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國大陸佛教研究綜述

　　編輯：黃夏年

　　來源：閩南佛學

　　內容提要： 2002年，我國大陸的佛教研究主要反映在叁個方面，一是學術著作出版，二是學術觀點的發表，叁是學術會議的舉行。2002年我國大陸出版佛教研究的書籍共100本左右，本文介紹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幾本。佛教研究的論文一直是佛教研究的重要方面，本文就所發表文章也選取幾篇對其觀點作一個簡單介紹。

　　關鍵詞：大陸的佛教研究論文

　　作者簡介： 黃夏年，1954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文化》主編。

　　2002年，我國大陸的佛教研究仍然是繁榮的，按照已有的軌道正常運轉。佛學研究主要反映在叁個方面，一是學術著作出版，二是學術觀點的發表，叁是學術會議的舉行。因受篇幅的限製，本文僅對前二方面進行介紹，最後一部分內容的情況，請參見筆者已發表的文章。

　　一、出版情況介紹

　　2002年我國大陸出版佛教研究的書籍共100本左右。其中比較有特色的有：賽倉·羅桑華丹著、王世鎮譯注《藏傳佛教格魯派史略》［1］，措如·次朗著、王世鎮譯注《藏傳佛教噶舉派史略》［2］，太虛著《法相唯識學》［3］，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華林》［4］淨海著《南傳佛教史》［5］普慧著《南朝佛教與文學》［6］，黃常倫主編《方外來鴻——近現代高僧致高鶴年居士信函手迹》［7］，董平著《天臺宗研究》［8］，戒幢佛學研究所《戒幢佛學》［9］，妙峰主編《曹溪禅研究》［10］，吳言生主編《中國禅學》第一卷［11］，宋立道著《傳統與現代：南傳佛教與現代性的調試》［12］，劉成有著《近現代居士佛學研究》［13］，蘇州寒山寺編《寒山寺佛學》［14］，尕藏加著《吐蕃佛教：甯瑪派前史與密宗傳承研究》［15］，拉巴平措·格勒主編《當代藏學研究的幾個問題》［16］，方立天著《中國佛教哲學要義》［17］，朱封鳌著《天臺宗史迹考察與典籍研究》［18］，高振農著《近現代中國佛教論》［19］，黃心川著《東方佛教論》［20］，楊曾文著《中國佛教史論》［21］，白文固與趙春娥著《中國古代僧尼製度》［22］，賴永海主編《禅學研究》(第五輯)［23］，閩南佛學院編《閩南佛學》［24］等。

　　這一年除了已有的由佛教界出資編纂《華林》［25］和《覺群·學術論文集》［26］出版了第二集外，還新出現了《中國禅學》(柏林寺)、《曹溪禅研究》(南華寺)、《戒幢佛學》(蘇州西園寺)、《寒山寺佛學》(蘇州寒山寺)、《閩南佛學》(廈門南普陀寺)等讀物。此外，這一年召開了佛教學術會議共七次，它們是：中日敦煌學術會議、第叁屆中國天臺山文化學術研討會、五臺山佛教文化國際學術會議、紀念赤松和尚創建黔靈山弘福寺330周年學術研討會、“大乘佛教與當代社會”研討會、曹溪南華禅寺建寺1500周年禅學研討會、都市寺院與人間佛教研討會等［27］。

　　上述各書有多本是近年來佛教研究的博士論文，涉及了佛教的很多方面，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方立天著的《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一書，從中國哲學史發展的脈絡來解讀、诠釋中國佛教哲學的思想，並采用問題解析體來展現中國佛教哲學的內容。全書分上下兩卷，除緒論和結束語外，設五編叁十二章。“總論”編論述了佛教哲學的形成、曆史演變和思想體系。“人生論”編分別闡述中國佛教的因果報應論、神不滅論、涅槃觀念的演變與發展、對“佛”的涵義的轉換與拓展，以及淨土觀念的類別與轉型。“心性論”編是本書的重點，在概述印度佛教心性論的思想後，著重闡明了中國佛教心性論的哲學範疇網絡、南北朝時代佛教叁大心性論思潮、天臺宗的性具善惡說、華嚴宗的自性清淨圓明說、叁論、唯識和密諸宗的心性論。本編對禅宗的心性論著墨較多，分別論述了慧能前禅師的心性思想、“壇經”的心淨自悟說、荷澤宗的靈知心體說、石頭宗的靈源皎潔說、洪洲宗的平常心是道說、臨濟宗的一念心清淨與無事是貴人說。隨後還就儒與佛和道與佛心性思想的互動等專題作了論述。“宇宙論”編論述了中國佛教的宇宙結構論、現象論和本體論。最後的“實踐論”編也是本書的側重點之一，分別論述了中國佛教的倫理觀、禅修論、直覺論、語言觀和真理觀。書末附有征引與參考書目、主要人名索引。本書被認爲是我國近20年來研究中國佛教哲學的第一部有影響的著作，具有裏程碑意義。朱封鳌的《天臺宗史迹考察與典籍研究》［28］，對天臺宗的著名古刹以及曆代天臺大師重要的文物、史迹，進行實地考察和探析；對天臺宗主要典籍、理論以及法系源流等作了深入細致的研究。根據豐富、多樣的實物與資料，作了對比和考證，肯定了很多翔實的史迹，提出了簇新的見地。白文固、趙春娥著《中國古代僧尼名籍製》是目前所見國內外第一部研究僧尼名籍管理製度的專著。全書以僧尼名籍管理作爲學術視角，著重討論了曆史上的僧尼公貫、僧尼公度、唐宋金元明幾朝的賣度、僧尼的身份性證件管理、敕賜寺院名額、寺院僧尼的賦役負擔等問題。所謂僧尼公貫，就是將僧尼名籍簿冊控製于官府，這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一大特色，是古代戶籍管理製度中的一項特有內容，是封建人身依附關系在方外人士身上的體現。作者指出，爲了達到公貫的目的，封建政府又實行公度，並將私度作爲犯法行爲而列入國家法典，予以打擊。基于上揭原因，國家創行了度牒、戒牒、六念文書等僧尼的身份性證件管理辦法，並通過敕賜名額的做法控製寺院的建築，實行供帳、都籍、寺觀花冊等簿冊，加強對寺廟的管理。較全面、系統地探討了曆代政府對社會僧團及寺院的管理辦法，填補了宗教社會史研究的一項空白。尕藏加著《吐蕃佛教—甯瑪派前史與密宗傳承研究》，在豐富、翔實的第一手藏文資料和宗教學、文化人類學等綜合理論的基礎上，對吐蕃佛教的曆史沿革及其教法儀軌等諸多方面進行了全方位宏觀描述和微觀論證，尤其對佛教最初如何傳入並立足于吐蕃、佛教同苯波教之間的排斥與融合、漢地佛教與印度佛教在吐蕃佛教中扮演的角色、吐蕃時期的譯經與當時編纂的教法典籍、外籍僧人與本土僧衆的組織類型，以及甯瑪派與衆不同的宗派風格和特異宗教儀軌等問題作了深入探討。統一全面的梳理和研究，使人們對這個派別的總體演化，有一個較爲清晰的認識。此外，黃心川、楊曾文、高振農等人的論文集系作者多年研究佛教的精華，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論文觀點介紹

　　佛教研究的論文一直是佛教研究的重要方面。方立天《中國佛教哲學的現代價值》［29］認爲，中國哲學的現代價值在于，其重要原理日益得到充分闡發，並經創造性诠釋後，其作用開始彰顯；把佛教哲學思想用于緩解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必將有助于調適人類的生存需要，減少人類的痛苦，增進人類的和諧友愛，提升人類的精神素質，進而促進人類社會的和平共處和共同發展。童鷹《從可持續發展看佛教的生態人文主義意識》［30］認爲，佛教的哲理、教理、倫理和教製等方面蘊涵有豐富的生態人文主義意識，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種可供開掘、解讀和活化的文化資源。方廣锠《對下個世紀佛教的幾點思考》［31］認爲，中國佛教應該緊緊抓住提高佛教僧團素質這一個中心，抓住了這一個中心，就解決了“續佛慧命”問題。中國佛教還應該緊緊抓住推行弘法利生事業，堅持推行慈悲濟世事業，抓住這二項事業，就解決了所謂“荷擔如來家業”的問題。因此，“一個中心，兩項事業”應該成爲21世紀中國佛教的重點。孫健靈《佛教經濟學論綱》［32］，強調佛教經濟學既要以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佛教活動，並探討佛教與經濟的相互影響，又要以佛學思想來觀照經濟活動，並尋求對主流經濟學可能實現的改造。其主要內容應包括叁個方面：一是佛教活動及其經濟功能，二是對佛教活動的經濟分析及其限度，叁是佛教的經濟觀及對主流經濟學“人性假設”的批判。它期望著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拓展與超越，

　　也包含著對人類和平共處的向往與追求。馮煥珍《當代中國(佛)教經學研究中的兩種佛學觀》［33］指出，當代中國佛教經學研究中存在著兩種佛學觀，以歐陽竟無和呂呂瀓爲代表的一派所持還原主義的佛學觀，以印順法師爲代表的一派所持的包容主義佛學觀。這兩種佛學觀作者雖在很多方面體現出來差異，但是從佛學立場講，兩種佛學觀都未能完全反映平等精神。從當代適應性講，兩者亦難以更好地與現代人多元價值觀念相協調，因此，將太虛大師提倡的平等主義佛學觀確立爲佛學研究的基本觀念，也許是當代佛教經學研究的恰當選擇。李向平《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的“革命走向”——兼論“人間佛教”思潮的現代性問題》［34］指出，傳統佛教向現代佛教形態的轉形，本應伴隨著中國現代社會的新陳代謝，自我完成。然而，由于這一新陳代謝的過程往往爲湯武革命的曆史重構不斷地遮阻，故爾現代佛教形態的獲得，無法在社會變遷或社會分化的基礎上進行，只能服務于新式國家宗教的再建。從革命佛教到佛教的叁大革命，直至自我認同的思想改造等等，不斷複製的便是湯武革命的曆史的、內在的邏輯。李廣良的《佛法與革命——太虛大師的革命思想》［35］認爲，太虛盡管是革命思潮的擁護者和積極參與者，但佛家智慧使他充分地看到了外在的、急功近利式的社會政治革命的局限性和虛妄性，他期望的是生命的淨化和自由，因爲汙濁的生命不可能使政治革命帶來美好的社會，依靠曆史的政治行動來建立最終理想社會的企圖是注定要破産的，真正的革命要建立在真正的信仰基礎上。但20世紀的大多數中國人對信仰的態度，使他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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