学术会议、纪念赤松和尚创建黔灵山弘福寺330周年学术研讨会、“大乘佛教与当代社会”研讨会、曹溪南华禅寺建寺1500周年禅学研讨会、都市寺院与人间佛教研讨会等[27]。

  上述各书有多本是近年来佛教研究的博士论文,涉及了佛教的很多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方立天著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从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脉络来解读、诠释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并采用问题解析体来展现中国佛教哲学的内容。全书分上下两卷,除绪论和结束语外,设五编三十二章。“总论”编论述了佛教哲学的形成、历史演变和思想体系。“人生论”编分别阐述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神不灭论、涅槃观念的演变与发展、对“佛”的涵义的转换与拓展,以及净土观念的类别与转型。“心性论”编是本书的重点,在概述印度佛教心性论的思想后,着重阐明了中国佛教心性论的哲学范畴网络、南北朝时代佛教三大心性论思潮、天台宗的性具善恶说、华严宗的自性清净圆明说、三论、唯识和密诸宗的心性论。本编对禅宗的心性论着墨较多,分别论述了慧能前禅师的心性思想、“坛经”的心净自悟说、荷泽宗的灵知心体说、石头宗的灵源皎洁说、洪洲宗的平常心是道说、临济宗的一念心清净与无事是贵人说。随后还就儒与佛和道与佛心性思想的互动等专题作了论述。“宇宙论”编论述了中国佛教的宇宙结构论、现象论和本体论。最后的“实践论”编也是本书的侧重点之一,分别论述了中国佛教的伦理观、禅修论、直觉论、语言观和真理观。书末附有征引与参考书目、主要人名索引。本书被认为是我国近20年来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的第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具有里程碑意义。朱封鳌的《天台宗史迹考察与典籍研究》[28],对天台宗的著名古刹以及历代天台大师重要的文物、史迹,进行实地考察和探析;对天台宗主要典籍、理论以及法系源流等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根据丰富、多样的实物与资料,作了对比和考证,肯定了很多翔实的史迹,提出了簇新的见地。白文固、赵春娥著《中国古代僧尼名籍制》是目前所见国内外第一部研究僧尼名籍管理制度的专著。全书以僧尼名籍管理作为学术视角,着重讨论了历史上的僧尼公贯、僧尼公度、唐宋金元明几朝的卖度、僧尼的身份性证件管理、敕赐寺院名额、寺院僧尼的赋役负担等问题。所谓僧尼公贯,就是将僧尼名籍簿册控制于官府,这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大特色,是古代户籍管理制度中的一项特有内容,是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在方外人士身上的体现。作者指出,为了达到公贯的目的,封建政府又实行公度,并将私度作为犯法行为而列入国家法典,予以打击。基于上揭原因,国家创行了度牒、戒牒、六念文书等僧尼的身份性证件管理办法,并通过敕赐名额的做法控制寺院的建筑,实行供帐、都籍、寺观花册等簿册,加强对寺庙的管理。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历代政府对社会僧团及寺院的管理办法,填补了宗教社会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尕藏加著《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在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藏文资料和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等综合理论的基础上,对吐蕃佛教的历史沿革及其教法仪轨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宏观描述和微观论证,尤其对佛教最初如何传入并立足于吐蕃、佛教同苯波教之间的排斥与融合、汉地佛教与印度佛教在吐蕃佛教中扮演的角色、吐蕃时期的译经与当时编纂的教法典籍、外籍僧人与本土僧众的组织类型,以及宁玛派与众不同的宗派风格和特异宗教仪轨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统一全面的梳理和研究,使人们对这个派别的总体演化,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此外,黄心川、杨曾文、高振农等人的论文集系作者多年研究佛教的精华,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论文观点介绍

  佛教研究的论文一直是佛教研究的重要方面。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29]认为,中国哲学的现代价值在于,其重要原理日益得到充分阐发,并经创造性诠释后,其作用开始彰显;把佛教哲学思想用于缓解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必将有助于调适人类的生存需要,减少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类的和谐友爱,提升人类的精神素质,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童鹰《从可持续发展看佛教的生态人文主义意识》[30]认为,佛教的哲理、教理、伦理和教制等方面蕴涵有丰富的生态人文主义意识,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种可供开掘、解读和活化的文化资源。方广锠《对下个世纪佛教的几点思考》[31]认为,中国佛教应该紧紧抓住提高佛教僧团素质这一个中心,抓住了这一个中心,就解决了“续佛慧命”问题。中国佛教还应该紧紧抓住推行弘法利生事业,坚持推行慈悲济世事业,抓住这二项事业,就解决了所谓“荷担如来家业”的问题。因此,“一个中心,两项事业”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佛教的重点。孙健灵《佛教经济学论纲》[32],强调佛教经济学既要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佛教活动,并探讨佛教与经济的相互影响,又要以佛学思想来观照经济活动,并寻求对主流经济学可能实现的改造。其主要内容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佛教活动及其经济功能,二是对佛教活动的经济分析及其限度,三是佛教的经济观及对主流经济学“人性假设”的批判。它期望着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拓展与超越,

  也包含着对人类和平共处的向往与追求。冯焕珍《当代中国(佛)教经学研究中的两种佛学观》[33]指出,当代中国佛教经学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佛学观,以欧阳竟无和吕吕瀓为代表的一派所持还原主义的佛学观,以印顺法师为代表的一派所持的包容主义佛学观。这两种佛学观作者虽在很多方面体现出来差异,但是从佛学立场讲,两种佛学观都未能完全反映平等精神。从当代适应性讲,两者亦难以更好地与现代人多元价值观念相协调,因此,将太虚大师提倡的平等主义佛学观确立为佛学研究的基本观念,也许是当代佛教经学研究的恰当选择。李向平《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革命走向”——兼论“人间佛教”思潮的现代性问题》[34]指出,传统佛教向现代佛教形态的转形,本应伴随着中国现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自我完成。然而,由于这一新陈代谢的过程往往为汤武革命的历史重构不断地遮阻,故尔现代佛教形态的获得,无法在社会变迁或社会分化的基础上进行,只能服务于新式国家宗教的再建。从革命佛教到佛教的三大革命,直至自我认同的思想改造等等,不断复制的便是汤武革命的历史的、内在的逻辑。李广良的《佛法与革命——太虚大师的革命思想》[35]认为,太虚尽管是革命思潮的拥护者和积极参与者,但佛家智慧使他充分地看到了外在的、急功近利式的社会政治革命的局限性和虚妄性,他期望的是生命的净化和自由,因为污浊的生命不可能使政治革命带来美好的社会,依靠历史的政治行动来建立最终理想社会的企图是注定要破产的,真正的革命要建立在真正的信仰基础上。但20世纪的大多数中国人对信仰的态度,使他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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