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国大陆佛教会议综述

　　编辑：黄夏年

　　来源：闽南佛学

　　我们已经胜利地走过了2001年，回顾这一年的佛学研究，成果甚丰，生气蓬勃。作为每年的学术活动的主要方面——佛教学术会议，我们在这里欣喜地向大家作一报告，现综述如下：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 1月5－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主办。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教育部社政司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东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共3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的专家学者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五年来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作了认真的回顾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新世纪我国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前景。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领导和支持下，我国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这些成绩主要表现在：相对独立的宗教学学科体系开始建立，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不断扩大，青年人才的培养迅猛发展，科研成果大量涌现，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尤以佛教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最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1998年的3年间，我国国内各种报刊杂志发表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共计3300余篇，出版的各类佛教著作近400种，平均每年发表的研究成果相当于建国初至文革前的总和。在加强理论研究的同时，宗教学术界对现实宗教问题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运用宗教学理论知识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伪宗教和非法宗教现象作了较为深入的揭露和批判，为党和政府制订宗教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咨询服务，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国目前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投入力度不够，学科建制残缺；研究领域狭窄，薄弱环节甚多；就佛教研究而言，我国学术界对作为中国佛教源头的印度佛教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迄今为止还没有撰写出一部完整系统的印度佛教通史，对印度佛教发展史上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诸流派的历史、教义和制度的专题研究也不是很多，对南传佛教更没有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在中国佛教的研究方面，我们对汉语系佛教研究投入的力量较大，取得的成果也较多，但是对在我国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即使就汉语系佛教研究而言，我们也多偏重于对隋唐以前的佛教进行研究，对宋、元、明、清以及近现代佛教的研究相对不足。另外，对佛教伦理、佛教艺术等跨学科的专题研究及对儒、释、道三教关系的综合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方法单一，表述方式呆板；科研体制陈旧，技术手段落后，总之，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需要在新世纪加以解决。

　　学者们认为，在新世纪之初，我国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正确处理基础研究和现实研究的关系，以基础研究为依托，以现实研究为标矢，在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现实宗教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努力在基础研究和现实研究这两个方面都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正确处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关系，除了继续做好各宗教专史和宗教通史的研究之外，某些宗教研究将会告别概论性时代，而深入到某一面、某个点、某些个案的研究，努力促使宗教研究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发展。健全宗教学学科体系，加强中国宗教学各分支学科之间、各宗教研究之间、以及宗教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之间的横向交流和沟通，促进跨学科研究和各相关学科之间的整合。加强海内外学者、教内外学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对话，开辟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学派共存的新局面，在保持各自学术特色及学术走向的同时，在学术规范上达成某种必要的学术共识，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优势互补之效。

　　“法尊法师学术思想研讨会” 5月12至14日在佛教圣地五台山举行，由山西省佛教协会主办，五台山佛教协会、五台山广宗寺承办。参会学者与中国佛学院师生共200余人。代表围绕法尊法师爱国爱教、培养僧才、矢志翻译、沟通汉藏文化以及匡伪扶正、破除邪教等方面，进行了座谈。会议收到论文17篇。惟贤法师追忆了法尊法师30年代主理汉藏教理院的情形。指出法尊法师注重僧才培养，特别强调严持戒律，他“给学生讲宗喀巴大师著述的《比丘学处》，又于每半月在大殿为学生诵比丘戒，规定每天晚殿过程中，全体学生要坐半个小时禅，以收敛散乱的身心，培养定力，有利修学”。从此汉院增进了道风，学生从德学并重方面发展，培养人才取得了显著成绩。认为法尊法师一生“最突出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藏传佛教文献中很多重要经典译成汉文，介绍到内地；一是协助太虚法师振兴中国佛教，特别是主持汉藏教理院培养现代僧才”。他的著作被学术界看作是介绍西藏佛教最受欢迎和值得信赖的成果。王尧教授讲述了法尊法师对汉藏文化交流的独特贡献，并附法尊法师亲笔信复印件。根通法师强调继承和发扬法尊法师爱国爱教的精神，从重视佛教翻译工作、培育僧才，以及当前弘扬正法，去伪匡正方面等论述了纪念法尊法师在目前佛教建设中的重大意义。静波说，回顾法尊法师的人生足迹及佛法上的真知灼见，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对于佛教的正本清源，都极具现实意义。圆持法师认为法尊法师对太虚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不但积极追随，而且于思想和实践上还有新的发展。如果将1991年初中央提出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与法尊老法师的佛教“适应新兴社会”的思想相比较，在我们赞叹他远见卓识的同时，也就易于理解中央要求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了。杨德能说汉传佛教自法尊法师以后才开始真实地、全面地了解藏传佛教。黄明信指出法尊法师是第一位把《现观庄严论》、《入中论》、《释量论》翻译出来的人。王新从“爱国与爱教”、“持戒与修道”、“学法与教育”、“献身佛教毕命译业”四个方面详尽地评述了法尊法师的品性、行持以及教书育人、翻译经籍的贡献。黄夏年认为法尊法师对藏传佛教各派的研究，“在今天看来也是富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当前我国的藏传佛教研究繁荣，取得了不少的可喜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多是从历史上去梳理，真正从思想理论上来分析藏传佛教各派的思想特点，仍然并不是很多。法尊法师是这方面的先行者，深刻地影响了后人”。法尊法师对当代汉地佛教的命运也表现出极大的关注，通过研究藏传佛教，指出了中国汉地佛教的缺陷是因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即理论上太玄虚，而修行又不行，特别是戒律的宽滞，由是造成了佛教的衰颓，佛法不兴，并提出具体的改进意见。吴竹林认为法尊法师的教育理念，一是振兴佛教的关键是培养人才，二是培养人才必须走学院式教育的道路，三是培养人才必须走全面发展的道路，四是佛学教育必须走适应于社会的道路。代表们强调，今天召开为纪念沟通汉藏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法尊法师学术研讨会，既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在当前，学术界和宗教界更应弘扬正法，破除邪教；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缅怀纪念法尊法师，是对法师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和人格的敬仰。他的著作、思想、智慧、精神永远留在世间，激励着后人为住持正法、弘传佛教而精进不懈。

　　“唐宋的佛教与社会——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 6月28日在北京大学交流中心隆重召开，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美国西北大学美术史系、中国敦煌研究院合作举办。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和美国西北大学胡素馨(Sarah E. Fraser)教授主持。来自美国、法国、加拿大、日本、港台地区和大陆兄弟院校的近40位学术界学者参会。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教授作了主题报告。台湾学者柯嘉豪(John Kieschnick)认为中国佛教对物质文化的最根本的态度是“庄严具足”，并强调研究佛教经典和佛教思想必须注重佛教的物质观。评议者指出，“少欲知足”和“庄严具足”中的两个“足”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佛教徒为了修行，必须抛弃物质享受，但出家后又需要世俗的供养，才能维持生存，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张力”，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是佛教自始至终要面对的两难境地。因此对苦行、财富的态度，仅引用的一些早期的经典，存在着年代问题，因为原始佛教对财富的态度，恐怕我们今天很难根据后来的经典来推测。加拿大学者盛余韵(Angela Sheng)揭示了刺绣作品及其技术发展与功德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罗汉(Norman Rothschild)提出白铁余起义作为一场农民运动，是和当地的佛教反抗传统以及民间流行的启示录式信仰分不开的，同时和稽胡势力与政治中心的矛盾也是分不开的。中国学者郝春文通过对敦煌文书的深入研究，认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过的不是集体生活。他们中有相当数量是住在寺外，住在寺内者也都是过着个体生活。学者认为，这涉及到了一个极为关键的课题：如何看待世俗性与宗教性的区别与共存？质疑敦煌文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状况，并提出尼雅出土文献所展示的僧人住家现象，是否和敦煌有关联？马世长认为大足石窟大佛湾第15号龛和小佛湾第3号《父龛母恩重经》变相图，实际上应该是《报父母恩重经》变相图。进而指出疑伪经及其相关材料，对研究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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